他是李光耀。如果世界上能多产生几个有他般远见卓识、务实勤廉的政治家，世界一定会变得安定很多。他将一个没有任何资源与人口优势的港口，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明星，他像一个保姆一样打理这个城市的每片花草，同时像一个精神领袖一样在世界舞台左右逢源。

上上周，我见到提北京共识的雷默，我问他对新加坡的看法，他大概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是不了解新加坡。如果说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发酵品，那么新加坡模式、亚洲价值观则是北京共识的前身。可它不是出现于一个大国，而是一个弹丸小国。她强硬而结实，知道自己的核心利益，保持自己的品格和特色。

他大举对西方媒体叫板，抓记者，减少办刊的发行数额。他对工会头子动手，保护投资者利益。他让每个人都有房子住，有资产。他让不同族裔的混居在一起。如果说新加坡有什么模式的话，那就是有一个人，李光耀。在他的书中处处提到人力资源的重要，他推动英语教学，全民说英语，然后又放开汉语。他看日本时，首先看到的是精英的培养模式没死。

这本书大概可以让一个小国总统拿去作治国的葵花宝典，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学得来。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是他的小学生。中国学习他们发展基础设施，引进头子，中国学习他们严格的城市管理模式，制造城市的清洁和秩序。李光耀说，中国有一种对于混乱的恐惧。用中国话来说，乱怕了。中国领导也许在这里找到世界上最知心的朋友，他从来不会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放在眼里。

中国学不来的原因，除了人口与国土面积不可比之外，还在于利益的纠葛。当政治家没有超脱的眼光，他们便在利益纠葛中死去。正如苏哈诺，他带领印尼起飞，却死在起飞的印尼手里。这本传记中有生动的记叙，李光耀看到苏的子女们突然个个珠光宝气。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他更归纳为技术原因，即金融体系的管制。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它不仅仅是一本小国治理的书，而且是一个30多年不倒的政坛领袖的世界观察。我突然想到一个人，香港的末任港督彭定康，他的书中记叙了与中国打交道，从英国看美国、看欧洲、看世界的眼睛，让人豁然开朗。而在这本书里，李光耀，这个小国领袖如何在大世界、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游泳，他游得漂亮。

他先是试图说服英国不要撤军，后来他说服美国人去投资，说服美国人继续在东南保留力量。这都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要数他与邻国或地区的关系，他谨慎地处于与马来西亚、印尼的关系，他让东南亚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对抗强大的、疯狂的中国，这些共产份子一直是所有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心病。

在他所有的外交哲学中，平衡是首要的，只要大国不打起来，小国就有饭吃。他一再富有远见地推动地区力量的平衡，让苏联、美国和中国谁也别想插足于本国，当然其实初期他是想有保护伞的，希望英军不要走。滑稽的是，后来他们找到台湾人帮忙，借场地训练军队。大国一旦打起来，小国就面临站队的问题，飘在南海上的红丝带被他成为亚洲的普鲁士，但仍然他是亚洲的小国，他却站错了队，结果引来祸害，美国，中国先后给予他颜色，他也不得不最后在柬埔寨抽身。

世界未来走向何处，谁也无法预料，各种危机与问题总是接踵而至。他顺势而为，选择了在最好的时候退下。可以想象，他带给世界的遗产将长久地影响着后来者。

（注，请读港版或台版）

大学的“电话营销”

