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人凭什么要见你？一是利益需求，他在这个事件中有利益，或在其他事件中有求于记者；二是偶然因素，对记者感兴趣，这个概率几乎跟人咬狗是一样，除非他还是新闻系的学生；三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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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采访手记
晚上，和谢冰有十多年交往的一个商人聊了2个多小时，除了谢冰的发展，也谈到商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个陌生人，两个小时前，我完全不知道我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现在却抽着烟，喝着茶，似乎挠有兴致。我和他约好晚上8点在宾馆对面的超市见，我没有跟他说从哪里得到他的电话，也没有告诉他找他的原因，只说一个记者想了解商贸行业，他竟然来了，但他告诉我，来之前他在网上搜了我的名字，怕我是骗子。当然，我不怕他的骗子，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好骗。
得到他的电话也是偶然事件。事情得从昨天说起。来之前，让有一个四川省委党校的朋友帮我打听达州的关系，他给我推荐了当地文理学院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比较年轻，来这边教书3年，对这个集资事件了解不多。我之前采访的经验，与任何一个当地人吃饭都可以比打电话要得到数倍的信息量，于是我一般无论对方如何，首先就是约吃饭。饭局在宾馆的二楼，我们聊当当地的经济、当地的旅游产业、聊许多许多问题，可惟独，对集资案几乎不知晓。他只告诉我记得一个月前，路边的灯杆上到处是汉唐公司的广告，还有他们学校旁边的阑尾楼也是汉唐的。我向他打听某位刑警队长集资不成起诉的事，他告诉我他认识法院的人，但不愿意提供，再三说服后提供了。因为他是教政治学的，我聊到政治学的许多事情，在北京教授的一些教授等等，他也许觉得这是可以今后合作的地方。晚上，他发过来了许多政府的讲话报告，那曾经是他和同事的工作，还有法院及律师电话。
法院的电话现在还没有打，今天中午我就先找了律师电话，果真屡试不爽，似乎律师是记者的天然同盟，几次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哪怕是胡乱找的一个电话，完全不认识。这次当然也没有说明电话的来源，也是之前的承诺。两个律师都愿意见面，但我只见成了一个，他提出了许多质疑，得出结论：这件事是个谜。
我把得到的传言也试探性地让他分析，他又介绍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当地媒体的记者，为了找当地媒体的记者，我昨天通过成都某媒体的一个朋友打听，结果他介绍的一个朋友只以这件事“水很深”和“在外地”为由拒绝见面。这样的同行比较少，但这次采访却遇到了两个，之前一个某全国性媒体的记者，竟然要求见面才能给电话号码，而且再三担心之类，我告诉他几个他的同事的名字，他认识的媒体人的名字，可他仍然不愿意给电话号码，当时我还在北京。一下飞机，我再发信息，却说明天联系。第二天，我没有打电话给他，因为他的报道并不深入，通过另外一个朋友马上得到了相关的东西。当然，作为记者，没有继续打电话是个失职，任何放弃都意味着一种机会的放弃。
回到刚才那位律师告诉我的当地媒体记者电话号码，可对方却在问清来源说我打错了电话。我再问律师，他说号码没错。没有办法。我只有拿来当地的报纸，直接打到报社，随机选的记者名字不在，要了手机，接电话那位问都没问就给了。我马上打电话，说同行介绍来的，他答应晚上可能一起吃饭。
结果没有吃饭，他与另外一个同事一起过来，他说晚上有同学聚会，很多人。我们就在房间聊了半个多小时。他知道的不多，但不至于是那么点，主要原因应该是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说那么多话，尤其是对当地政府可能不好的话。但他偶然提到了几个人，在我的反复劝说他，他给了电话，给了四个电话，我答应不会告诉对方电话来源。就这样，找到了这个商人，从1998年和谢冰一起打麻酱的人，虽然后来交往少，但仍有联系。
他给我讲了许多故事，但也隐瞒了许多事实。他不愿意提及任何对当地政府不好的话，他只是以概括性的语气说，“与官员走得太近。”但他彻底否定了我下午从律师那里得来的传言，他几乎以保证的语气说，那个官员和谢不是亲戚关系。我下午还曾重点问及这个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背景介绍的官员的来头。
大概对人物的判断初步回到了最初的轨道，至少是从谢的好友那知道了许多其他媒体不知晓的东西。而对传言，只能继续求证，核实。我和他像朋友一样聊天，但仍然一个录音笔在底下工作，但我答应了不会提到他的名字。
找人似乎像钓鱼，或者像电线，有很多缺口，接上了一个一段路灯就亮了，可一段好不容易找到的线头断了，就很可惜。可惜的时候总多余亮的时候，但总体说来，路灯不全亮，总还能照明路人，这或许就是最后的成稿。
