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_3473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

在紧靠南街村中学南边,有一块几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外边种了各种树木,里面则是清一色的柏树,两座坟墓和一间小房子隐藏其中,一匹凶狠的狼狗拴在一旁,这户人家24小时守护着这两座坟墓。

据多名知情人透露,这就是王宏斌爷爷奶奶的墓地。“他以为这一切都是爷爷的坟地风水好,保佑了他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风水在南街村是很重要的问题,每新建一个厂房,王宏斌必然先请人看风水。在村南边的观光园的旁边,还有一座庙宇,每个月农历初一和十五都会有村民来这里烧香。据说,这个庙也是专门从村内搬迁过来。

王宏斌,今年57岁,他已经管理这个村庄31年了。在南街村最辉煌的年代,他把原名“王洪彬”改为现在这个名字。

王宏斌是个直率、幽默、思维敏锐的人,眼神中折射出威严和魄力。对于他不愿意谈的问题,他总是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普遍性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然后又用辨证思维“一分为二”把问题解构掉。对于他看得很明白、又愿意说的问题,他喜欢以生活中简单的例子作比喻。

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把双手搭在背上,上身笔直,但即使与你握手的时候,他另一只手也仍然保持搭在背上的姿势。有村民路上碰见他,向他反映情况,双手搭在背后的姿势丝毫不动,即使叼着一支烟,他说话时也不取出口中的烟。

这种刻意保持的姿势被外界认为是模仿毛泽东。但他的姿势和他的思维模式、办事方式是不相符的,他不是一个古板的、只注重形式的人。他聪明,知道要说什么,要坚持什么,要表现什么。

“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的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文革”后,南街村重新大学毛泽东思想始于1984年。

当时,村委会刚刚把承包的土地收回,但“人心散了”,管理起来困难了。而且,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流行歌曲等各种“腐朽文化”开始侵入南街村,“让人精神萎靡不振”。更令王宏斌懊恼的是一个叫刘素娥的上访专业户,长期以“王宏斌有三个子女,不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告王宏斌的状。王宏斌觉得,要促进人的进步,就要进行思想教育。

用什么东西来教育村民,刚开始也没有思路。“就好像找什么东西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比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口号群众最熟悉,喊起来也朗朗上口,领导说出来,也觉得很正式,显示一定的高度。”一位当时的村干部这样解释。

王宏斌2001年3月31日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讲话时这样说,“国外的不适应咱这个,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指邓小平理论)没有出来,我们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了。”

从“文革”中走过来,只上过高小的王宏斌,除了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只有“文革”那一套管理模式。实际上,这两种思想资源也正是王宏斌管理南街村的手段。

1984年,南街村开展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一位熟悉王宏斌的南街村人说,“他在这方面(指毛泽东思想),造诣是很差的。你现在问他,读过几本毛泽东著作,也很难说。不要说专家,就是跟一般人坐下来谈什么毛泽东思想,他也不一定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套制度被不断强化,南街村实行政治教育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管理模式,政治不过关,获得的福利就会减少。王宏斌也开始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和探索者自居,他是为数不多的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村党委书记。

他对理论问题津津乐道。在南街村的宣传册上,摘录了一则没有标明出处的他与某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最喜欢谈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

1990年至1992年是中国迷茫的三年,“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姓资还是姓社”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最严峻的选择,而南街村在这个时候至少在表面上给出了坚定的回答——走什么道路?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一位多次到访南街村的河南媒体人士注意到,王宏斌一直在变。“1992年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他自己是提不出来的。有段时间,王又津津有味地谈论日本的山岸村和以色列的吉布兹。这种变化可以看出他背后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他在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国某个政治派别的农村代表。”

“南街人和王宏斌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南街人自己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创造一种‘模式’,他们只是在做法上与众不同。”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俞思念在2002年第1期《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正是这种与众不同,让南街村获得那个年代其他村庄所没有的政治殊荣。