作为一所本科院校，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招生老师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挨个问报考的学生们，你到底会不会来？虽然过程颇有讨价还价的意思，但现实确实如此。
这是一个新的政策，面对正在减少的生源和不断攀升的录取率，湖北省的部分高校近年招生时采取了电话确认的办法，“确认来读，我们才录取你，否则就把档案退回去。”
黄冈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学校，属于湖北省第二批本科录取的院校，为了确保生源，招生老师要挨个打四千多个电话给准录取的学生。
不过接通电话的学生并非个个都喜出望外，有些人是没听明白就挂掉电话。招生老师不得不再三拨打电话：“你不要激动，我们不是招生骗子，我们是黄冈师范学院……”
会有不少学生听闻之后开始犹豫，招生老师们不得不约好时间，再给考生打电话。如果这次对方明确答复不愿来，他们就会换一部录音电话打过去，把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
“我们会对放弃的考生进行电话录音，免得考生反悔了还说学校录取不公正。”黄冈师范学院招生与就业处处长杨凯说。
对于习惯了坐等的很多正规二批本科院校来说，生源下降的现实正让生源战陡然加剧，他们不得不将宣传战前移，直接和考生交流。几年前的好日子看起来已经是终结了——当初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报到率”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有学校采取了诸如要求接到通知书后提前汇款缴纳床位预定费的办法，还有些院校以“早报到可以调剂专业”为由吸引学生尽早到学校报到。
不过，像黄冈师范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还不算是“艰难”，比他们录取批次更低的三本及高职院校，招生大战已经完全白热化。对独立学院来说，从兴起到今天的招生艰难，只不过是十来年的光景。
一名招生人员说，今年的招生，他们学校采取了院系“承包制”，每个或几个学院承包一个地区。在襄樊，激烈的竞争之下，两个学校的招生人员打了起来。
据湖北省内媒体报道，该省每年都有10%的录取新生没有出现在大学里。他们主要是被独立院校和高职高专录取的考生。一些省份还公布了录取却未报到的考生总数，甘肃省2009年的数据是有一万五千人，这一数字是2007年的3倍。
与低端学校抢生源、提高报到率不同的是，重点大学则是在抢优质生源——生源总数减少，优质生源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名牌、重点大学必须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各地的“掐尖战”甚至丝毫不亚于低端院校的生源战。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真正开始生源大战的是名牌大学，近几年名牌大学的各种培优班，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竞争日益激烈。

未来高考录取率100%？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上述种种表现都跟一个现象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开始显现，并将在未来几年越来越重：高考生源下降。
转折点是2009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比上年减少了3.8%，约40万人。超过一半的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在减少，一些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一成。而到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了74万——这次，在全国的版图上，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而此前几年，高考报名学生一直狂飙突进。
以教育大省湖北省为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下降2.7万人，而录取人数则增加1.41万，大学录取率达到65%。而且今年湖北省初中毕业生人数比去年骤减9.4万，这意味着3年之后高考人数将面临急剧下降。
湖北还算好的，在北京，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是8万，与去年相比下降了20％，湖南今年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了近10万之多，降幅也近两成。今年高考许多省份高考录取比率均超过80%，而全国大学录取人数仍然在持续增加。
但这并不代表到此为止，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山东省考生总量将从2008年的78万下降到50万左右。而山东2009年的招生计划是52万人，也就是说，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山东也恐将面临没有学生可招的窘境。
以至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曾对当地媒体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山东高考录取人数将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基本相当。
如此背景下，今年以来，新现象陆续出现。比如来自北京和东部的高校挺进甘肃“抢生源”，而甘肃，就是去年高考报名人数没有下降的几个省份之一。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名校比如南开大学，开始考虑在西部地区一些专业上的调整，增加金融和工商等热门专业。在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是握有招生自主权的发达地区的高校，因为本地生源的下降，开始有意识地将优势招生计划调整给西部。
在北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降低了超过10%的在京招生计划，但因为北京生源下降更快，在京的录取率却在提高；在上海，如复旦大学等部属重点院校，纷纷减少了在沪招生名额。复旦大学2009年，上海生源占34%，而今年低于了30%，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本市生源逐年减少。此前，因为本地生源偏高，复旦被戏称为“阿拉复旦”。
地区之间的生源壁垒开始松动，如教育部的难题——要求部属高校本地生源不高于30%的难题，可能就此迎刃而解——本地生源迅速下降，让这些高校不得不向外埠敞开大门。
另一些事关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的变化，也在过去两个生源下降的夏天，相继进入基础教育的视野。
基础教育阶段，北京中小学今年开始取消了户籍限制，“本地生源减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外地孩子才有空间。”北京的一位教育官员直言不讳。这个多年的难题，在北京生源下降的背景下也得以解决。上述情况也符合上海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周纪平在上海的观察。
供需关系、买卖市场，当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教育，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刘林相信，中国已经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拐点，“大浪已在前方，目力可及的范围内”。

