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纷繁复杂，千丝万屡。一个问题，从不同的学科去分析，有完全不同的路径，甚至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它好象每个都是假设前提的推论，不像1+1=2，可以验证，社会科学大多无法验证。因此，常常会讨论问题而陷入无限广阔的海洋，难以集中，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学到社会学，从……等等。

　　今天接待一位作者，他写了一本子三农问题交给我，既有新农村怎么建设，又有人多地少，粮食安全，所有问题都视野极广，几乎是国家总理日思夜想的问题。他近乎对这些问题痴迷，而四处寻找与人讨论。我接触的这些农民不少，他们关注宏大，但却因为信息封闭和知识缺乏而难以走出圈圈——革命和教材的话语圈圈。如果他们能上大学，我相信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可他们没有。

　　我与他了聊到产业化，他说他们家乡的沙田釉外面看不到——当然仅仅指他看不到，他觉得全中国应当统一规划，一个地方一个品牌，政府应当帮助他们运到各地卖，然后他继续向上次一样夸夸其谈各种宏大问题，甚至有些自负，第一次见到他，他的署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大师之一。

　　他的家乡我去采访过，而且就那些农业特产的问题做过深入的采访，因此，我从这里开始谈起。我给他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劝他尽量写小故事，关注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宏大的问题。我说，你是一个有激情、爱思考的人，这份热情很难得，而且你有宏观视野，这更难得，但远不够。我觉得至少有这几方面问题需要改进：

　　1，要保持谦虚的态度，越是有宏观的视野越是需要谦虚的态度。谦虚不是指见到人唯唯诺诺，而是在思考问题时要时时意识到自己知识、视野的不足，不要认为自己在番禺打工见不到家乡的特产就认为家乡的特产没有发展，相反，我所了解的那边几个协会，政府已经给了不少资金，甚至远销海外，当然果农挣没挣到钱是另外一回事。

　　谦虚是一种态度，在多元化的今天，知识高度专业化，无论是农民，还是其他人，都应当有一种对知识的的谦虚，未知永远大于已知，专业的人可能永远有更多的东西，除非我有研究，大多我并不知道。在这个时代，谁都可以对谁说，“你是哪根葱？”，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人都有他的所专所长，没有谦虚的心态就无以做学问。

　　没有谦虚的心态，做学问的结果可能是名家，可能是狂人，因为他会在自己封闭的体系和圈子里走得很深，他在自己的视野里走得很远，但却不知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

　　2，要尊重他人，人人都长着一个大脑。这位作者的主要观点与我所见的大多数热血青年般的农民一样，他的思想体系走不出革命话语，他反对或者支持当下，都不过是初中政治教材的那套语言和思想。而这套想法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不尊重人，就在于狂旷自大，认为自己都是总统，都是国家主席，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动一切资源，而这些资源似乎都是不需要成本的，一切行动听安排听指挥的奴化教育太深了，从来不会想想：人家头上也是一个大脑！

　　尊重他人的大脑，无论你是富商还是乞丐，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和底线，而且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没有基本的尊重知识和人类的观念，那所有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

　　3，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力量的谦卑。很多人总希望能一劳永逸解决人类的所有危机，比如这位作者说，要统一安排解决人类经济危机等等。这一观点并不值得去专门讨论。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科技其实永远解决不了人类的危机，甚至带来更大的危机，企图通过物质手段，而不是人类自身制度的改进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危机永远是不可能的。

　　而且危机和风险从来就伴随着人类，提出方法的人希望的永远消失风险和危机，以人定胜天的哲学与一切斗争，这是最可怕的思想。危机其实是一种常态，它永远存在，我们要理性地改进，而不要试图主宰宇宙，至少目前看到的，这不可能。

　　对大自然的敬畏才能保持自己对世界淡然的心态，才能寻找一种改良的思路和方法，才不致于因做学问而变成丧失理性的狂人。

（本文写于2007年，当时我在南方农村报任评论版编辑，经常接待农民作者。文章的三点既是劝人，也是告戒自己。文章即思想，思想即学问。文章最初在《民间》杂志的读者来信栏目发表过。）

    再过两天就是高考的日子，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恰逢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不少媒体自发纪念废除文革，恢复高考，并对此以赞许之声。我却对此十分不解，我不知道纪念高考的意义是什么。
    三十年前，中国恢复了统一高考制度，废弃了靠推荐上大学的制度。无疑，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权力遮蔽的黑洞中，所谓的推荐并不能遵守唯才是举原则，而是依据对领导人的忠诚度来给每个人打分。废弃高考值得庆贺，再怎么不公平的高考总比纯粹靠领导人的推荐上大学要先进得多、公平得多。
    但我们不能因为废除了一个恶劣的制度而把次恶劣的制度奉为瑰宝。我们的社会把不同的人的身份分为市民和农民，而且严格限制地区间户籍流动，把所有下层向上层的流动的路都堵死了，然后打开一个口子，让所有的人往这里面挤，向世界喊道：要自由吗？从这洞里爬出来，高考就承担了一个不正常社会向正常社会过渡的“狗洞”。
    你要通过这个“狗洞”你就必须接受一套知识训练，必须接受一种政治观念。当你杀过千军万马进入大学后，你发现仍然要接受这一套统一的知识训练，然后为全国统一的教育文凭而奋斗。这是教育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底层人向上层流动轨道么？如果我们承认知识是属于普罗大众的，那么我就应当承认知识是不可以垄断的，知识不可以垄断，文凭和学位证书也不可垄断。我们的大学教材可以由各学校自己编撰，而为什么我们的高中教材就不能各学校自主选用呢？我们的高考不可以由各大学自由招录考试？
    再回到现实来说，现在的高考已不如三十年前那样受关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社会流动渠道已经大大增加了，社会更加开放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更多了。当一个大学生毕业生还不如一个技校毕业生工资高时，就说明统一高考已经开始被打破，因为即使高考不取消，但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不参加高考——穷人考技校，富人出国读书。
    这个社会必定朝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流动必定更加顺畅，农民变为市民，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不要受那么多的限制，那么高考再不是所谓的底层社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渠道，它不过是千万条路中的一种，甚至它本身也必然消亡，因为知识同样也不可垄断。
2008。12