 南街村开始成为典型,王宏斌乐观其成。他在村里接待的国家领导都不少,将军有近200名,省部级干部有300多名。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说,他负责接待工作,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警戒级别,只要一来重要领导,不管冬夏,他的衬衣几乎没干过(紧张得出汗)。

一位媒体评论人士说:毛泽东思想在南街村,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村庄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价值信仰。当这套思想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积极发扬光大;如果成为负重,抛弃也不是不可能。

南街村改制风波四起,许多人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看来,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

王宏斌也默认这种看法,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毛泽东思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企业文化。”

“外圆内方”

当然,毛泽东思想并不只是“企业文化”那么简单。据知情人透露,王宏斌在内部会议上讲过:只要领导支持了,银行就会支持。

南街村获得大规模贷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1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

此后,南街村陆续获得各个银行的大量贷款。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一位中央领导人考察南街村后,中国农业银行的副行长还主动来南街村考察,提供贷款帮助。这对当时一般的村办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据了解,在全部贷款中,中国农业银行份额最大,占到总贷款的一半,其他三大国有银行和农信社分别占一部分。1990年至1997年是南街村鼎盛时代,从1991年到1994年,每年的产值都比上一年翻一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宏斌也承认,南街村的发展与获得大量贷款分不开。

1991年,南街村还专门成立了顾问办公室,这些退休干部除了领取退休工资外,还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他们除了在日常工作中为南街村提供帮助外,也被认为是王宏斌积累政治资源的手段之一,“老同志不一定能直接带来经济效果,但在舆论上,他们一般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这些人都说南街村好,当政的一般也会听。”

1992年,王宏斌被提拔为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支部也升格为党委,王宏斌同时任南街村党委书记。2002年,王宏斌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职位续任至今。

知情者透露,临颍县几乎没有什么大企业,南街村的财政收入最高时甚至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宏斌与县主要领导都很熟,他在临颍县几乎可以调动一切资源,而在漯河市官场的关系也根深蒂固。”

知情人士还告诉本刊记者,能获得巨额贷款,除了政治因素外,“实际的利益回报”也是重要原因。王宏斌在一次解释“外圆内方”的讲话中说:“对外交往,人家实行的那套,我们也实行,该给人家的我们也给人家,人家该给我们的,我们的同志也接住……交回来的金银首饰我们放着,赠送给新开发的关系人、关系户……”

据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临颍县原财政局长银苗谦和原县委办主任韩俊荣,相继在调离临颍县后被“双规”。银苗谦后来被撤销行政职务,韩俊荣被判刑数年。据传闻,最近又有一位原临颍县的重要领导被“双规”。

当地官场的变动被解释为与南街村的贷款问题有关。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韩俊荣被“双规”后,有关部门专门到南街村进行调查,但结论尚未公布。

南街村的账目不清一直饱受诟病。银行贷款一般用于建设经营性项目,而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和公司董事会都集权于王宏斌一身,难以实行有效的监督。因此,“许多资金被用来搞形象工程,或者根本去向不明”。

1995年,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来南街村视察。据当时一位在现场的人透露,这位领导人在听完王宏斌关于产值和利税的汇报后一言不发,“如果按照王宏斌汇报的产值计算,上交的利税肯定不止那么多,这位领导人是搞经济工作的,一听就明白。”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加速,银行与政府脱钩,实行自主的贷款审评和考核制度。南街村的危机出现在2000年以后,但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

“刚开始是发现贷款有难度,但做工作还是可以贷,后来就是完全不能贷了。”

2003年,南街村遭遇被王宏斌称为他上任以来最大的困难,“任何私营企业遇到这样的困难,都会人走厂垮。”

 从2003开始,因为南街村无力偿还之前的贷款,所有银行至本刊记者采访时止,没有给南街村贷一分钱。

王宏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但漯河市财政局通过临颍县财政局分两次注入三千多万,“也就是借给南街村暂时使用”。但对于还款期限则不置可否。