只是因为适龄人口的减少？
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农村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对于高考的生源下降，几乎所有受访的教育官员都语气平静地对外界解释：因为适龄人口在减少。教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复也很简单：每年高考报名人数的波动与高三毕业生人数呈正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分析说，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1980年代初到了生育年龄，这造就了上一波人口峰值。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政策收紧，人口自然下降，也就是现在正在参加高考的这批人。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眼下的人口变化已经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相关报告正在调研。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按照杨东平等教育专家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一种或几种社会和制度因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许，几年来正发生变化”。
相关研究显示，在生源下降的同时，高中的教育资源正在呈现强者愈强的局面，而处于弱势的高中和高中的学生，则正面临被“挤出”高考的境地。
武汉市郊黄陂区的第五中学，校门隐身于小巷之中。校长陈东（化名）坐在操场边的板凳上，喃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三年，最多五年，这个学校也会被撤掉。”这所学校的学生中以家境不好或成绩差者居多，而全区初中毕业生明年要减少3000人。
当地的重点高中是第一中学，那里聚集了所有的好学生和教师，自然也成为教育资金侧重之地，高中招生仍在扩大。教育资源的急遽分化，在那个比较差的五中，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图景：每年都有六七十个学生弃考，另有一些高一高二学生中途直接去打工、当兵。
有一位学生上了三本线，向陈东咨询。他毫不犹豫地让她放弃，“毕业出来你能拿多少钱一个月，要多长时间才能还得起贷款？”对于这所中学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考上高职或三本院校是个比较实际的目标，但是这些学校却是学费最贵的，以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根本读不起，所以，有学生干脆直接放弃报名考试也就不足为怪。
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注：应届高中毕业生未报名参加高考）曾引发广泛讨论，教育学家发表了多种观点，但官方并未做出实证性区分。国家基础教育界元老、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非常希望能对弃考原因做一个详尽的调查，“这是一件大事”。
而全国综合教育类“核心期刊”《教学与管理》杂志上的一篇名为《高考报考人数回落现象的审视》的论文认为，在弃考生中，农村学生占较大比例。上述论文说：从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人，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畸高的大学学费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上述论文认为，与此同时，“落后的教育教学条件，使得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步履维艰，在大学招考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重视综合素质的条件下，农村学生显然是处于劣势的。这使农村孩子一方面离重点大学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则在上学与就业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上述论文说，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什么高校将被抛弃
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高校十年大跃进后成倍翻番的招生规模，一方面是之前慢慢传导现在突然表现出来的高考生源迅速减少。那么，高校真的正在面临过剩危机吗？
而就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对于录取批次靠前的高校，还未到生源危机的程度，而对于录取批次较低的高校，生源压力越来越明显，有些学校甚至面临破产的危机。
所谓过剩，当下更多地集中在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低下的一些独立学院，这些院校，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是过去十年高校大扩张中扩张出来的“劣质资源”——如今，当生源下降的时候，一些人才发现自己在裸泳。
此前，诞生在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独立学院曾被誉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典范，2003年是独立学院发展的转折之年，教育部出台8号令，正式承认独立学院的办学形式。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25日，全国独立学院数量达到了322所。
然而，外界对它的批评从未停止。与公办大学不同，独立学院有更强烈的逐利冲动，生源是维系其生存的命脉；与纯民办大学的差别在于，独立学院又打着公办大学的旗帜招生，但双方在办学方式和理念上往往又不一致。
西安一所独立学院的院长讲述了这一行业的办学之道，“核心是营销”。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招来学生，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没有一个规模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位院长计算的维持运营的最低规模是7000人。生源就是核心，没有一定规模的学生就意味着投资不能回收，学校不能运转。
而当时，大多数匆匆创办的独立学院根本没有完备的师资力量，教师的年龄呈现“两头多”的情形：一头是退休的教师，另一头是兼职带课的博士、硕士。
但在高校大扩张的背景下，对急需资金的独立学院来说，面对充足的生源，动用各种手段招到更多的学生，远比提高教学质量来得更直接，也更急迫。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虽然从来没有说过独立学院自主招生，但是实际上却相当自主。”独立学院的民办投资人往往与中介保持良好的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像兄弟一样，平起平坐”。
那时全国各地招生领域的乱象丛生，如当年轰动武汉的“8·28”特大招生诈骗案，一位招生中介参与其中。他向华中师范大学影视工程学院招生处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批发100个录取通知书，一天内售罄，因为当时市场价是2.8万，他只卖2.1万。第二天他提着现金补满了100万，并想再批发一些，对方告诉他可以再给他800个，他吓一跳，嘀咕了一下：你华师招这么多人，有没有这么多教室？
后来，他才发现，市场上这种通知书已经几乎是“无限供给”，他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价格降得更低，他和招生人员讨价还价后，每份价格降低了3000元。
在那段生源充沛的年月，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超过了教育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学生毕业时才发现骗局，于是砸教室表达不满，教育部门为了平息事件，开始追认这些计划外生源的学位和学历。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主管部门的整顿，2008年2月，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发布后，独立学院进入了严肃整顿时期，教育部在今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开始对某些独立学院“亮起了红牌”——暂停招生。
此时，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由于各地表现并不一致，变化大多呈现于局部，因此一些声音属于预测性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就悲观地预测说，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破产将不会遥远。如果不能提高办学质量，只看短期投资回报，“红牌罚下，是他们（独立学院）的必然命运。”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说。
事实上，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风向和压力已经波及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二本院校、湖南吉首大学招生办老师廖金香承认，二本院校“还没到吃不饱的程度”，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心。二本之间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吉首大学的新做法是：跻身湖南省教育博览会，并史上第一次在湖南省教育电视台宣传自身。
高校面临的压力，在许多教育学家看来，是利好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为之兴奋，“这对中国教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以往拒绝教育改革的理由是投入不足，卖方市场，而今不同了。”
那个契机是怎样在高等教育的现有格局中展开，而今仍不明朗。不过，它总会在生源持续下降的未来几年里的某天出现。
(谭翊飞 朝格图 马晓莉 寇爱哲 )

