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82008(031)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地震活跃期造就了地震局,那么新一轮地震活跃期,则暴露了地震局的全部尴尬与困境。在老地震专家看来,地震局已经病入膏肓,需要彻底改组;在年轻一代地震研究者看来,他们更实事求是。

地震局的职能定位,不可避免地已经陷入一连串的悖论之中,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当论证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并且需要国家拨款时,他们总是引用海城地震的例子,证明预报是必须且可能的。当公众要求他们对地震预报失误承担责任时,他们就拿出一套地震不可预报的说法推卸全部责任,并且没有一点愧疚。

一份保密的内部反思材料已经摆放在刘杰的案头,这是对中国地震局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全面总结,仅仅关于地震预报的部分就有上千页厚。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批地震局的老领导、老专家要求对地震局的工作进行调查,“为这事,我们把中央老同志的子女和老婆都找了一遍,有的领导气得拍桌子。”一位地震局老专家说。

外界的压力一度让地震局很紧张,反思总结工作从奥运会结束后开始,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说,“一节一节地汇报,一稿上去不合格退回,又一稿,又退回,反复折腾。”

2009年,川大地震一周年,这份报告交给了中央。该报告被提交中央,至今没有明确的回复。

未料,4月14日,青海玉树再次发生大地震。

对于这次发生了前震的大地震漏报事件,国家地震局再一次对公众给出了清晰而强硬的解释:一年内全国发生的小地震太多,根据小地震预报大地震太难。

其实,当时预报部主任刘杰正在家中,通过手机短信他得到了前震信息,对于小地震他根本不用重视,像这样的小地震每年太多了,只有5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局才启动会商机制。直到他在地铁里送小孩去上学,才知道又发生了大地震。此时,青海省地震局的会商会正在召开。

这与汶川大地震后的情形十分相似。国家地震局高调宣布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全然不去检讨自身工作的不足。

2008年2月14日,都江堰发生了3.7级有感地震。当地盛传将发生大地震,有不少居民在户外躲地震。

面对传言,成都市防震减灾局研究员洪时中“一头扎进”都江堰电视台,以斩钉截铁的语气称“都江堰绝对不会发生7级大地震”、“整个成都地区、都江堰地区不具备发生那么大的地震的条件”、“这是全体地震研究人员的共识”。

汶川大地震后,山西运城等地出现地震传言,为躲避地震,万人空巷,在山西省地震局辟谣之后的第三天,地震果然到来。

玉树地震后,又重复了这一辟谣的逻辑。从山西到内蒙、河北到江苏,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地震传言。地震局再一次采取武断的辟谣措辞: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然而,辟谣却陷入了悖论:一方面宣称地震不能预测,另一方面却称近期绝对不会发生地震。网民甚至戏称“地震局辟谣”是地震发生的前兆之一。地震局的公信力面临严峻考验,从汶川到玉树,地震局在预报地震和辟谣的思路上没有任何改变。

汶川大地震前,刘杰是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预报部负责西南地区的首席预报员,汶川地震后,他升为部门主任。对于外界广泛批评的漏报地震,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过错。

同样,在都江堰电视台发表辟谣言论的洪时中,2008年底获得中国科协先进个人荣誉表彰。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两年,玉树地震带来的悲痛也在渐渐远去。中国地震局的反思总结报告至今未与公众见面。对于“能否预报”的争论是否可以替代地震局工作的检讨?地震局成立40年来,预报工作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一)“地震不能预报”需要研究吗?