“政府的钱怎么能给一个企业使用呢?”本刊记者追问。王宏斌回答:“就是看着南街村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注入一点也是一级政府对南街村的态度。”

这笔钱,对负债近17亿的南街村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通过获得领导支持获得贷款,是南街村90年代以后的发展思路,那么这条路已经变得很窄了。

“他膨胀得很厉害”

在南街高中的教学楼外墙上,有四行巨大的红色字体:傻子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

这种有反智倾向的“傻子精神”也是王宏斌所提倡的核心思想之一。早年的“傻干”曾经让年轻的王宏斌获得社员们的信任。“他个子显矮,但干农活卖劲,不拣轻挑重,当民兵排长挖坑塘。”77岁的村民张玉珍回忆说。

“傻子精神”被推广到“三大班子”成员身上,每名干部的工资都是250元。上世纪80年代,王宏斌带领村民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办企业,闯市场,率先让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变成半工业化、城市化的村庄。1990年代,在全国乡镇企业纷纷垮台之时,凭借巨额的银行贷款,南街村村办企业异常红火。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刘倩在她的《南街社会》一书里提到王宏斌另外一个性格特征:“胆子特别大”。“他办的事,我们老同志都不敢想。如负债经营,南街村的企业负债数亿。我们不止一次追问王宏斌,拉这么大摊子,愁不愁?他回答:不愁,迎着困难上。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打住车(遇到阻力困难)就有人来救。”

“傻子精神”和“胆大”的性格弱点逐渐显示出来。王宏斌身边的人说,村民对他的“感恩的心态”和他自认为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他膨胀得很厉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则这样分析他,“他身上具有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后来逐渐演变为妄想;他身上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印记,实用后来逐渐演变为投机,而且传统社会的迷信思想,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王宏斌的“傻子精神”让外人不理解。有外界人士评价说,他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家,通过打政治牌,树立鲜明的形象,获得外部经济资源。而熟悉他的朋友则不这么认为,“政治和经济在他身上是辨证的关系,他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只会赚钱,而他的许多行为根本不符合企业家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又把自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看待,通过打‘政治牌’获得经济资源,又利用这些经济资源,去塑造南街村,从而巩固其政治资源。”

南街村在高负债的情况下,修建宽广的颖松大道、朝阳门广场,“金水桥”,城墙等等,这些都被一些村内不同意见者认为是“形象工程”。

“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就像传销一样。你获得贷款,去搞形象工程,并改善村民的福利,领导来视察,说你做得很好啊,就应该支持。然后,又继续用来搞……”

“不可能长期这样纸里包着火来玩。”知情人说,南街村现在出现的问题,其实在十年前、五年前就能看出来。王宏斌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只要我们的事业有人支持,什么困难都能战胜……”

造永动机是王宏斌狂妄之极的表现。这一项目当时遭到班子所有其他成员的反对,但他仍坚持强行上马。对外公布的损失是两千万,而知情人透露,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现在,在南街村办公楼背后、由一条空中走廊与办公楼相连的蓝色玻璃大楼仍处于封闭状态,外人不得入内。这栋楼当时用来秘密研制永动机,被高墙围起。

造永动机的事后来被临颍县第二中学的物理老师当作教学案例,一位已经上大学的贾姓同学记得那个高中物理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后,同学们哈哈大笑,那个老师说,“王宏斌就没上过初中。”

临颍县检察院原检察长罗国治说,王宏斌的性格比较“倔”,“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实现。”

“在常人看来很蠢的事情”在造永动机之前有很多,之后也不少。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造永动机之前,王宏斌曾力主上马“大地一号”化肥项目,他承诺只要研发成功,粮食就能大幅增产,没有什么干不成。实际上,这也是受骗。“大地一号”投产花费了上百万,其实不过是多种肥料的物理混合而已。王宏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使用,给本来不施化肥的红薯施这种化肥,红薯长出来后,大家都不敢吃。