     这样说并非奉承，而是一篇篇让我思维兴奋的阅读中感悟而来，他迎刃而解了我许多问题，帮我梳理了我的判断，但是它也带领走进了一个一个新问题，让人既有得到新知识的喜悦，又有对知识无穷而个体渺小的惆怅。
    对一个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人来说，找到一本好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我曾经为了远离肤浅，而试图寻找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期刊，比如政治学研究等等，我却发现在敏感词的敏感词中，哪有什么研究可言？！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暴力，当词汇被污染或控制之后，研究者的研究者便要从火星文寻找资源，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更是如此。即使我能找到一部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刊物，如社会学研究，它是一本高水平的刊物，但却无法找到中国问题的全景。这本书的优秀之处在于不仅仅在每个领域都用最简短语言的精准论述，而且聚纳之广，让人赞叹。
    我还试图通过深入报道，尤其是西方媒体寻找解读中国问题的钥匙，但我仍然发现，西方媒体的报道就如中国媒体一样，它存在着浮躁，存在着集体的无意识，存在重媒体人自身的利益，种种的因素让媒体在过滤社会，或折射社会时，并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是精准的，相反却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在中国，媒体的情况比西方还更为复杂，行政管制和市场化冲击，带来了各种影响。我没有在媒体里找到深入的思考，冷静的判断，尤其是没有找到探索的精神。
    这本书的可贵在于，他首先远离了敏感词，他能以一个学者的眼睛冷静地审视一切，就如在太阳中远观地球一样，握得住，握得稳，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他站得高，他在论述问题时，自身已经超脱出来，他只对问题感兴趣。这一点，他就高出了国内许多刊物，和国内外的许多媒体很多。当然，这也是他的宿命，它至今不能以完整的面貌在国内落脚，不能在一个有敏感词的地方落脚。学者如果远离了自由之学术精神，学术的价值也肯定冷却了一半。
    其次，这本书并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它扎根于现实之中，它直面这个时代的问题，它的所有判断或结论，从来不是从学理上推导而来，而是实证研究而来，它宁愿不是一个最全面的学说构建，而是一个扎实的调研，与及对调研更升一步的宏观判断。中西接触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书籍汗牛充栋，从人文地理，到政治历史，这本书的可贵它超越了早年对东方文化好奇的类似人类学视野的研究，也超越了1949至1970年代末期封锁年代连信息收集都困难的简单研究，这些人已经钻到了扎根潜规则里面，他们都是深刻的中国问题学者。
    当代历史并不容易由当代人书写，而这本书既是现实研究的精粹，又是一本可以作为记录中国进程的学术史书。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分析：如包瑞佳的“温和的权威主义”
    二、政治分析：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市级领导人的产生、岛内政治、政商关系、
    三、民主、民族与宗教：新疆与西部大开发、台湾民主与民族、宗教发展、
    四、政经分析：财政政策选择、企业改制、统计系统、房屋产权、
    五、法律问题：犯罪、刑事诉讼、法律文化
    六、国际关系：中国与亚洲、中国全球责任、全球化与企业、
    七、社会问题：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城市阶层、家庭生活、失业和社保、劳工新趋势、社团革命、教育改革、移民、西藏教育、农村政治、农民抗争、农村土地、农业、信用社
    八、党史：文革一代

