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玉树地震再一次将中国地震局推向风口浪尖,这一次质疑却不仅针对地震局预报预测职能定位的混乱,而且伴随着对其资金使用的怀疑。

许多网友对中国地震局2010年预算报告表示愤怒。在这份预算报告中,“地震预报预测”的投入仅仅为270万元,而在住房方面的花销却高超过1.6亿元,住房花销是地震预报预测花费的60倍。

中国地震局如何分配其24亿元的巨额资金,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政治逻辑呢?南方周末记者向多位公共预算专家及地学专家请教,他们虽不完全认同网友对预算报告的科目进行简单对比,但亦不能说明白地震局的预算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  人头费哪里寻?

中国地震局在住房保障花费上排第10位,仅次于国家统计局,是排位第一的农业部13.5亿元支出的1/8,是排末位的中国工程院0.02亿元支出的82倍。

 

在预算报告中,对公务员工资、办公经费等费用通俗地称为“人头费”。

比如,今年财政部的部门预算不仅仅列出“一般公共服务”项目,而且细化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则略等于“人头费”。另外一些部委则没有这一类支出,“人头费”计算在其他科目之下。

中国地震局属于后一种,即没有“一般公共服务”项目,第一项支出为“外交”。从整个预算支出表中,可以找到与“人头费”相关的是“行政运行”和“机构运行”费用,分别高达1.8亿和2亿。这两项花费分别隐藏在“科技研究”和“地震事务”两类之中,占全部预算支出近1/6。

这还不包括占总额近1/3强的7.2亿元的“地震事业机构”支出,有专家认为这个科目即为下拨给中国地震局下属16家事业单位的“人头费”,但这并没有得到中国地震局的官方证实。

当然,引起最大争议的并不在以上几项费用,而在保障性住房支出,这项支出高达1.6亿,全部用于住房改革,即公务员自身的住房保障。

与其他34个部委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地震局在住房保障花费上排第10位,仅次于国家统计局,是排位第一的农业部13.5亿元支出的1/8,是排末位的中国工程院0.02亿元支出的82倍。

根据1998年国办发136号文件的规定,中国地震局机关事业编制为130名。如果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保障费用,以此数字计算,地震局用于住房保障的人均费用高达125万元。

除这些在编人员外,中国地震局还承担巨额的离退休人员负担,离退休人员花费超过1千万,其中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的费用就高达118万。

由于中国地震局没有公布预算报告的编制说明及明细账目,外界无法清楚知晓其“人头费”的准确数字,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头费”及住房保障等费用在中国地震局整个开支中占相当大的比重。

 

(二)  谁来决定科技经费的投向?

 

对于民间地震研究者,刘杰说:“不能你说你聪明就聪明,大家也是一辈子搞这个的。”

 

虽然在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看来,地震预测并不存在主流和非主流派别之分,但从预算表中仍可以窥知一二。

在“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的大类项目之下,除去行政运行和地震事业机构支出外,最大的一项支出即为“地震台网台站”支出,超过1.7亿。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官方网站资料显示:中国数字地震台网建设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建设48个卫星直传的国家数字地震台站和28个有人值守的区域数字地震台站,从而构成布局基本合理的国家级数字地震台网。

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认为,1.7亿元的费用如果仅仅是运行维护费“还差不多”,如果包括设备费肯定不够。与地震预测预报费用相比,“台网台站费是大头,预报预测是小头。”

“地震预报预测”费用是受网友关注最多的科目,只有区区270万元的花费被认为太少了。

    国家数字地震台网地震预报中心主任刘杰详细介绍了地震台网中心进行地震预测的4种方法,这套方法在1966年邢台地震预测时形成,包括地震活动法(即通过台网监测的小地震活动预测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形变法、电磁方法和水文地质法。此外,还有一批宏观观测观测员,定期提供诸如动物异常等现象信息。

国家数字台网建设事实上占据了中国地震局工作的重心,它既可以为地震预警服务,也可以为地震预报提供数据参考。

长期从事地质调研的四川省矿务局区域地质调研队的总工程师范晓说,“要知道地震预测预报费用,关键是要知道它包含什么,是仅仅包含数据分析的费用,还是地震专家会商并向有关部门汇报的办公费用呢?这些只有业务部门才能知道。”

与数字台网建设的数十亿巨额开支相比,一些地震预测老专家获得的资金支持则非常少,他们认为自己运用自创的方法曾经准确预测过地震发生,但却没有从地震局预算的大蛋糕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

如,被称为中国洋地电的“祖师奶奶”的钱复业,创新了一种叫HRT波的预测技术,这一技术成功预测多过次地震,而且得到一位国家副总理的肯定,但因为她是退休专家,其研究经费捉襟见肘。

对于民间地震研究者对地震局资金使用的不同意见,刘杰说:“不能你说你聪明就聪明,大家也是一辈子搞这个的。”他并不排斥民间预测地震的方法,“其实许多民间的方法,中国地震局也在进行区域试验。”

对于由谁来决定哪些研究是有价值的、哪些应当由国家投资扶持研究,刘杰认为这是科技管理体制的问题,而他只是一个地震预报的技术人员,并不知道其运作过程。

在地震科技研究的支出中,基础研究只有2400万,与之对应的是应用研究经费则高达4.7亿。中科院《科学新闻》总编辑贾鹤鹏分析说,“地震局作为一个部门,见政绩的压力比较大,压力之下肯定是重视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

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包含什么,即使内行的地学专家,他们也很难说清楚,“科目太大了,没法知道下面包含了什么信息。”

 

(三)尴尬的地震局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失去这个职能,中国地震局没有存在的必要,“地震监测职能可以并入国土部,地震救援的功能可以并入民政部。”

 

有人质问:如果不能预报地震,还要地震局干什么?

在公众形象之中,中国地震局一直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从未宣布地震不可预测。另一方面,它却反复强调预测地震是世界性难题。“这就好比,一个人一边说一个事情很重要,需要去做,但又一边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做好。”一位长期从事科技报道的媒体记者分析说。

中国地震局成立之处源于周恩来总理对地震预报工作的指示,“我们不能只留下地震史实,要抓住地震现场不放,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搞出地震预报。”

与生俱来的“合法性”决定了它的使命是预测地震,并以此为理由获得国家的资金投入。但地震能否预测,尤其是能否进行短期、临震预测,地震学界存在巨大争议。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失去预测地震的职能,地震局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地震监测职能可以并入国土部,地震救援的职能可以并入民政部。”

即使在由中国地震局起草的相关条例中,对于地震从预测到预报的制度也进行严格规定,其所确立的会商制度被一些专家认为,“为了避免承担错报责任,地震会商制度往往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只有少报不会多报。”

频繁地辟谣和频繁地发生地震的事实,让中国地震局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有人质问:如果其自身花费的钱比其在业务上花的钱还多,老百姓为什么要养这样一个机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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