一个陌生人凭什么要见你？一是利益需求，他在这个事件中有利益，或在其他事件中有求于记者；二是偶然因素，对记者感兴趣，这个概率几乎跟人咬狗是一样，除非他还是新闻系的学生；三是关系…

…

——达州采访手记
晚上，和谢冰有十多年交往的一个商人聊了2个多小时，除了谢冰的发展，也谈到商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个陌生人，两个小时前，我完全不知道我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现在却抽着烟，喝着茶，似乎挠有兴致。我和他约好晚上8点在宾馆对面的超市见，我没有跟他说从哪里得到他的电话，也没有告诉他找他的原因，只说一个记者想了解商贸行业，他竟然来了，但他告诉我，来之前他在网上搜了我的名字，怕我是骗子。当然，我不怕他的骗子，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好骗。

得到他的电话也是偶然事件。事情得从昨天说起。来之前，让有一个四川省委党校的朋友帮我打听达州的关系，他给我推荐了当地文理学院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比较年轻，来这边教书3年，对这个集资事件了解不多。我之前采访的经验，与任何一个当地人吃饭都可以比打电话要得到数倍的信息量，于是我一般无论对方如何，首先就是约吃饭。饭局在宾馆的二楼，我们聊当当地的经济、当地的旅游产业、聊许多许多问题，可惟独，对集资案几乎不知晓。他只告诉我记得一个月前，路边的灯杆上到处是汉唐公司的广告，还有他们学校旁边的阑尾楼也是汉唐的。我向他打听某位刑警队长集资不成起诉的事，他告诉我他认识法院的人，但不愿意提供，再三说服后提供了。因为他是教政治学的，我聊到政治学的许多事情，在北京教授的一些教授等等，他也许觉得这是可以今后合作的地方。晚上，他发过来了许多政府的讲话报告，那曾经是他和同事的工作，还有法院及律师电话。

法院的电话现在还没有打，今天中午我就先找了律师电话，果真屡试不爽，似乎律师是记者的天然同盟，几次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哪怕是胡乱找的一个电话，完全不认识。这次当然也没有说明电话的来源，也是之前的承诺。两个律师都愿意见面，但我只见成了一个，他提出了许多质疑，得出结论：这件事是个谜。

我把得到的传言也试探性地让他分析，他又介绍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当地媒体的记者，为了找当地媒体的记者，我昨天通过成都某媒体的一个朋友打听，结果他介绍的一个朋友只以这件事“水很深”和“在外地”为由拒绝见面。这样的同行比较少，但这次采访却遇到了两个，之前一个某全国性媒体的记者，竟然要求见面才能给电话号码，而且再三担心之类，我告诉他几个他的同事的名字，他认识的媒体人的名字，可他仍然不愿意给电话号码，当时我还在北京。一下飞机，我再发信息，却说明天联系。第二天，我没有打电话给他，因为他的报道并不深入，通过另外一个朋友马上得到了相关的东西。当然，作为记者，没有继续打电话是个失职，任何放弃都意味着一种机会的放弃。

回到刚才那位律师告诉我的当地媒体记者电话号码，可对方却在问清来源说我打错了电话。我再问律师，他说号码没错。没有办法。我只有拿来当地的报纸，直接打到报社，随机选的记者名字不在，要了手机，接电话那位问都没问就给了。我马上打电话，说同行介绍来的，他答应晚上可能一起吃饭。

结果没有吃饭，他与另外一个同事一起过来，他说晚上有同学聚会，很多人。我们就在房间聊了半个多小时。他知道的不多，但不至于是那么点，主要原因应该是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说那么多话，尤其是对当地政府可能不好的话。但他偶然提到了几个人，在我的反复劝说他，他给了电话，给了四个电话，我答应不会告诉对方电话来源。就这样，找到了这个商人，从1998年和谢冰一起打麻酱的人，虽然后来交往少，但仍有联系。

他给我讲了许多故事，但也隐瞒了许多事实。他不愿意提及任何对当地政府不好的话，他只是以概括性的语气说，“与官员走得太近。”但他彻底否定了我下午从律师那里得来的传言，他几乎以保证的语气说，那个官员和谢不是亲戚关系。我下午还曾重点问及这个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背景介绍的官员的来头。

大概对人物的判断初步回到了最初的轨道，至少是从谢的好友那知道了许多其他媒体不知晓的东西。而对传言，只能继续求证，核实。我和他像朋友一样聊天，但仍然一个录音笔在底下工作，但我答应了不会提到他的名字。

找人似乎像钓鱼，或者像电线，有很多缺口，接上了一个一段路灯就亮了，可一段好不容易找到的线头断了，就很可惜。可惜的时候总多余亮的时候，但总体说来，路灯不全亮，总还能照明路人，这或许就是最后的成稿。

