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农村税费负担时代被喻为抢钱抢粮的乡级政权,沉寂了几年之后,成为了中国财政改革体系的急先锋。他们在博弈中找到了共识,这是社会变化之喜。然而,改革者背后的权力潜规则又有几个人能读懂?

如果人们还记得几年前乡镇政府的尴尬,一定会为最近四川白庙乡政府的行为而感到惊奇。

几年前的乡镇政府被倒逼着进行改革,中央政府对这个最末端的政权实行了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因为它们不断把手直接伸向农民的口袋,并由引起了广泛的农民抗议,甚至引发基层的政治危机。

改革以后,乡镇政府失去了向农民收取以农业税为主的苛捐杂税的权力和便利途径,而且他们企图搭农业税的便车而收取的各种费用在师出无名的情形下也不得不大为收敛。这相当于釜底抽薪,将乡镇政府向下的手斩断。另外,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实行乡财县管,并且将土地管理等实权部门权力上收,这直接导致了乡镇政府其实成了一级不完备的政府。

这场改革让乡镇政府成为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上面不讨上级政府的好,下面农民不喜欢。但正是这种倒逼的改革,让乡镇政府置死地而后生,它已经十分臃肿,效率低下,两头控制、上下相逼之后,乡镇政府的人员膨胀方走出越裁越多的困境,它不再是县级干部亲戚的养老院。

当然,它也不是农民的服务机构。改革似乎到此打住了,它静止了。有人说,该撤掉它,既然它与农民争利,不如不要它了。还有人说,既然它已经不是完备的一级政府,干脆该为派出机构。不少乡镇政府背负沉重的债务还要思考自身何去何从的问题。乡镇干部远不能像县官那样潇洒——有自己的宏图大计,招商引资,图谋发展。大力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大多数没有强硬背景、又不愿意进行权钱交易的基层官员的升迁之道,乡镇干部们连这条道路也被堵住了。

这时候,四川巴中白庙乡曝出“全裸”乡政府的新闻。

不明秋里的人以为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乡镇政府做了县、市、省和中央不敢做的事,一定是一位有胆略的基层改革家突破重重阻力而为之,但其实背后则是一场沉寂已久的县乡权力博弈。改革的发起人之一是笔者的多年好友,他告诉笔者,他曾经接触过多位乡镇干部,企图进行这一项财政科目细化公开的实验,许多乡镇干部都有积极性,原因很简单,“乡镇的钱都已经被管得太死了,图发展根本没有可能。”乡镇干部们希望自己像县官一样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发展本地经济,同时也带来自己仕途能的转机。可这几无可能——因为乡镇政府基本上已经是半个政府,权力都在县城。

他必须要回作为一级政权的权力,他当然不敢公开的声张,他只能做一些没有风险的事。“全裸”乡政府便出来了,他们要向他的上级表明,他们的财政其实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他们应当有充分的支配权。“县管乡财不是担心腐败吗?我现在全部公开,你还担心什么呢?”

这种逻辑决定了整个改革,他们的改革不过是无奈之举,“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了,除了公开”。白庙乡也有其特殊之处,它地处四川巴中市,白庙乡之穷外人是想不到的,不仅没有一条水泥路,而且连乡政府的办公楼也是租来的。乡镇的财政几乎全靠上级转移支付。在当下的官僚体系中,转移支付往往嫌贫爱富,因为富裕地方交通好,方便领导考察,也容易出成绩。白庙乡便只能拿到它本分的转移支付,想争取更多的项目,不是没有可能,但却很难。它的财政资金来源相对清白,不会与上级政府有太多隐秘的往来。这或许是这场改革的必要条件。

当然,无论乡镇政府的官员如何有勇气,没有乡镇一把手的勇气,没有上级政府认可,他们再小的改革也不敢做。改革暗藏着政治权力的博弈,各方都在“各取所需”,寻找自己利益损失的最小点、利益取得的最大点,一个“全裸”的乡政府就这样诞生了。

一个在农村税费负担时代被喻为抢钱抢粮的乡级政权,沉寂了几年之后,成为了中国财政改革体系的急先锋。他们在博弈中找到了共识,这是社会变化之喜。然而,改革者背后的权力潜规则又有几个人能读懂?乡镇干部们无声的抗议又有几人能知晓?如果乡镇政府自己都不怕公开,上级政府还怕什么?还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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