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立场似乎很明白,对待公众的质疑,他不用拿出证据做说服工作,而只需表明立场——我做对了。

莫名的敲门声

元宵节上午,我在山东新泰采访,宾馆房间突然响起敲门声。隔门传来声音,“谭主任在吗?”

我感到很奇怪,来到新泰后还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住在这家宾馆,怎么会有人敲门并称我主任呢?凭职业习惯,我也马上反应过来。

“谭主任,听说你来了泰安,我们过来看看你。”

“你们客气了,应该是我去向你们汇报。”

他们一行三人,一位是副县级干部,一位是科级干部,还有一位年轻人,通过选调生考试进入公务员系列,比我晚一年大学毕业。

我们来到宾馆楼下的茶座,泡上了4杯铁观音,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应对,与他们闲聊了新泰在泰安、泰安在山东的经济地位等话题,这一般是地方公务员关心的事。

将近上午11点,他们安排了包间吃饭,我主动提议,我去收拾东西,下午离开。昨天晚上,一位已经离开新泰的同行告诉我,他因被政府有关部门全程跟随、盯防而不得不离开新泰,当地政府官员每餐陪吃陪喝,好生招待,但根本没法采访。当他答应离开后,当地政府便安排了专车送他到济南。

我和他们说,元宵节也没什么采访,先回去。

饭毕,一辆专车已在楼下等候,我告诉他们送我到当地汽车站就可以了,他们坚持要送到济南,这是领导的交代。

新泰下了小雨,路上下起大雪。我们到达济南火车站后,他们将车停在车场,我让他们赶紧返回,晚上回家过元宵,再晚了路上结冰就走不了了。那个年轻人坚持要送我下车,他手提却提了一盒蚕丝被单,下车时我已注意到。

到了候车室,他把蚕丝被塞给我,我推辞不要,他说是领导交代的,说完把东西塞到我手上就跑了。他离开了,没有帮我买票,也没有“监督”我买票,后来可能他会认为这是失策。

 

我被“守株待兔”

第二天下午,坐了4个小时的车,我又悄悄回到了新泰,住在一家不起眼的宾馆。

当天晚上,我找到了“80后副局长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王然的家,她妈应了话,隔几分钟,她进去商量一下,没有开门。又隔几分钟,他们又出来应我话,但就是不开门。我站在她女儿的角度劝说她,“你女儿今后的仕途还长,这个事即使我不来采访,今后你女儿的一举一动网民也会关注,现在站出来对今后有好处。”

我还试图故意激她,“如果你不站出来说话,外界还以为真有什么黑幕。”可无论我怎么说,她就是不开门。我问她王然是否在家,她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

最后,她说,现在是晚上,不方便开门,“你明天早晨8点多钟来。”

没有实现的承诺永远有变数,这是做调查的经验,我不敢这是她的真心话,于是再次确认,“那好,我明天早晨一定来,你要留人在家。”她响亮地回答,“我会在家。”

次日清早,我打的到了她楼下,停了一辆小汽车,我认真看了一下,不是送我去济南的那辆车。

我敲了敲门,猫眼里似乎有人看了一下,但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动静。我等了几分钟,3个看上去像是街坊邻居的人往楼上走,其中一个走到了上一层楼梯上,回头问我一句,“你找谁。”

外地口音,我一说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记者。他们说他们是政府的人。他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当地居委会了解情况。我没答应,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在一边坐着,肯定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

过了几分钟,前天和我一起吃饭的官员出现了,他们消失了。这位官员告诉我刚才的不是他们部门的。

熟人见面,又客套一番。我夸他们比记者还敬业。但这时我已经知道,采访几无可能进行下去。

我把蚕丝被故意留在了房间,这次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结算房费,然后那辆停在王然家楼下的小汽车已经准备好,我又一次被送出新泰。在上高速路口前,他们发现了我留在那里的蚕丝被,又追了上来。

济南火车站需要排长长的队买票,这次他们不敢有失误,一直与我一起排队,我买好票,他们再离开。

 

同行们的遭遇

这次来新泰采访的有几家媒体,他们也都享受了同样的待遇,但境遇却不相同。有一位都市报的同行,他主动找到当地的宣传部门,希望宣传部门能联系有关部门解答。这种直入其门的方法在都市报的操作中有时也能有效果,比如贵州安顺警察枪击村民案中,众多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追问,让本来坐在记者后排的法医出面解答疑问。

这件事,后来媒体报道的情况是,刘婷婷的家境贫困,也没有传言中的姑姑在泰安当官。她的学历、学位也都被查实没有造假。如果当地有关部门,在网络热潮开始兴起时就主动公布详细的(不侵犯个人隐私前提下)的相关信息,那么也不会有后来网络上潮水般的怀疑和谣言。

这位记者主动找到有关部门,但他们仍然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做释疑工作,而采取防备姿态。他们的立场似乎很明白,对待公众的质疑,他不用拿出证据做说服工作,而只需表明立场——我做对了。这次,他们只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强调这次选拔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至于网民们的疑问,他们似乎觉得根本不用说明。

另一家媒体的同行后来发出了报道,他们为此和当地政府玩起了游戏。他们前后派出了3名记者采访此事,第一位记者也享受了前位都市报记者一样的待遇,被全程跟随、盯防,然后他们再从北京又派了另外2名记者,这2位记者没有住在新泰,而是住在泰安市,每天坐两个多小时汽车到新泰采访。

当他们在一个采访对象那里留下手机号码后,当地政府的电话也打到了他的手机上,他告诉他们已经离开了,那时他确实正在离开。

我后来在想,他们是怎样知道我到了新泰呢?我起了一个细节,我到新泰前,搜索了当地几个公务员的QQ群号码,加入了其中两个,我找了几个群里的人网上私聊,希望了解相关情况,他们大多避而不谈,却问起我的身份,后来我也被群的管理员踢了出来。

另一个失误在于,采访之初,我把报道的重点定位于当地官场,即因新干部的提拔而带来当地官场新的利益不平衡,因此反而忽视了对几个当事人资料的翔实调查。

至今,80后副局长的事仍有许多细节不明朗:王然到底有没有男朋友?是不是传言中的组织部副部长的儿子?如果是男女朋友关系,在选拔过程中这个人是否应该回避?等等。

我在王然父母卖藕的市场上四处寻访,商贩们大多数仍然认为,“上面没有人,那么年轻怎么能当上副局长呢?”

网上的谣言和猜测依然不止,当地有关部门的主要工作却是盯防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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