 

与地震局对外宣传的不一样,在讨论国外科学家盖勒的文章时,大多数人认为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

 

老地震专家汪成民记得决定地震局成立那次关键的大会,当时绝大多数专家反对设立地震局,从科学的角度地震根本不能预报,他们的共识是地震预报仍是科学难题。“李四光是绝对的少数派,周总理力排众议,成立地震局。”

“也就是汇集地矿部、石油部、气象局等等与地震有关的人员,拼凑起来组成地震局,各自还是在各自的原来的部门里研究地震。”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前首席预报员孙士鋐介绍说。

地震局成立之初,国家的拨款仍然是按照成立以前各部门所需要的经费划拨,只不过是合到一起做地震预报这件事。周总理告诫汪成民,你们这些地震预测人员要向群众学习,像蜜蜂一样,在群众中采集经验。

防震抗震在那个“发动人民战争”的年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基本的防震常识在群众中普及,而且“群测群防”也大规模推开。后来,1982至1983年就清理群众的“三土(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观测点5千多个。

老地震专家说起那时的成绩眼里放着光芒,尤其是海城大地震的成功预报。有两个事情可以说明那是地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科技访问代表向中方提交了一个科技交流项目清单,第一项是针灸麻醉,第二项就是地震预测。汪成民参加了当时的会谈。

在地震学界还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1991年我国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应美国地球物理学界泰斗原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C.Green教授的邀请去美国讲学,C.Green教授他请教翁老地震短临预报问题,并请翁老对美国地震作一次试报。

经全国政协批准,翁老于1992年1月7日以学者之间交流的方式向美国作了一次预测。内容是:1992年6月19日,旧金山大区将发生6.8级地震;结果是1992年6月28日洛杉矶附近发生了7.4级破坏性地震。虽然有一定误差,但如此准确的短临预报在美国引起轰动。

在老地震专家们看来,预报地震虽然从科学上的概率很低,但仍然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即使在十起中成功预报一起大地震,就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这同样是地震预报界的共识。

然而,唐山大地震的漏报沉重打击了地震局的士气。

1980年,顾功叙等5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撤销地震局。原因是地震预测还处于科学研究阶段,远远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地震局的前局长胡克实也赞成撤销。

1990年代,国际地震学界的主流观点开始影响国内,尤其是盖特199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地震不可预测》的论文。

这篇文章传到国内后,地震局内部曾开会讨论。令人奇怪的是,与它对外宣传的地震不可预报不同,这次内部会议上大多数专家认为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中国地震局虽然对外宣传不能预报地震,但从未否认他们成功预报过地震。

近年来,最典型的一起成功预测发生在亚运会期间。1990年9月22日在亚运会开幕式地震发生后,国务院领导从容应对说:“这次地震仅是一次有感的小震,我们事前已预测出来,请大家不要惊慌。”

汶川和玉树地震预报的失误,老地震专家们怒不可遏——地震局不去宣传防震抗震常识,不去预报地震,却反复宣称地震不可预报。

南方周末记者向刘杰请教,既然不能预报地震,预报部门是否可以撤销。他的答案是: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比如海城大地震就减少了损失。这与他一贯所称“地震不可能预报”与及“海城经验不可复制”等观点完全相反。

地震局的职能定位,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一连串的逻辑悖论之中:当论证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并且需要国家拨款时,他们总是引用海城地震的例子,证明预报是必须且可能的。当公众要求他们对地震预报失误承担责任时,他们就拿出一套地震不可预报的说法推卸全部责任,并且没有一点愧疚。

2006年,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发表文章称,地震预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预报部前首席预报员孙士鋐解释说,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这个说法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没有变,但不同的是,当时认为通过一定努力能实现,时间不会太长,而现在的看法是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行,目前实现不了。

地震局的整个指导思想已经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机构调整。

 

(二)担心影响稳定

地震局会商会圈定了领导人的家乡可能发生地震,结果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把那一地区圈了出来。

 

老地震专家们觉得,他们那个年代,地震局就像一个战斗队一样。

汪成民记得有一次北京出现地震异常,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过问,让他们连夜去查看情况。当时周总理在住院,几个小时后,已经是凌晨3点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问他们查看的情况如何,当时他们还没有出发。

从上到下的重视让他们形成了战斗作风,董铁城是军人出身,刚到地震局任军代表时他就对属下说,对于地震预报我一窍不通,要向你们学习。从此,他就把行军床搬到了地震局的办公室,吃住都在办公室。