每次采访，找人似乎总是个让人焦虑的工作。在吉林的那个晚上，找了许多人许多人，可两天正碰上学校干部换届述职，副处以上的，电话要到不少，但大多拒绝，他们是官员学者，不会乱说话。我在半夜醒来的时候，想到还没有找到一个人，于是拿起手机翻通讯录，只要跟东北沾点边的，或是许多没联系的媒体朋友，胡乱发短信找人，90%回复是没有，可总有1%的回复有，而且很有效，介绍了一位副教授及一位讲师，他们都从非常客观的角度帮我分析了周其凤改革的问题及缺点。
这次来采访，官员的电话相对比较全，因为我拿到了当地党政干部领导的通讯录，还通过之前采访的几家媒体，把他们所知道加一起有数十个。可这些电话我暂时一个也没打，因为接触他们是要付出代价的（被缠着不放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必须先做外围和前期的采访，最后才是他们。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几乎与达州沾点边的都找了。傍晚，一个NGO的朋友告诉他大学同学是达州的，电话一聊，他是下面县里的，而且在当地没有官员或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员关系。普通百姓获得的信息肯定还不如我多，社会阶层划分是那样的明显，一个收破烂的，即使有大官做亲戚，但要他对一个陌生人或他朋友的朋友来说服那个大官接受我这个陌生记者采访的可能性几乎等于0，所以那些大多数人群，却又往往不是寻找的目标。
采访似乎像美国电影，设定一个星球爆炸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但必须调动全身的神经去完成任务，当然美国大片里在完成任务时总有浪漫的故事发生，采访却没有。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有能量守恒定律，在社会学领域也同样的。一个陌生人凭什么要见你？一是利益需求，他在这个事件中有利益，或在其他事件中有求于记者；二是偶然因素，对记者感兴趣，这个概率几乎跟人咬狗是一样，除非他还是新闻系的学生；三是关系，而关系却往往是最重要的，第一层关系当然是自己不用查任何通讯录就能想起来的，这个关系介绍的人往往比较靠谱，能有作用，因为关系只转了一手，你接触比较多的朋友一般与你的性质气质类似，他是最稳妥的关系，转了一手，变异率不是很大。第二层是圈子关系，这却是最多的，共同参加的一个活动、会议，分享的一篇文章，共同参加过一个组织。如果在这个圈子中有许多人知道你，或知道你的单位，那么在这个圈子中找人的机会就大大增加。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关系，因为熟悉的朋友并不一定是这个行业，也不一定恰好认识那么多人。而圈子关系却可以扩展成千千万万的关系。第三层是各种公开信息，各种掮客，各种通讯录。有时候这里面能找到正好非常适合的人，大多数时候必须试几个才能得到一个有效信息，但一个有效信息就可能帮助整个报道。
当然，关系只是渠道，就好比要喝水一样，要喝的水，关系就好比是水管。有时候，分析失误，死抠一根管子不放，却失了大局。这多半是对自己采访时间的预估判断错误，或对自己报道的立意混乱所致。因为一旦中心主题不明，在一个细节上卡死了，就好比南辕北辙，走错了路。在吉首或许就是患了这样的错误，以为可以做到彻底准确，一定要查到注册资料，而这个小关节发炎却让整个人病亡，而且费力不讨好，赔了时间又折兵。
所以比找关系更重要的可能是分析每一步获得信息的用处及重要性，然后根据统筹学的原理进行排列组合，那些信息可能需要继续追下去，哪些关系是必须找到，哪些其实是可以放弃的，在这里，时间却是最重要的函数变量之一，这个函数是：在时间及现实可能性的条件下达到最优。这种最优只可能胜于他人的最优，也可能是自己的最优，但永远不可能是真实的状态，因为新闻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总是有差异，那个理论上的最优结果是趋近于无穷的函数。
这就好比，函数Y=a*b，a是客观约束条件，a1是时间，a2是个人的素质、能力（能力也是在缓慢变化的，每个人在不断突破自己和积累经验之后会有更强的能力，但在某一时间接近不变，因此视为客观约束条件。）……这些客观约束条件是采访的短期采访个人所无法改变的，b是可以改变的因素，如多打一个电话，早一点达到现场，多和当地的人吃饭而不是打一个电话，多和编辑沟通确定主题等等，这些单个变量的改变累加，可能让这个函数在整个方向上达到最优，也即让函数Y往趋近于真实的方向走，而不是相反。因为在外围接触的信息越多，判断也会越清晰，越接近于真实。
一天是采访，在偶然失误未联系上重要人物的遗憾和偶然意外之获的兴奋情绪交替，乐在其中，这似乎也是每次采访的常态。采访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总和，只有自己的最优和比较的最优，而永远趋近于真实，而非真正的现实。偶有所感，是为记。
2008年11月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作者不详）
不懈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