每次采访，找人似乎总是个让人焦虑的工作。在吉林的那个晚上，找了许多人许多人，可两天正碰上学校干部换届述职，副处以上的，电话要到不少，但大多拒绝，他们是官员学者，不会乱说话。我在半夜醒来的时候，想到还没有找到一个人，于是拿起手机翻通讯录，只要跟东北沾点边的，或是许多没联系的媒体朋友，胡乱发短信找人，90%回复是没有，可总有1%的回复有，而且很有效，介绍了一位副教授及一位讲师，他们都从非常客观的角度帮我分析了周其凤改革的问题及缺点。

这次来采访，官员的电话相对比较全，因为我拿到了当地党政干部领导的通讯录，还通过之前采访的几家媒体，把他们所知道加一起有数十个。可这些电话我暂时一个也没打，因为接触他们是要付出代价的（被缠着不放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必须先做外围和前期的采访，最后才是他们。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几乎与达州沾点边的都找了。傍晚，一个NGO的朋友告诉他大学同学是达州的，电话一聊，他是下面县里的，而且在当地没有官员或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员关系。普通百姓获得的信息肯定还不如我多，社会阶层划分是那样的明显，一个收破烂的，即使有大官做亲戚，但要他对一个陌生人或他朋友的朋友来说服那个大官接受我这个陌生记者采访的可能性几乎等于0，所以那些大多数人群，却又往往不是寻找的目标。

采访似乎像美国电影，设定一个星球爆炸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但必须调动全身的神经去完成任务，当然美国大片里在完成任务时总有浪漫的故事发生，采访却没有。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有能量守恒定律，在社会学领域也同样的。一个陌生人凭什么要见你？一是利益需求，他在这个事件中有利益，或在其他事件中有求于记者；二是偶然因素，对记者感兴趣，这个概率几乎跟人咬狗是一样，除非他还是新闻系的学生；三是关系，而关系却往往是最重要的，第一层关系当然是自己不用查任何通讯录就能想起来的，这个关系介绍的人往往比较靠谱，能有作用，因为关系只转了一手，你接触比较多的朋友一般与你的性质气质类似，他是最稳妥的关系，转了一手，变异率不是很大。第二层是圈子关系，这却是最多的，共同参加的一个活动、会议，分享的一篇文章，共同参加过一个组织。如果在这个圈子中有许多人知道你，或知道你的单位，那么在这个圈子中找人的机会就大大增加。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关系，因为熟悉的朋友并不一定是这个行业，也不一定恰好认识那么多人。而圈子关系却可以扩展成千千万万的关系。第三层是各种公开信息，各种掮客，各种通讯录。有时候这里面能找到正好非常适合的人，大多数时候必须试几个才能得到一个有效信息，但一个有效信息就可能帮助整个报道。

当然，关系只是渠道，就好比要喝水一样，要喝的水，关系就好比是水管。有时候，分析失误，死抠一根管子不放，却失了大局。这多半是对自己采访时间的预估判断错误，或对自己报道的立意混乱所致。因为一旦中心主题不明，在一个细节上卡死了，就好比南辕北辙，走错了路。在吉首或许就是患了这样的错误，以为可以做到彻底准确，一定要查到注册资料，而这个小关节发炎却让整个人病亡，而且费力不讨好，赔了时间又折兵。

所以比找关系更重要的可能是分析每一步获得信息的用处及重要性，然后根据统筹学的原理进行排列组合，那些信息可能需要继续追下去，哪些关系是必须找到，哪些其实是可以放弃的，在这里，时间却是最重要的函数变量之一，这个函数是：在时间及现实可能性的条件下达到最优。这种最优只可能胜于他人的最优，也可能是自己的最优，但永远不可能是真实的状态，因为新闻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总是有差异，那个理论上的最优结果是趋近于无穷的函数。

这就好比，函数Y=a*b，a是客观约束条件，a1是时间，a2是个人的素质、能力（能力也是在缓慢变化的，每个人在不断突破自己和积累经验之后会有更强的能力，但在某一时间接近不变，因此视为客观约束条件。）……这些客观约束条件是采访的短期采访个人所无法改变的，b是可以改变的因素，如多打一个电话，早一点达到现场，多和当地的人吃饭而不是打一个电话，多和编辑沟通确定主题等等，这些单个变量的改变累加，可能让这个函数在整个方向上达到最优，也即让函数Y往趋近于真实的方向走，而不是相反。因为在外围接触的信息越多，判断也会越清晰，越接近于真实。

一天是采访，在偶然失误未联系上重要人物的遗憾和偶然意外之获的兴奋情绪交替，乐在其中，这似乎也是每次采访的常态。采访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总和，只有自己的最优和比较的最优，而永远趋近于真实，而非真正的现实。偶有所感，是为记。

2008年11月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作者不详）

（这是我2005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写的一篇文字，当时正延续着对社会思潮的关注，农村的现实让我对左、右的认识更为清晰。现在已不愿意重读此文，贴在此，立此存照吧。）

          —-以左派的眼睛看世界，以右派心态去改革

用眼睛探寻事实真相远比书斋和头脑的概念之战深刻，微小的事件背后总蕴藏着大的历史玄机，最近采访的三件事让我厘清了一直以来对“左”“右”的困惑。

一、左派的深刻

不如武汉市民化的城市，城中村与城市中心也没有很大区别，而广州不一样，广州已经是两个世界，南方报社的左边和右边就截然不同，比如东兴南路和杨箕村，更不用说到广州周边的地下作坊，所谓的大都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笼子而已，这里面的人心惊胆战，时时担心被另一个世界不文明的抢夺。