每一次地震会商会,地震局局长都亲自参加。地震局设有专门向总理汇报的总理联络员。当他们发现异常后,就直接向总理反映。对于有些拿不准的地震,他们尽量做到“给政府打个招呼”。

与之对应,现在的地震局比过去的地震局人多了不少,但不再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相反许多有效信息反而在层层传输中给屏蔽掉了。

有时,预报地震还会考虑政治因素,比如有一次,地震局会商会圈定了领导人的家乡可能发生地震,结果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把那一地区圈了出来。

过去,地震预报差不多是地震局的全部工作,“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预报地震,为国家和人民减少损失。”“地震预报室”专门负责预报地震,是地震局内最重要的业务机构。

1970年代,随着李四光、周恩来相继去世,同时,地震局与国外交往增多,地震局内持“不能预报”观点的占了上风,地震预报事业一步步走向衰弱。

1980年,地震局实行机构改革,地震预报室变为地震分析预报中心,这个分析预报中心由原国家地震局人员和北京市地震队联合组成。虽然从人员配置上看,并没有削弱预报部门,但是实际上地震预报机构已经从政府部门变为了事业单位。

1988年,从地矿部副部长岗位来到国家地震局任局长的方樟顺,上任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就提了地震局工作的“四个环节”的说法,即监测预报、灾害预报、地震应急和震后重建。

方的到来普遍被认为是地震局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变化,孙士鋐说,“过去成立地震局,整合许多部门,是为了搞地震预报。这次改革,是为整个减灾事业,实际上预报功能也就弱化了。”

上世纪90年代末,地震局负责起草防震减灾法,起初叫“地震法”。至今仍生效的这部法律继承了方对地震局职责的设想,地震局的全部工作被分为三大块: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

过去主要属于建设部门管理的工程抗震,这次改革后正式归属国家地震局管理,过去由民政部门和军队主导的救援工作,地震局也开始参与。国家地震局更名为中国地震局,机构职能得到极大扩展。

1998年,地震局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将地震预测研究和地震预报的功能分离。地震分析预报中心一分为二:国家地震台网中心和地震预测研究所,前者负责日常的监测预报工作,后者负责科研。地震预测研究所的英文名则故意隐去了“预测”二字,将之翻译成为“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地震科学研究所)”。

本来研究和预报相结合的一两百人的队伍,改革后只剩下了31个人在台网中心下属的分析预报部负责搞预报,刘杰是部门主任,执掌中国所有的地震预报工作。

现在,刘杰虽然负责全国的地震预报,但在他之上还有七八个领导,他的汇报意见先要到台网中心的领导,再到相关司的领导,再到局领导,层层审批,然后才能报给中央领导。

地震局扩大了,地震局的预报功能却弱化了。

 

(三)预报部怎么做预报?

 

在地震局的部门预算中,270万元的预测预报花费被网民嘲讽,这一费用只有住房改革的1/60。这个数字的背后则是地震预报部门不断被边缘化的现实。

 

在地震局的官方材料中,地震局的工作年年在进步。这其中最大业绩为全国数字化地震台网建设,这个地震台网有1200多个台站,据称投资27亿,每年维护费用达到1.7亿。

在地震局的三大功能体系中,“监测预报”排在第一位,过去至高无上的“预报”功能之前加了“监测”二字。

国家数字化地震台网就是用来监测地震,地震发生后,确定地震发生的位置和震级等信息,汪成民称之为“还在搞2000年前张衡的地动仪所搞的东西”。

汶川地震发生后,这套监测系统并没有第一时间精确报告地震信息。如震级,最初定位7.8级,后来则改为8.0级。北川县遭到重创,而地震救援重心最初却指向汶川。

在地震局内部,监测工作被称为预报工作的基础。预报部主任刘杰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监测数据和前兆台的数据(分别由两个部门提供)按一定程序进行处理,然后根据这些处理结果预报地震。