南街村热电厂项目也被认为是一大败笔。看守工地的工人告诉本刊记者,工厂已经停工2年了,“什么时候融到资了,什么时候开工。”临颍县城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王宏斌搞热电厂只是为了显示南街村的独立,就像修南街村的城墙一样。如果按成本计算,把煤运到这里来发电,远比用国家大电网的电贵。但也另有说法,修建热电厂是为了南街村的企业发展需要,既供热又供电。

现在,王宏斌的管理模式和经营能力都受到广泛质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最大的支持来自群众,只要群众支持我,社会上各级各界就会支持我……”

王宏斌式人群

在南街村的大街上,每个路段都有一位老人负责打扫。老人、导游、宾馆服务员、党委和村委下属机构的办公人员,是外来旅游者最容易接触的群体。

“你见过班长吗?”

“见过,经常见呢。”

“班长是什么样的人?”

“班长可和蔼了,没有一点官架子。”

……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问及,得到的答案几乎一样。这犹如每天早晨广播里响起的歌曲,每天晚上巡逻盘查路人的民兵,每天影视厅向游客播放的班长讲话录像,每周出版的南街村报,每个月发的日用品,每走几步就出现的毛主席或王宏斌语录。

南街村与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王宏斌用不同季节作比喻,“南街村好比是冬天,外边是夏天,你出去要脱掉棉衣,你若回来就必须把棉衣穿上。”

班长王宏斌塑造着这一切的同时,自己也成为这个画卷中的一道风景。

只要他没有外出,每天早晨六七点钟,王宏斌都会到主席广场、居民区去转悠,扫视着这里的一切,也思考着村子和自己的未来。他双手搭在背上,腰杆挺直。每天上午七点半,他一般准时到办公室。如果办公室没事,他会继续出来转悠,大路上,宾馆、厂房……

年长的村民碰到他,见面先笑笑,打个招呼:出来了,斌。

斌也笑笑回应:嗯,有什么事?

村民答:没事。

宾馆服务员或导游碰到他,则会礼貌地打招呼:班长好!

班长也笑笑,点点头。

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说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

《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说,“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

据知情人透露,王宏斌个人在物质财富上的欲望确实不强烈,“在道德上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也是大多数村民31年来支持他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说到王宏斌的缺点或错误,他们会用王宏斌式的思维来回答你。

比如,你问:“班长还搞过永动机呢?”

他会回答:“谁不会犯错误呢,毛主席也犯错误呢。错误是前进的动力,犯了错误,改正了,今后就能少犯错误。”

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其实他已经转换话题了,没有讨论永动机这件事。

如果你再问:“班长已经57岁了,再过几年就老了,那怎么办?”

他会回答:“我们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打工的(或者:我们只是普通的村民)。班长,他现在身体还很好。”

你再追问,他想了想,说:“班长说过,革命总有后来人。”

每个人在说话中,除了毛主席语录,似乎都知道几句“王宏斌语录”。

比如,记者问一名女导游关于工资和福利待遇的问题。

她回答说:“班长说过,‘富裕不等于幸福,但幸福包括富裕。’从经济上看,也许我们没有外面那些人富裕;但从精神上、思想上,我已经超过了他们。”

“万一南街村集团经营不善怎么办呢,你们的住房、吃的、用的可都是集体的啊?”本刊记者继续追问。

“没想过。南街村肯定不会垮,有班长的领导,就一定能战胜困难。”这又是一个王宏斌式的回答,人定胜天。

她经常看红色电影,然后参加小组讨论,有时还翻翻《毛泽东选集》,这让她觉得自己“思想上要高尚一些”。

对追求安稳,又不愿意出外闯荡的人来说,他们愿意生活在这个“冬天”,只要还有房住,有面粉发,有学(免费)上,有病(免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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