走在番禺小镇的大街上，到处是游荡着穿着厂服的工人，他是我的兄弟姐妹，来自五湖四海，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换了珠三角所谓的繁荣与富足，正如马克思说描述的现代工厂对工人的压榨。我所不喜欢的自称三农学者温铁军说，这叫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人力压榨，“珠三角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就是香港的制造产业就近转移，资本家多一米都要计算。”与他一样的左派也在呼喊：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全球化的体系。——-这是出差的第一件事，让我想到原始积累对人的剥夺。

前不久，去了趟阳山，那是粤北静悄悄的山村，他们也企图克隆珠三角的模式去引进资本，“一切为资本家服务”不仅是佛山的口号也吹到了这里，他们只有以更低价格的土地，更少的劳动保护条件去吸引资本。俗话说，靠山吃山。不仅仅如次我去的村后的山上还有宝贝—-矿石，这是资源短缺时代最大的宝贝。但他们没有因为地利而获得财富发展，相反却被更大的剥夺：因为水田污染谈判不成被莫名的100多名社会青年打伤，政府和投资商，肯定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获得天然矿山变成财富的权利反而被打、被污染，而大量的尾砂堆积更大灾害在后面。我想起了李昌平的话“什么叫西部大开发，西部的资源变成西部老百姓的财富就是，而如果西部的财富成了某部分的财富就是西部大掠夺。”在珠三角被掠夺完后，新的掠夺往内地推进。——这是我出差的第二件事，让我知道了对资源的剥夺。

我不得不承认，左派的深刻，如此的深刻！

左派的学者，尤其的老左们拿起我党立家的理论来分析现代的世界，那一套理论曾经改变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它是深刻的。但并不因为是祖宗理论就不打击，要不连国际歌也会禁唱，要不连笑蜀编的40年代党报的言论都不能出版。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老人亲口告诉我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打击宗族组织，一个老人有威信就帮忙劝大家不要去祭祖宗，这本合我党之意，但也因为他一说大家听了。“此人肯定不简单”，他竟被以鼓动封建迷信枪毙了。—–逻辑很简单：谁不简单我就毙死。左派也一样，有些是真诚的，有些是讨好。但只要你说“不简单”，是鼓动人的真话，那也对不起，不欢迎。所以像温一样的左派不会受欢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企图鼓动革命还不单单是不受欢迎了。

右边对现实的认识更乐观更受欢迎，难怪那些左派经济学家（有的能不能称经济学家还是另外）自称为非主流，但如果右派触及底线，那命运与左派一样，被划为异议人士，如那些呼喊宪政的人。对党来说，所谓的左与右不过是白猫黑猫的问题，不管是不是哪个猫是祖宗，只要为我所用就是好的。在左与右的方向上，他们都不得势，这也是让我迷惑几年的问题，有时这边得势，有时那边得势，似乎都受打击，似乎都不受打击。

这就引出第三个事件—–龙门学校食堂承包问题。

二、左派的迷糊

龙门学校食堂承包问题是第三个事件，也是令我兴奋的事件，因为在强收早餐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义务教育阶段后勤社会化问题，过去学校明目张胆地乱收费，现在不过是更隐秘，从学校牙缝里扣出来—–老板投资改造食堂，交承包费，学校净收。显然，这些投资费和管理费都来自今后学校的伙食利润，五年之内一个不足1000人的学校要达到7、8万。因此我做了一个批评报道。但我本身不反对食堂承包，正如一个校长说“过去教师家属承包，责任不明，互相推诿，学校还要给他们发工资，八个人还不如现在四个人。”，市场权责明确的体制远比计划的混乱要好。暂避开政府投资教育不足不谈，单单就这个市场化改革实验个案的事实来看。

市场方法好，但它却并没有用市场的方法进行到底，在看似市场改革时却走了计划的手段收场，以市场的方式来承包和管理但却以计划的方式强收费。如所谓的医疗改革，如国企产权改革。无论是番禺工厂、阳山污染还是龙门承包，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其根源并不在资本、不在市场，而在于权力的非正当行事，劳动保护可以解决番禺的问题、资源税、所有权和环境保护可以避免污染的问题、而放开完全公平的竞争和市场可以解决承包的问题（在一个小的区域内是否应该存在两个竞争对手，成本是否更高要另外讨论）。我们也聆听到矿场老板说，“我们谁也得罪不起啊，一年给企业办十几万啊”。

我们看到种种市场化改革后的不公正，食堂承包是一例，矿场也是。因此左派会攻击：看这罪恶的市场化改革，暗中去剥夺学生。这些的观点也往往能获得被右派称为愤青的人的喝彩。因此，左派高喊：狼来了，资本、资本家就是狼一样的东西。其实不然，市场、资本、资本家都不是狼，它是中立的，只不过与狼在一起也具有了狼的属性，狼是非法的权力，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资本家在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也可以为善，可以成为承担时代和社会责任的精英，他的理性和精确创造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但他们，在中国却受到媒体谴责，也被政府监政。

郎顾之争最尖锐地表现了国人对于问题和方向的迷茫，他获得了民众大多数的支持，成为道德的代言人，我也相信郎的真诚和他的学术实力，但不愿意因为郎的真诚而让产权改革中止，让中国重新走入产权混乱和管制的时代。这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坏的产权改革和停止产权改革的问题，谁对谁错难有定论。政府明智地选择了前者，各打50大板，产权改革继续，再提防止私吞，之后又说中小企业可以MBO。

2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到了市场改革的好处和罪恶，我们一直把市场作为“手段”之一，而其实市场的本质是一种法治经济、是一种制度经济，它不再是与计划并提的“手段”，而是与宪政、民主共生的一种基本准则，没有政治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

