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N0363       【本文刊发于《财经》杂志2010年9月份】

        至少有七个不同省份的十多名来京上访者反映,近年来,他们遭遇到一家保安公司的非法拘禁。

  这些人的遭遇相似,在突然被一群身着“特勤”标志的人带上车后,手机和身份证遭没收,然后被带到隐秘地点关押,直至被属地官员接走,或被“特勤”人员押回家乡。

  许多被关押者获得自由后,仍不知道自己被关押的地点。少数人通过路牌等印象重新找到这些地方。它们散落在北京城各处,环境脏乱、安保严密,被关押者不仅行动、生活不便,内心的恐惧犹胜生活条件的艰苦。

  系列被关押事件均指向北京市一家保安服务型企业: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安元鼎)。这群身穿深蓝色制服、戴“特警”帽、胸牌印有“特勤”二字的人,其实是安元鼎的保安。

  有访民获得自由后报警,但安元鼎依然无恙,业务照旧。其2008年年检资料显示,当年的营业收入高达2100.42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

  在各地维稳、打击信访的高压态势下,相关保安公司的“非常业务”如鱼得水。在高度的社会分工下催生出的专业截访公司,成为“黑宾馆”之外又一“黑色”的现实存在。它们建立在对法治与人权的践踏之上,成为畸形需求下的畸形产物。

  涉嫌“非法拘禁”

  通过重获自由的信访者们,目前已知安元鼎的关押地点至少有三处,一处在北京南三环和南四环之间的成寿寺路;一处位于南城更偏僻的一个村庄内的废旧仓库,“高墙、大铁门”;其总部则在北京朝阳区南四环红寺桥附近。而更多地点过于隐秘,无从寻找。

  江苏访民王勤通过826路公交站牌,发现自己在成寿寺路一家数码店对面。这里临街只有一米宽的铁皮门,右上角有个白色门铃按钮,毫不起眼。

  站在附近高层建筑上可见,从铁皮门进去是只容一人行走的小巷,前行五六米右转即为关押点。“特勤”人员把守着另一出口,既不让外人进入,也不让里面的人出来。

  2010年1月12日,陕西访民简顺利因上访被渭南驻京人员接到一家小旅馆住宿,天将黑时被送上一辆车身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大巴,驻京人员并没有上车。他被送到安元鼎公司位于红寺桥附近的总部后接受安检,手机被没收,然后被关押两天。

  在被关押期间,简顺利遇到了湖南访民刘南征、刘顺祥,他们通过观察窗外的铁路、化工厂油罐和路牌确认了地点。

  另外,不少访民是从北京丰台区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被带到关押点。这家由北京市民政局直接管理的接济服务中心,保安业务同样由安元鼎承揽。

  刘南征说,在被关押期间,“特勤”人员非常严苛,“不让我们随意走动,不允许我们在走廊里,否则就遭呵斥。”

  许多被关押者反映里面的住宿、卫生条件极差。他们一般睡折叠床,两张床拼起来可以睡三个人,“地面上有水,被子潮湿……”刘顺祥说。

  关押地点管理各异,有的内部有商店,价格比外面要高。一位已经离开的“特勤”证实,没有商店的地方,由“特勤”代为购买,被关押者还要交路费。部分关押点会允许“听话”的人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但“特勤”在一边不许乱说话。打完电话,手机会再被没收。

  “不听话”的访民则会被重点关押。黑龙江访民赵桂荣称,因为伙食问题和其他访民发生纠纷后,她被转移到另一处关押点。如果“不听话”会被关在一个单间里,“里面全是男的,就我一个女的,我下跪求他们不要把我关在里面。”

  这个关押点的一位“特勤”说,要是不听话,男的就揍一顿,但“看不出来伤”。这些被重点关押的访民,上厕所也必须先请示。赵桂荣见过一对父女试图爬墙外逃却被发现。

  据《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安元鼎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

  有访民在获得自由后曾报警。据一位已离职的“特勤”透露,曾有警察去查看过安元鼎,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地方政府的业务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安元鼎的股权结构多次发生变更,目前1000万元注册资本中,张军出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60%,其余四名股东耿天丽、万树祯、张杰和梁增斌分别出资100万元,各占总股本的10%。

  安元鼎2004年成立之时为一家商贸公司,注册资本仅50万元。2006年3月,初期股东退出,自然人张军及其他五人接手,增资至100万元。2009年5月15日再次增至1000万元,其中,张军个人增资900万元。但截至2009年5月,安元鼎的营业执照显示,许可经营项目仍然为“无”。

  据其官方网站,该公司经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批准为后者的特许保安经营企业。短短六年历史,公司取得了“辉煌”的业绩——2007年,获得了由人民日报社等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安元鼎实际控制人张军1963年4月14日生,系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其名下还有两家公司:北京安元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分别注册于海淀区学清路38号(B座)16层1802室和丰台区东铁匠营五间楼十号楼B座357号。但记者按图索骥找到上述三家公司地址均非属实。