    从这个内容分类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关于21世纪初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大聚纳，在问题的选择上，它基本上把握了整个社会的动向和谱系，它让一个初读者迅速把握住七八年前的中国全貌。稍嫌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对中国重要产业、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作评析，可能与中心的研究倾向有关，缺乏经济和金融类的研究，但这同样是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   

     比如，第一篇《中国的‘温和权威主义’改革之路》，里面有许多句子很有意思。“直选主要是缓解紧张的机制，而不是真正的自治手段”，“除非社会秩序发生危及系统性的崩溃，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大可能在民主政治方面出现根本性变化。”“只要这类停留在局部、孤立和无组织的水平上，它们就可以由一个决心抑制社会动荡的家长式的政府来加以解决。”等等。

……

未来的十年的新问题和老问题将会是什么？

 中国每天都在发现迅速的变化，比如网络的兴起，80后韩寒民间意见领袖出现，90后农民工的新情况，日益意识形态管制，重庆新的政治手法可能带来的变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可能难以为续，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潮流，等等。

 这本书不仅是读了对一个时代问题的分析，而且读出了一个框架，一个方法论，可以留给后人写续集的。

一个人活着再简单不过理由是看看太阳，看看光明。既然看到了光明，就要寻找光明。在光明之下，万物是一种运行的规则，在黑暗之中，万物运行的是另外一套规则。

这本书的意义便是让人看到了万物运行中的另外一套规则。在西方的话题体系中，总喜欢运用一个大一统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国家，比如ZG，比如专制国家。在人们的脸谱中，这个国家的政治如此单纯，这个国家的脸谱如此统一。这似乎就是真实的，黑暗，看不到，看不清。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协调。它不单纯是一个机械地组合，而是在一种混沌体系下的暂时平衡。开放的西方政治市场是一个阳光可以照射进去的世界，因此丑恶和卑劣大多数可以即时显现，任何人想要玩猫腻，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市场是不是可能的。而在这本书里反映的另外一个世界，与西方一样的是，它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斗争，甚至丝毫不亚于西方的政治斗争，可是这一切没有裁判，没有阳光，因此便隐藏不见，在自己的系统里发霉、毁灭。