三、总结

手握媒体之笔，我胆战心惊。有时如愤青，但我更笃信自由主义。在改革的关键时代，可能会因真实而笃信左派的解释，进而笃信左派的药方，把罪祸归于市场，主张新的强制和管制，或者以左派的理论次序内鼓动非理性的社会变革（革命），以期大乱实现大治，或是悲观认识，似乎中国危在旦夕，导致政策一切出发点即是“维护稳定”，丧失了政府自信，改革开倒车。

权力习惯以资本家的面目去杀人，形成完整的中国政治经济链条。若继续以左派的方式却对待他所清晰认识的世界，去拿在他认识世界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方法论去改造世界，那么中国的结果不过是六十甲子一轮回，过去呼喊的又在呼喊，过去追求的又在追求，几代人如梦一场梦仍未醒。“拉美化”的危机会来得更早一天。

生活在断裂的时代，少数人在狂欢，在PK，在超女，并在影响有影响力的媒体中去塑造自己笼子里的文化，但多少农民、多少劳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新名词为何物，他们不过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没有了原来的南方周末后，除了南方农村报，我们看到了多少报纸还愿意去呼喊和批评？

这是2008年帮好友ZL写的一篇文字，后来发在新京报，为这个小女孩寻找到了一家为他免费做手术的医院。后来听说前期手术还不错。现在已许久没有关心这件事了，这个小女孩病前的照片我也不记得放在电脑的哪个文件夹了，今天突然发现这篇旧文，就帖上来。

如果不能得到外界的帮助，这个在荒野里生长的小孩，将悄无声息地在荒野里逝去，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有着花朵一样美丽的笑容。

谢继荣是个小孩，在北京昌平区白庙实验学校数百个孩子里，她佝偻着背，骨瘦如柴，显得有些怪异，忧郁的眼神仍然遮挡不住乐观的天性。

老家在安徽，因为患有一种普通而又奇怪的病，同伴们都不愿意和她一起玩，她的爸妈在听到医生说“还有两年时间”后，也为她准备了后路，把她送回了农村，并且再给她生了个小弟弟。

其实谢继荣受不了老家的风寒，只要一感冒，她就会感觉“像有人卡住她脖子一样”，呼吸困难。老家路差且长，一旦刮风下雨，步行几里的泥泞路去上学，她吃不消，走到学校就气喘吁吁。虽然她百般不愿意回到老家，跟着奶奶一人守着那破旧的房子，但她的爸妈仍然让她回去，爸妈已经绝望了。

奶奶死了，今年上半年过世的。这却给谢继荣的生活带来了一线转机，她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虽然她只去过一次天安门和动物园，除此之外她几乎没有进过城区，她仍然认为北京好玩。她爸爸也这样认为，因为这里上学有校车接送，不用走路。

懂事，自卑，乐观，这些词是老师们对她的评价。在这个没有拿一分钱财政拨款的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学校里，谢继荣学习刻苦，成绩总在前3名，只有去年期末考试考了第4名。

9月8日，笔者到访时，谢继荣在爸妈租住的小院里玩耍。那个院子里住着四面八方来的打工客，奥运期间，建筑工都没活干了，大人和小孩都在外边乘凉。谢继荣一家五口住在一个不到五平方米大的平房里。她妈妈摸摸她的背，搂着她说，“骨头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这个问题她总想不清楚，好象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样，带来了女儿的痛苦。

谢继荣不能直立，背部佝偻呈六七十度的角度，两肩耸立比一般人都高，肚肠部位靠左深陷进去一个洞。医生说，正是她的脊椎弯曲，脊椎神经受压迫影响到心脏、脾胃等器官，如果青春期发育开始后，这些影响将更明显，不治疗的话随时可能因器官衰揭而死。

她的爸妈只要在路上看到佝偻病人，他们总想上去问问，他们只想看看：人家佝偻病的，是不是肚子上也有个洞？有人骂他们神经病，也有人掏开衣服给他们看，大多数人肚子没有洞。

许多人说，小继荣的病不应当发展到这么严重。她爸爸21岁，两手空空，就生下了她，家里只有一亩半地，种田养不活一家子人。不满一年，爸妈都出去打工，那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元，要是有时拿到了400块，都高兴不得了。生下她第一年回家过年，爸妈发现谢继荣与其他的孩子有些不一样，农村人以为是缺钙，就买钙片给她吃。

吃钙片当然没用，病情也一天天加重，爸妈不在家，爷爷奶奶也照顾不了那么好。她爸爸有时想，当年刚发病的时候她爷爷带她去看病或许就好了，但他又觉得不对，也不能责怪小孩她爷爷，那时都没有钱。

就这么拖着，一拖十年。3年前，爸妈带了她到北京，去了许多医院，许多医生都说不好治。医生说了“不好治”，他也没有继续问。说“不好治”说得多了，他为了节约钱，去医院干脆不挂号，直接闯诊室，大多数时候被请出来，“先生对不起，请不影响我的工作。”

有医生几年前给他开了个价，“没20万下不来。”这个天文数字他记下了，几乎再也不敢去医院了，“能治又怎么样，也没有钱。”她爸妈所做的就是，为了让比她小一岁的健康的弟弟今后有个伴，再给她生了个弟弟，她则渐渐进入了被遗忘的角落。

直到今年，这个可怜的小孩满了10岁，第一次在医院拍片子检查，她的老师抱着她，让她站在一个小凳子上，侧身伸手，她站不稳，全身发抖。

如果不能得到外界的帮助，这个在荒野里生长的小孩，将悄无声息地在荒野里逝去，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有着花朵一样美丽的笑容。