  张军如何发现这“独特”的商机,目前尚未可知,但安元鼎在各地驻京办已广有名声。记者与中部省份一县级驻京官员接触时,后者掏出手机就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安元鼎一个负责收人的队长,驻京办的人几乎都知道这家公司,你可以联系他。”

  火车站是安元鼎的一个中转站。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西侧停车场,就有一辆车头印有特大号的“特勤”二字、车牌为京AG4009的依维柯汽车常年停放。这辆车被安元鼎用来往返护送人员。

  这些特勤人员身穿深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臂章为“BEIJING SECURITY”(北京安保)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和普通保安服有别,这身装束让人往往以为是特警。他们将来京上访者截下,或送至上述关押点,或交给地方政府人员遣返回乡。

  这背后是地方政府与安元鼎之间的生意。8月1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看到,一名特勤人员从路边一辆商务旅行车中收到一沓现金,一名访民随后被带往站台,数位贵州官员在进站口接应。

  8月13日,记者与安元鼎一位张姓“特勤队长”取得联系。在被问到“把几个不听话的上访的、放你们那多少钱一天”时,对方答复:“头天300元,以后每天200元。”而如果要“返利”的话,张队长说:“返利就每天300元,返100元。”并称可以提供正规运输发票。

  这种生意甚至可以不需要委托书。张队长说:“有个委托书,不签也可以,不用单位,个人就可以。把人交给我们就行,你放心。”其还称,人可以在任何指定的地方交接,“我们这里有护士、医生,小病我们负责,大病你们负责。”

  8月14日下午,记者与张队长再度联系,表示对其公司的实力不放心,他说,“我现在正在忙呢,在大街上抓人。如果我们没有背景,敢在北京的大街上抓人吗?”

  据安元鼎一位已离开的内部人士介绍,每次有新访民被带去关押,不仅要记录籍贯,还要记录由谁“拉来的人”,这些都与业绩挂钩。访民赵桂荣被关押后还收到一张“基地主任”的名片,后者让她“介绍一些上访的人来”。

  安元鼎对保安的管理分为普通保安和特保,特保就是特勤人员。一位离职的特勤人员称,要成为特保,必须“身体强壮,至少要1米75以上,上访的闹事要制服得了”。

  一位前员工“以血泪之笔、切肤之痛”这样书写他在安元鼎公司的经历:初到公司以调查是否有前科为由收走身份证,防止员工流动;押半个月工资,服装费押金200元,一个月实际到手300余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水喝,一喝自来水就拉肚子;流动量很大,干上三个月就算老员工了。

  在北京市保安网,安元鼎的招聘启事要求应聘人“家庭成员无涉法涉诉上访”人员。

  据年检资料,这几年安元鼎业务发展迅速。2007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861.93万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2100.42万元。

  截访新“市场”

  上文提及的上访者,不仅仅曾由安元鼎关押,他们因为上访还在不同的地方被看守。

  江苏访民王勤在进入安元鼎之前,被关押在北京新发地市场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在那里,每个房间的窗户都被封死,她只记住了有474路公交车经过。而在被安元鼎交给地方官员后,她又被蒙着眼睛送进了开在旅馆的“学习班”,通过旅馆毛巾,她才知道“学习班”所在旅馆的名字。

  2008年,北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曾发动志愿者举报“黑监狱”(即涉嫌非法拘禁访民的关押点)。这一度让相关关押点行事谨慎,同时也变得更加隐蔽。随后2009年8月,时年21岁的安徽上访女李蕊蕊在北京聚源宾馆被看守人员强奸,引起轩然大波。

  对应于“黑监狱”,聚源宾馆等类似被用来看管上访者的宾馆被称为“黑宾馆”。

  虽然2010年7月后,县级驻京办撤销大限已过,但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出于维稳、信访压力而保留了相关人员,呈现“隐形驻京”的现实。一位中部省份的县级驻京官员介绍,李蕊蕊事件后,其上级领导一度要求他们不要将上访者交由他人看管。

  在其看来,这给截访工作造成很大被动:“如果同时送来几批访民,我一个人看不了,就得找人帮忙,或者从县里抽调力量。”而一旦人跟丢了,“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前途说不定就没了。在领导眼里,连个访民都看不住,还有什么工作能力呢?”

  随着近年来维稳、信访压力的增大,这位驻京官员认为,安元鼎正是在地方政府巨大的现实需求下产生:有截访与看管的需求,就有人专门做这种生意。

  另一位省级驻京办官员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有什么权力?不过是别人拉肚子,我们擦屁股而已。”

  由于国家信访局并不直接处理问题,而是批转给地方处理。不少访民认为自己反映的问题像皮球一样被踢回了地方,由此带来的一些非正常上访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看来,新《信访条例》实施五年来,信访形势继续恶化。其认为,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访民往往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管制或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这正好给了安元鼎这样的公司以“市场”。安元鼎的业务甚至已经进入上海。2010年8月5日,江西访民揭辉民在入沪前的检查站被发现带有上访材料,当天即被安元鼎四名“特勤”押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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