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眼睛探寻事实真相远比书斋和头脑的概念之战深刻,微小的事件背后总蕴藏着大的历史玄机,最近采访的三件事让我厘清了一直以来对“左”“右”的困惑。

(这是我2005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写的一篇文字,当时正延续着对社会思潮的关注,农村的现实让我对左、右的认识更为清晰。现在已不愿意重读此文,贴在此,立此存照吧。)

          —-以左派的眼睛看世界,以右派心态去改革

用眼睛探寻事实真相远比书斋和头脑的概念之战深刻,微小的事件背后总蕴藏着大的历史玄机,最近采访的三件事让我厘清了一直以来对“左”“右”的困惑。

一、左派的深刻

不如武汉市民化的城市,城中村与城市中心也没有很大区别,而广州不一样,广州已经是两个世界,南方报社的左边和右边就截然不同,比如东兴南路和杨箕村,更不用说到广州周边的地下作坊,所谓的大都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笼子而已,这里面的人心惊胆战,时时担心被另一个世界不文明的抢夺。

走在番禺小镇的大街上,到处是游荡着穿着厂服的工人,他是我的兄弟姐妹,来自五湖四海,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换了珠三角所谓的繁荣与富足,正如马克思说描述的现代工厂对工人的压榨。我所不喜欢的自称三农学者温铁军说,这叫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人力压榨,“珠三角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就是香港的制造产业就近转移,资本家多一米都要计算。”与他一样的左派也在呼喊: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全球化的体系。——-这是出差的第一件事,让我想到原始积累对人的剥夺。

前不久,去了趟阳山,那是粤北静悄悄的山村,他们也企图克隆珠三角的模式去引进资本,“一切为资本家服务”不仅是佛山的口号也吹到了这里,他们只有以更低价格的土地,更少的劳动保护条件去吸引资本。俗话说,靠山吃山。不仅仅如次我去的村后的山上还有宝贝—-矿石,这是资源短缺时代最大的宝贝。但他们没有因为地利而获得财富发展,相反却被更大的剥夺:因为水田污染谈判不成被莫名的100多名社会青年打伤,政府和投资商,肯定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获得天然矿山变成财富的权利反而被打、被污染,而大量的尾砂堆积更大灾害在后面。我想起了李昌平的话“什么叫西部大开发,西部的资源变成西部老百姓的财富就是,而如果西部的财富成了某部分的财富就是西部大掠夺。”在珠三角被掠夺完后,新的掠夺往内地推进。——这是我出差的第二件事,让我知道了对资源的剥夺。

我不得不承认,左派的深刻,如此的深刻!

左派的学者,尤其的老左们拿起我党立家的理论来分析现代的世界,那一套理论曾经改变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它是深刻的。但并不因为是祖宗理论就不打击,要不连国际歌也会禁唱,要不连笑蜀编的40年代党报的言论都不能出版。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老人亲口告诉我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打击宗族组织,一个老人有威信就帮忙劝大家不要去祭祖宗,这本合我党之意,但也因为他一说大家听了。“此人肯定不简单”,他竟被以鼓动封建迷信枪毙了。—–逻辑很简单:谁不简单我就毙死。左派也一样,有些是真诚的,有些是讨好。但只要你说“不简单”,是鼓动人的真话,那也对不起,不欢迎。所以像温一样的左派不会受欢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企图鼓动革命还不单单是不受欢迎了。

右边对现实的认识更乐观更受欢迎,难怪那些左派经济学家(有的能不能称经济学家还是另外)自称为非主流,但如果右派触及底线,那命运与左派一样,被划为异议人士,如那些呼喊宪政的人。对党来说,所谓的左与右不过是白猫黑猫的问题,不管是不是哪个猫是祖宗,只要为我所用就是好的。在左与右的方向上,他们都不得势,这也是让我迷惑几年的问题,有时这边得势,有时那边得势,似乎都受打击,似乎都不受打击。

这就引出第三个事件—–龙门学校食堂承包问题。

 