爱心人士呼吁：

我们呼吁社会热心人能够走近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走到小荣的身边。或许您能够帮她求医问药，或许您能够为她讲一个温暖的故事，或许您能够让更多人知道小荣的故事，或许您还能……   

赵玲（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电话：13381480378，电子邮件：snowloving@126.com ）

尹老师13910802219（昌平区白庙实验学校）

徐校长 13601208105（昌平区白庙实验学校）

小镇印象

坡贡镇府在黔西南山区一条狭长狭长的街上，从街头走到街尾只需20多分钟。如果不是街上有几个染着红头发的少年，人们仿佛置身于上世纪70年代。

这个地处三县交界位置的安静小镇，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看似祥和而太平。

每周二是这里赶场的日子，镇上热热闹闹，附近的农民们背着背篓，卖些农产品，挣上零花钱，然后买上日用品。

赶集的那天，饭饱酒足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最容易发生打架斗殴。当地的一位退休干部记得，镇上最近的一桩命案发生在2009年元旦前夕，几个人在摇骰子赌钱，为了几元钱起争执，一个60多岁的刑满释放人员将一个比他大几岁的老人用尖刀捅死。

2010年元旦后的第二周，镇上又险些发生另一起命案，伤者身中数刀，至今还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对世代居住在小镇上的居民来说，既见多了这样的打架斗殴，也见多了近十年来轮班换的派出所所长。2008年3月到任的派出所长副所长张磊在他们眼中，至今仍是一位新人。张磊到来以后，打架斗殴的情况并未有好转，但坡贡街上却有一些人不得不离开。

一个染着红头发、20岁左右的年轻人清晰记得他亲眼所见的新所长（因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镇上直接称张磊为所长）张磊的“威武”。那次，张磊看到镇上一户人家敞开门在赌博，他闯进去，打牌的人见状正准备卷钱逃跑，他往前一扑，和一位打牌的人同时抓住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百元大钞被撕成两半。

这位年轻人说，当时牌桌边围观的人太多，张磊不敢动粗，于是就把脾气发在了这家店对面的一个“拉砣砣”的人身上。张磊举起身边的一个小板凳，猛地砸向正在收拾装箱的砣砣，箱子被砸得稀巴烂。

“拉砣砣”是一种兼有赌博和娱乐性质的游戏，玩家先押一张牌，并下赌注，镇上人的赌注一般都是一两元钱。如果玩家猜对了，就获得赌注两倍的钱，如果猜错了，押金也退不回。镇上的退休干部说，张磊来后，“拉砣砣”的人每天要向派出所交50元管理费。“拉砣砣”的利润并不高，交管理费利润就无几了。于是，这些人就不敢随便来到坡贡镇“做生意”了。

两个女算命先生与“拉砣砣”的人有相同的命运，她们的行为被张磊认为是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她们被带到了坡贡镇派出所，不仅被没收了算命道具，而且还被关了几小时。类似的算命活动，在附近乡镇及县城并不少见，但他们也不敢来坡贡了。

基层困境

坡贡镇派出所的管辖范围远不只是那条狭长的坡贡街，还包括交通十分不便、分散在群山之中的村寨。他们的难题在于，财政拨款和人手都不足。仅仅只有3名正式警察、两名协警的小派出所，必须应付全镇68.9平方公里内发生的各种事情。

坡贡镇地处三县交界，不仅辖区内偷牛盗马现象十分普遍，而且还是外镇盗贼运输赃物前往六盘水地区和镇宁县的必经之路。坡贡镇派出所老所长胡涛任内曾专门去紧挨坡贡的几个村庄建立关系，一旦坡贡这边发现了盗贼，就通知对方的村民协助。

因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多了，偷牛盗马的现象相对就少了一些。也有不少坡贡镇的村民反映，有时他们抓住了盗贼，报警后却等不来警察。对于这个小派出所的民警来说，自然有其苦衷，全所只有一辆汽车，山高路远，甚至还有些地方连汽车也无法通行，所有的报警都要去人，几乎没有可能。

派出所近年曾聘请过几位协警。除了瘦高的布衣族协警卢文相干了20多年，其他的协警，如刘成龙、周元新、李强等等，大多只干了一两年就离开。协警不仅仅工作辛苦，而且工资低。刘成龙，今年将近30岁，从安顺体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就干起了协警，后来他还在当地的一项体育比赛中获得二等奖，现在在贵阳做工程。老协警卢文相至今仍然是个临时工，一旦离开派出所他就没有任何保障。

但是，正式警察在镇上还是人们羡慕的职业。派出所的另外一位民警陈淑仪，通过社会公开招考进入警队，他此前在一所中学教书，未给县教育局打招呼就去报考公务员，几百人考试，他拿了第一名，最后，托了重重关系才让教育局长签字放人。相对于当地乡镇教师的待遇，派出所民警的薪水每个月要多几百元，而且“一年还发几套服装，伙食也大多是国家负责”。

招商引资是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关岭县自然也不例外。当投资商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时，派出所往往为投资商“保驾护航”。一位在桐木煤矿工作的重庆人记得，张磊的前任罗亚林任所长时，矿老板一个电话，罗亚林就会赶到现场。在安顺市政府网站上有一篇对罗亚林的表扬报道中提到，“派出所干警经常‘不请自到’，随时主动上门了解煤矿治安情况。”