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周会商一次,并提供书面的周预测意见,每月再进行月度会商,每年进行年中和年终的会商。每周的会议,一般是周四下午2点半开始,最长的时间会开到6点结束。

老地震专家汪成民认为,地震局的这一套系统根本不可能预报地震,而是做些“慢条斯理的”记录工作。

按照数字化地震台网监督已经发生的地震,通过“小震报大震”,预测未来将发生的大地震。这本是地震局预报地震的主要方法。然而,效果显然不理想,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即是例证。

刘杰称,自己的工作是“柜台式、流程式”进行数据分析。预测人员萎缩得厉害,分析预报部包括他自己总共31个人,仅仅维持日常工作都很紧张。

在地震局的部门预算中,270万元的预测预报花费被网民嘲讽,这一费用只相当住房改革费用的1/60,这个数字的背后则是地震预报部门不断被边缘化的现实。老地震专家比喻说,如果地震局的全部工作是一颗参天大树,那么地震预报就相当于一个小树枝。

除数字地震台网外,中国地震局还有极少的经费花在“前兆台网”上,这些台网用来监督地震前兆现象,直接用于预测地震。过去被老地震专家称为“八大军区”的八大地震预测方法现在也只剩余下3种,而且台网大多破败不堪。

老地震专家汪成民说,“数字化”以后虽然有一定好处,但也有坏处。以地形变为例,过去的模拟信号是对形变状况进行全纪录,而数字化以后纪录的信息是定时以时点的方式纪录,“很可能就漏了重要时点的信息。”

汶川地震发生后,老地震专家们短暂地为地震预测工作“大显身手”,以“地电祖师奶奶”钱复业教授的HRT波的预测方法为主,他们成功预报了汶川之后的3次大余震。

然而,钱复业仅仅靠退休工作维持工作,没有拿地震局的任何研究经费。在宋瑞祥任局长期间,特批给她150万,建造了川滇地区4个PS-100站,现在连维修经费也没有。

HRT波成功预报余震后,中央有关领导曾批示让地震局论证钱复业教授的预测方法,地震局层层转批,召开了一次论证会后就没有下文。

刘杰对于外界各种自称成功预测地震的专家有些不屑,“你以为就你聪明,大家也都是一辈子搞这个的。”

老地震专家们因为发表了与地震局主流意见不符的言论,处境更加艰难。2004年地震局发文成立的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汇聚了过去八大军区(即过去八种地震预测方法)的“司令”,至今地震局仍然拖欠过去承诺的每年6万元的办公经费。

这些老专家每年编辑两本地震预测资料,交给地震局领导参考,但他们连地震局的年度会商会也参加不了。

 

(四)希望地震局能对得起历史和人民

过去好领导是要预报地震,为国家和人民减轻损失。而现在,“好领导”的标准也变了,什么领导能够维持这一摊子人,“把大家的收入都提高,福利都改善一点,就是大家公认的好领导。”

1990年1月,国家地震局长方樟顺去苏南地区考察防震减灾工作,当时这片地区已经被地震局划为地震危险区域,当地农民普遍盖起了楼房,房屋没有任何防震考虑。方樟顺提醒当地要注意农民房的防震。

不到一个月,当地果真发生了地震,9万座房子倒塌或被损毁。当地官员很佩服地震局的工作,觉得地震局已经预报到了地震,此前的考察时来给他们打招呼。

当时,地震局内部有一种思潮,“预报搞不出来,还不如盖结实的房子抗地震。”

“年轻人一说到盖房子就很兴奋,因为这样他们的收入就能增加。”老地震专家汪成民说。盖结实的房子首先要确定房屋的裂度,即能抗几级地震,“有一本关于裂度的数据的书,地震局内部才有,比如你要盖高层建筑,首先就要让地震局出示一个裂度的数字。”