这便是这本书的主题，《生死博弈》。一个试图赶走市委书记的市长，他在现今潜规则的政治体制下，运用种种手段为自己拉选票。他逐一分析政治上的敌我——敌人、可争取的对象和已经臣服的；他逐一分析对自己重要程度不同的人——上上级、上级、县委书记和老干部。他使用种种卑劣的手法，逐一精准打击，对可用各地女人搞上床，对不听话的干部要敲打，对老干部要笼络。他是一个政治“精英”，一个在没有阳光照射进入的政治潜规则下的“精英”。他还活着，刚刚退休，但没有倒台。我不怪他，因为他不过是这样体制下的怪胎，现在在台上耀武扬威的都经历了他这样的生死考验，都如他这般机关算尽。

官场斗争并不稀奇，官场小说也不稀罕。但这本以真实故事为原型、以潜规则下的斗争为主题的小说则几乎没有。这也是个奇迹，作者是官员，被塑造的人物原型也是官员。这是小说之外的小说。

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总是发现，运用西方的一套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完全行不通。你分析人家行为的左右，人家既不喜欢左也不喜欢右。你分析政治人物的升迁和变化轨迹，你几乎找不到太多的可以预测未来的规律。有人费尽心机研究一个地方GDP增长和官员升迁的关系，也只能得出一些只言片语的信息。还有人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的基层政治，可是古老中国的资源贫乏农村社区内部政治显得有些可笑，但是一往上走就可能碰顶。

这本小说当然不是研究书籍，但是他却可以提供一个中国政治研究者实证研究的真实素材，作者以身处其中并将外界所见不到的潜规则大白于天下。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潜规则的政治黑市，这是一个类似于原始殖民时代、封建奴隶主时代的暴虐政治市场。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阳光以外的世界，我拿起了这本书。

以前，对于数字、图表之类的书籍，我一看到就头皮发麻。这几年的阅读让我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阿拉伯数字更客观的东西呢？它不带任何感情，全世界通用，当政治家在玩弄词汇的时候，它冷静地应对；当社会学家传经布道时，它也不发表观点。数字是这个时代最中立客观的工具，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对于做宏观分析的人来说，数字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一旦掌握了数字的基本面，谎言便很难存在。

在南街村采访时，我听到一则故事。为了表现南街村的旗帜不倒，效益很好，在某领导视察时，王宏斌的准备的回答数据都充水不少，但是他却忘了，一个类型的数据变了，其他的数据也必定跟着变。ZRJ问，南街村产值多少？王宏斌回答了。Z再问，每年上交税收多少。王宏斌如实回答了。Z的脸色马上拉下来了。他知道，这对矛盾的数据，要么说明产值是假，要么说明偷税漏税严重。此后的会议，他对河南的领导说，南街村只能有这一个。

有了这些对数字的好感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仍然一头雾水。虽然是大学学过会计专业，但连基本的原理都忘了。不用自然会遗忘。这本书从最基础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讲起，通过故事和案例来分析其中的诀窍。一本会计账，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仅仅相信所公布的数据，而不知道这些数据怎么来的，那只能温柔地受骗。

这本书里举了许多例子，列举了会计报表的“秘密”（虽然远远不够，各行都各行的门道）比如，分析沃尔玛的会计报表时，比如沃尔玛把7天内可以收到的顾客信用款和现金也计入“货币资金”，按道理这是明摆着的“应收账款”，这也许是零售行业的惯例，但是为什么是7天，而不是8天，对于节假日的高峰期，一天的差异可能就能改善资产结构。还比如，存货的计价方法，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通行的计算方法，很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把会计报表做得很好看。等等等等。

当然，对于任何会计师来说，他的职业道德不是不应当把会计报表做得更好看，而是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只有真实才能依据真实信息作出决策。也许年终企业经理人会看会计报表的数据就万事大吉，他也许不知道风险正在逼近，因为他不知道会计师在报表里隐藏的奥秘。

对一个记者，不仅仅要看懂企业的会计报表，还要看懂一个国家的会计报表，把一个国家的会计报表看透了，他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全部秘密。数字看上去冷冰冰，带上分析的眼镜，背后是蒙娜丽莎的微笑，神秘而有趣。

这本书提供了通向蒙娜丽莎微笑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