桐木村的村民多次见过张磊，每次都是来处理村民与矿场的纠纷。去年9月，桐木矿的老板拉来一车人，手持木棍、钢管，后来张磊陪同镇领导前来处理此事，镇领导说村民砸了矿场的锅碗瓢盆，但村民坚称没有。张磊和村民一同查看现场，后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说，那次是因为他们有道理，否则张磊肯定不是那个态度。

张磊任职后，与矿场的关系处理得如何，并不清晰。镇上传闻他所开的一辆无牌照的车为煤老板所赠，但未得到证实。镇上一位退休干部说，煤矿不时会出现安全事故，死亡一两人，矿老板都会摆平，和死者家属私了。每年，关岭县都要开展一次打击非法小煤窑的整治行动，坡贡镇自然也在其中。

张磊在坡贡派出所任职半年后，回家对他父亲透露过派出所工作难做的意思。张磊的父亲张克勇说，“基层派出所的工作非常难，政府下拨的资金相当紧缺，要想方设法节约，还要筹集资金，工作又要抓好。”

张磊到任后，坡贡镇派出所搬到了新址，在镇政府下面，一条正在修建的新街上。当地搞装修的师傅说，派出所的新房子造价需要五六十万元，张磊到任后，曾试图将300多平米的旧派出所房产拍卖，但是以40万元的底价在县城拍卖依然流拍，房屋至今仍闲置。

镇上的人说，除了查赌博一次罚款5000元外，当地派出所其实没什么其他收入。现在，镇上除了有煤矿外，经济状况与十多年前差不多。

胡涛在坡贡镇派出所连任三届，这样的情况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当地的一位退休干部说，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派出所长，都是当满一届就调动，怕当地人报复。

5声枪响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镇上热闹的日子，也是警察忙碌的日子。这一天如果接到镇上报警不出警，很可能一件小事会变成恶性事件，甚至是人命案。

当天下午，协警王道胜刚刚处理完一起翻车后货物被哄抢的事件，又接到一起报警。王道胜20出头，外号王大龙，退伍回家后一直在镇上晃荡，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协警。

据警方事后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个报警电话是下午4点20分打进的，但并没有公布报警人。本刊记者调查了解，拨打这个报警电话的号码是坡贡中学教师张天仪的，但电话并不是他打的，他的学生借了他的电话报警。

身穿便服的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和协警王道胜一起出警。他们没有开车，也不用开车，上个坡，转个弯，再步行几十米就到了出事地点——宗申摩托专卖店门口。

这家摩托车专卖店位于坡贡街的下头街一栋两层楼房的一楼，单层总面积有上百平米。店主外号刘老三，租了张天仪的房子。

当天下午，戴家和郭家打架到底是什么情况，双方各有说法，警方也没有公布调查结论。当刘老三走到门口来围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打架，也并不认为之前有人打架。他看到，王道胜已经出现在人群里，一手拿着警棍，一手拉着一个人，似乎是要把这个人带回派出所。

这条街上的小纠纷太多了，他不觉得有什么惊奇，就把头扭向了一边，不再围观。

当他再次回头看时，听见张磊指着郭永华高声喊：“跪下！”同时，张磊的另一只手打开枪套，拔出手枪，枪套上还有3颗子弹。刘老三清楚地记得，郭永华和张磊之间的距离至少有30厘米，他们没有碰着。

张磊先对天开了一枪，然后对地开了一枪，地上冒出火花，郭永华在原地跳了一下。曾在部队军械库任文书的郭吉智案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弹壳的颜色和大小，他判定是六四式手枪。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张磊开枪前需要完成打开保险、子弹上膛和扣动扳机3个动作。

刘老三怎么也想不到张磊真会开枪，顿时惊呆了。“也就1秒钟，最多2秒钟。”刘老三听到了第3声枪响，惊吓之余，他记不得张磊扣动扳机那一瞬，只看到扶在郭永华左肩上的张磊的左手正在移开，郭永华随即倒地。

他再一次惊呆了，以至于第4、第5枪至今仍“没有任何印象”。

另外一位目击者郭永文是死者郭永志的亲哥，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在王道胜拉着郭永华时，他正慢慢悠悠地从街上走过来。他见张磊和王大龙一起揪住郭永华往下按，要郭永华跪下，他就上前帮衬一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拉郭永华回家”。结果他却被王大龙踢倒，躺在路边。当他清醒后爬起来，郭永华已经倒在了地上，郭永志正还在说话，让人救他，这时张磊“向郭永志的脑壳补了一枪”。他马上跑过去看弟弟，张磊拿枪对着他说：“不准动，动就一枪打死你。”郭永华吓得跑出人群。

刘老三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后，他赶紧跑上前几步，看见地上又倒下一人。刘老三按下手机快门，留下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张磊昂头站在人群中。

当天晚上，事发现场拉起了警戒线。镇上有人看到，进入小镇的高速公路入口，数辆装载武警和民警的卡车和中巴随时待命。镇政府官员通宵未眠，在街上来回巡逻。

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变成了一起举国关注的民警枪杀村民案。

致命武器

在警察的行当中，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枪就是命，命就是枪。这提醒持枪警察，必须把枪看得比命还重要，一旦有人枪支丢失，不仅职位不保，而且可能犯罪入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说，“当一个人拿着枪，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睛。”他觉得，警察一般不喜欢带枪，如果带枪，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

然而，坡贡派出所老所长胡涛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作为基层派出所所长应当配有枪支，“没有枪支心里没底”。他一直非常谨慎地使用枪支，有一次他被人用刀砍伤背部，也没有开枪，因为他牢记开枪是为了阻止危险发生，危险既已发生，就不应开枪。