 

 

二、左派的迷糊

 

龙门学校食堂承包问题是第三个事件,也是令我兴奋的事件,因为在强收早餐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义务教育阶段后勤社会化问题,过去学校明目张胆地乱收费,现在不过是更隐秘,从学校牙缝里扣出来—–老板投资改造食堂,交承包费,学校净收。显然,这些投资费和管理费都来自今后学校的伙食利润,五年之内一个不足1000人的学校要达到7、8万。因此我做了一个批评报道。但我本身不反对食堂承包,正如一个校长说“过去教师家属承包,责任不明,互相推诿,学校还要给他们发工资,八个人还不如现在四个人。”,市场权责明确的体制远比计划的混乱要好。暂避开政府投资教育不足不谈,单单就这个市场化改革实验个案的事实来看。

市场方法好,但它却并没有用市场的方法进行到底,在看似市场改革时却走了计划的手段收场,以市场的方式来承包和管理但却以计划的方式强收费。如所谓的医疗改革,如国企产权改革。无论是番禺工厂、阳山污染还是龙门承包,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其根源并不在资本、不在市场,而在于权力的非正当行事,劳动保护可以解决番禺的问题、资源税、所有权和环境保护可以避免污染的问题、而放开完全公平的竞争和市场可以解决承包的问题(在一个小的区域内是否应该存在两个竞争对手,成本是否更高要另外讨论)。我们也聆听到矿场老板说,“我们谁也得罪不起啊,一年给企业办十几万啊”。

我们看到种种市场化改革后的不公正,食堂承包是一例,矿场也是。因此左派会攻击:看这罪恶的市场化改革,暗中去剥夺学生。这些的观点也往往能获得被右派称为愤青的人的喝彩。因此,左派高喊:狼来了,资本、资本家就是狼一样的东西。其实不然,市场、资本、资本家都不是狼,它是中立的,只不过与狼在一起也具有了狼的属性,狼是非法的权力,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资本家在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也可以为善,可以成为承担时代和社会责任的精英,他的理性和精确创造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但他们,在中国却受到媒体谴责,也被政府监政。

郎顾之争最尖锐地表现了国人对于问题和方向的迷茫,他获得了民众大多数的支持,成为道德的代言人,我也相信郎的真诚和他的学术实力,但不愿意因为郎的真诚而让产权改革中止,让中国重新走入产权混乱和管制的时代。这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坏的产权改革和停止产权改革的问题,谁对谁错难有定论。政府明智地选择了前者,各打50大板,产权改革继续,再提防止私吞,之后又说中小企业可以MBO。

2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到了市场改革的好处和罪恶,我们一直把市场作为“手段”之一,而其实市场的本质是一种法治经济、是一种制度经济,它不再是与计划并提的“手段”,而是与宪政、民主共生的一种基本准则,没有政治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

 

三、总结

 

手握媒体之笔,我胆战心惊。有时如愤青,但我更笃信自由主义。在改革的关键时代,可能会因真实而笃信左派的解释,进而笃信左派的药方,把罪祸归于市场,主张新的强制和管制,或者以左派的理论次序内鼓动非理性的社会变革(革命),以期大乱实现大治,或是悲观认识,似乎中国危在旦夕,导致政策一切出发点即是“维护稳定”,丧失了政府自信,改革开倒车。

权力习惯以资本家的面目去杀人,形成完整的中国政治经济链条。若继续以左派的方式却对待他所清晰认识的世界,去拿在他认识世界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方法论去改造世界,那么中国的结果不过是六十甲子一轮回,过去呼喊的又在呼喊,过去追求的又在追求,几代人如梦一场梦仍未醒。“拉美化”的危机会来得更早一天。

生活在断裂的时代,少数人在狂欢,在PK,在超女,并在影响有影响力的媒体中去塑造自己笼子里的文化,但多少农民、多少劳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新名词为何物,他们不过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没有了原来的南方周末后,除了南方农村报,我们看到了多少报纸还愿意去呼喊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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