“我们叫求签,排着队,等待地震部门盖章收钱,有些地方也要进行一些现场勘测。”裂度数字是按照建筑物的造价的比例收钱,这其中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如果地震局出示的裂度降低一级,工程建设的成本可能节约30%,但不同级别节约的费用比例不一样。

地震局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专家说,有些地方,“一个裂度队养一个地震局。”除了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会请求地震局降低裂度值外,还有一些政府部门也会出面和地震局协商。

在地震的平静期,对地震局来说,降低裂度值的风险很小,一届地震局长的任期就三五年,而地震可能10年,甚至100年不发生,降低了一度裂度,也不会出事。

每隔一个时期,地震局就会重新绘制全国的裂度图,这同样是一项“既正当,又由利益驱动”的业务,“地震局会找一些地方,说裂度不合适,要调整,这样就向国家要钱,重新划定某些地区的裂度指标。”

老地震专家说,因为利益因素的掺杂,现在的裂度图越搞越差。四川省地震局退休工程师李有才,从2002年一直公开呼吁应当调整紫坪坝水库的裂度指标,结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能接受。在汶川大地震前夕,他感觉到地震发生的危险越来越大,向有关部门分别写出了紧急呼吁书,信中质问,如果真发生了大地震,中国地震局、四川省地震局如何向国家、向人民交代?

通过四川省工商网,可以查询得知,一家从事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公司办公地址就在四川省地震局办公楼内,公司名称为四川赛思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是韩进。韩进的工作单位即为四川省地震局地震观测研究所。
在温州市地震局网站上一份“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单位一览表”的信息显示,赛思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地震局直属的四川工程地震研究院是一个单位。

除震灾预防外,宋瑞祥任中国地震局局长时,将地震局内部的国际司和科技司合并,新成立应急救援司,至此,三大体系的职能分工正式确立。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副局长阴朝民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省级救援队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地市级救援队“结合地市的特点、震灾的特点,结合专业的队伍,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考虑结合当地的特色去建设”。

救援工作成为继“震灾预防”之后地震局工作的又一主要拓展。

对于地震工作系统的员工来说,什么样的领导是好领导?汪成民说,过去好领导是要预报地震,为国家和人民减轻损失。而现在,“好领导”的标准也变了,什么领导能够维持这一摊子人,“把大家的收入都提高,福利都改善一点,就是大家公认的好领导。”

从地震局的部门预算中也可以看出,地震台网相关的行政运行费就将近1.8亿,地震事业机构费用高达7.2亿。此外,用于住房改革也达1.6亿元。有预算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地震局的“人头费”开支可能远远超过了业务经费的开支。

相比于地震局内部的其他业务,地震预报是个“清水衙门”,预报不准还要承担责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预报专家说,“最穷的就是搞预报的,各个研究所接课题,搞工程或观测的,一个课题几十万,而预测的好一点的也就一万多。”因此,谁也不愿意在地震预报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曾经地震局的主力军——地震预报的老专家们不断通过媒体发声,表达对现有地震局工作的不满。这些老专家甚至被外界误以为是宣称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江湖游医和骗子。

2010年5月6日,几位白发苍苍的地震老专家又聚在一起开会,在他们看来,地震局已病入膏肓,重症需要下猛药。他们建议像唐山大地震对地震局实行军管一样,应该让国务院派驻指导组,对地震局进行彻底改组。

老地震专家汪成民与他的意见相同,他曾经在地震局内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地震局就是搞地震预报的,预报不准就好比战士打靶老打不中,怎么办?要不换枪,要不换人。

他认为,中国地震局每年花费20多亿资金,应当权责利对等,中央应当对地震局进行考核,“上任前应当承诺将地震预报的准确率提高多少,如果没有做到就下课。”

陈一文在老地震局聚会时讲到他在北川考察时看到的场景失声痛哭,他们在设想 “挽救地震局”的方法,并呼吁对不称职的领导问责。

地震预报是中国地震局的法定职责,地震局不仅没有尽心尽力搞预报,反而宣传地震不能预报,这样的地震局还要它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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