张磊的母亲王以琼曾在电视里看到播放儿子和其他警察一起破获偷牛盗马大案的新闻报道，说他们在车上整夜蹲点，还遭遇围攻。她在家为儿子担心，“如果警察没有武器，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张磊的父亲在电视里看到对枪案的报道后说，“如果接到报警不出警，出了事，要遭处分。如果管得严，出了事，也要遭处分。警察怎么当？如果警察没有枪，遇到对方人多势众，就只能逃跑，如果警察都逃跑了，他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按照我国枪械管理有关规定，枪支管理实行“枪弹分离，双人双锁”的原则，公务持枪必须持有持枪证件，使用枪支需要申请并经过局级领导审批。

对枪支的使用同样有严格的规定：处理一般治安案件、群众上访事件和调解民事纠纷；在人群聚集的繁华地段、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及易燃易爆场所；使用枪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不得使用枪支。

2007年，安顺地区因枪支使用管理不当而引发了一起震惊贵州警界的“警察枪杀警察”案：当时几个从警校毕业的学生举行同学聚会，酒后发生冲突，结果一个警察开枪把另一个警察打死了，肇事者后来被从云南抓捕归案。

2009年12月3日，坡贡镇派出所召开了由党政机关代表和人大代表等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形成的7条建议的最后一条是“希望县公安局能把枪配到派出所”。12月底，出于“冬季严打”的需要，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领到了手枪。不到半个月，坡贡街头的惨剧发生。

另外一起发生在一周前的斗殴事件直接与协警王道胜有关，这是否影响了张磊当天的开枪行为不得而知。事发当天，有人酒后追打王道胜，王道胜的好友，也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鲍虎虎说，“要砍王大龙，先砍我。”结果，他身中数刀，幸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张磊的从职简历显示，从1997年12月份通过社会招考加入警队以来，他在1998年3月至5月接受了两个月的初任培训就正式成为了一名警察。在他参加的全部14次培训中，只有2008年7月29日至8月11日共2周的“战训合一，轮训轮值”的培训加注“（含枪支培训）”。相比于从警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他所参加的培训显然少得多。

从警之路

张磊从警是个偶然。

张磊的父母都是安顺平坝县红湖机械厂的普通职工，17岁初中毕业那年，父母让他报考厂里的职中，因为当时厂里有优惠政策，子女读职中，毕业后直接进厂工作。可到张磊毕业的时候，“社会变了，老工人都下岗了，子女就更难进了。”

那年红湖机械厂招收职工子女实行改革，职高两个班，将近70个人，通过考试选拔，能进入厂里工作的只有8人，其中还有两个家庭困难名额，实际招收只有6人。张磊落选，这一年，他19岁，没有出去打工，也没有在当地找工作。

父母让他在家复习，来年再考，“多读书总没错，不行让他考大专。”1997年底，当时正好赶上安顺地区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考公务员，2400人考试，186人上线，实际招收62人，其中还包括10名女生。

连父母都感到意外，张磊竟然考上了，经过层层的政审、体检，他被分配到关岭县上关派出所工作，成为一名普通警员。5年后，他成为岗乌镇派出所副所长。再过5年后，他成为坡贡派出所副所长，主持全所工作。

张磊的母亲王以琼说，张磊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可以装满一个大箱子，有一次回家，她问儿子荣誉证书的事，张磊回答说，“省、市、县的都全了，就少一个公安部的。”

坡贡派出所老所长胡涛离开坡贡后到了关岭县公安局工作，退休后他住在公安局分配的旧房子里，家中除电视机外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他觉得现在的公安系统形成了一种风气，“谁蛮、狠、强硬，谁就工作能力强，否则就被视为软弱无能。现在的公安，是领导说他有威信，他就有威信，而不是把威信放在群众中间。”

安顺市2009年年底曾召开全市公安局长座谈会，会议披露，2009年全市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同比上升30.6%，公安机关协助处置的群体性事件达到193起。

在关岭县政工室主任王湛的眼里，张磊工作能力较强，是同批进入关岭公安系统中提拔得较快的一个。而张磊的父母并不这样认为，儿子的副所长已经当了7年，一直都升不了，就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

张磊2003年调到岗乌派出所任副所长后，有4年时间实际上是在光照电站工作。光照电站位于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和晴隆县交界处，是北盘江干流上梯级开发的最大的水电站，也是贵州省“西电东送”重点项目，拆迁、移民安置工作非常复杂。

张磊刚去时，那里连宿舍都没有，住在工棚里，从岗乌镇开车过去也要两个小时，而且山路十分陡峭。张磊的父亲有一次去电站看儿子，“坐在车上心都慌，从山上延着陡峭的山路开车到山谷的江边。”但他还是要儿子安心工作，“说大是为国家，说小是为生存，现在就业形势又不好。”

除非父母生病，张磊平时很少回家。张磊工作以来，父母不仅不要儿子的钱，还给钱儿子。张磊的孩子放在婆婆家，孩子的吃穿用都是岳父岳母出钱，张磊在县城买房，两边的父母又分别给了一万多块。

张磊枪击案发生后，他的父母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才知道此事，可拨打儿子的手机，却是关机。

1月21日，在平坝县红湖机械厂的退休职工宿舍内，本刊记者见到了张磊父母，他们都疾病缠身，前几年张父还因病切除了一只肾，他的母亲在开始讲述之前欲语泪先流。

而另一边，死者郭永志的孩子只有9个月大，另一死者郭永华有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10岁。(本文图片由郭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