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00130温铁军说自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然而他的路却愈走愈窄,《中国改革•农村版》被关闭了,晏阳初乡建学院也被关了,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复杂

新“定县实验”结局

  事情来得太突然。

2007年4月12日晚,7点40分左右,距北京230公里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电被停了,正在观看中央电视台去年采访温铁军录像的学员们陷入一片漆黑。

  不一会儿,一大群人出现在学院门口,17辆车把学院门前的路排满。门卫张大叔还以为又来了一批学员。

  后来,他发现不对,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是本地人,其中几个还戴了墨镜。他们让参加培训的学员当晚即离开此地。

  一番争执后,晚上9点多,所有的学员被要求集中开会,定州市教育局有关人员宣布说,学院是非法办学。学院工作人员马上争执说,他们有合法注册证件。

  一宿,这些人没有离开,他们守在学院门口,在车上睡觉。学院工作人员给院长温铁军汇报此事,没有明确的答复,他们只有自己商量着到底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他们选择了离开。第一批人员清早搭公交车走了,第二批走的时候,学员们让工作人员带着在院内拍照留念。这时,学院的牌子第一次被摘了下来。

  约摸20日左右,一辆车子把办公电脑等物品运走,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离开了学院。

  走的时候,学院工作人员与村里签订了协议,每个月付给村里2000元,用来保管留下来的财物。

  至本刊记者今年1月10日赶到河北定州,学院“关门”已半年多了,学院工作人员还没回来。北方的冬天干而冷,地上有水的地方结的冰比水泥地还硬,一个在村里投资的公司的人员已经借住在学院的一角。

  定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人员的正式答复是“非法办学,已经被关闭了”,当初负责学院注册的成教科科长王习文说,“这是最高指示,保定市教育局、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都已经下结论了。”

  村支书米金水对记者的到访几乎没作任何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连说了3个“很复杂”。

  门卫张大叔则贴近记者的耳朵说:你记着,我说他们是不会回来的。

  这些细节透露出这一场被称为继晏阳初之后的新“定县实验”的结局。

晏阳初乡建学院前后

  从2003年7月19日到2007年4月12日,学院存活了3年零9个月。长满虫子的有机农业,“地球一号”生态建筑,农村合作社……3年里,学院一直在媒体的聚焦灯下。

  温铁军也数不清多少次站在学院的一角,田间地头,或是站在“建立民主、改善民生”的大白底蓝字刷的标语前接受采访。有人评论说,温铁军成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也与乡村建设的这些事分不开。

  对于学院被关闭,温铁军和学院工作人员都不愿发表看法。

  米金水,翟城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一直希望找到什么方法,能够重新利用历史上晏阳初在该村做实验的历史资源,光大村庄名声。他当时想到的办法是注册“晏阳初牌蔬菜”,在遇到邱建生的那段时间,上头还正在评选生态文明村。

  邱建生,《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编辑,他是个奇怪的人,多年痴迷于晏阳初,见到米金水时,他在《中国改革•农村版》做了半年多的编辑。

  2003年春节前,邱建生和同事带领了一群大学生到这个村与村民共度春节,与书记米金水相遇。之后他们找到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讨论了建学院的想法。村委会也买了一座废弃的学校(后来的学院地址),花了39万,并且塑起了晏阳初头像。

  温铁军起初没有答应邱建生办学院的事,提了3次,温铁军才答应了。

  2003年7月19日,学院开张。

  开幕式那天,艳阳高照,闷热无比,村里组织了秧歌队、锣鼓队,4架大鼓同时擂起,鼓声喧天,1000多村民等待着北京的专家和当地的官员到来,温铁军也发表讲话。

  这时,学院没有注册,没有办学的规划,也没有资金来源。

  之后,邱建生在村民家里草拟学院的规划、招收志愿者的文件。文件发出后,一个个怀着各种理想的人来到翟城村,他们大多数并不懂晏阳初。

  9月底,这个学院的第一笔资金——温铁军承诺的个人出资3万元,大部分已到位。

  如果说温铁军起初并不了解晏阳初思想,甚至也没有清晰的规划,在以后的日子他为学院付出了很多。

  学院初期,邱建生参照晏阳初的国际乡建学院的规划草拟了“办学纲要”,而多方力量加入之后,学院离晏阳初思想就更远了,内部分歧越来越大。2006年4月,邱建生被温铁军派到海南负责新的实验区,离开他一手创办的地方。

  按晏阳初定县实验的思路,先做好村庄的实验,然后才有经验推广全国。而在这里,实验似乎离开了村庄,只是在离村庄几百米远的81亩地的学院内自己做实验。

  饱受争议

  学院的中心工作后期集中在三大块:生态农业和生态建筑、农民培训(包括建立农村合作社等内容)和晏阳初资料的整理和收集。

  这些几乎都与村民不相关。生态建筑——用米金水的话说,“咱这里的农民,不怎么喜欢,土还露在外边。”生态农业也是如此,周边农民们的反映是:“你们的作物再不打药,虫子都跑到我们地里来了”,“长出来的西瓜只有拳头大”。

  而农民培训,多是全国各地来的人,本村的较少。

  村民们越来越觉得,花了40多万办学校,可惜了。来了记者,却来不了经济效益。“放在银行,利息也有不少。”

  温铁军是个明白人,这些他当然知道。他只能希望村民能再有耐心一点,并且尽量给村民更多的信心,比如学院申请了国家“985工程”、向中央高层汇报了办学院等等。

  学院继续沿着“生态”的主题往前走,墙壁上刷的“动真功夫做实事解决三农问题”的标语让人们觉得这就是“温三农”所开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在演讲中,温也不断地宣讲自己在这里进行的实践,并乐于接受学院带来的荣誉。

  但一些农民隐约觉得有些“不怎么对劲”,他们觉得温铁军是大学者,大学者就应该谈大问题,比如能源危机、人多地少、美国模式等等,他们听在心里,也记在心里,但总觉得有些与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

  而培训的形式所引起的争议也丝毫不少于内容。在大学生支农活动中,参加调研的学生们都在左臂上系红领巾,据说起初是为了防止下乡调研时学生走散,方便辨认,后来逐渐成了一种文化,他们到哪里,红领巾就系到哪里。

  2004年4月7日,温铁军的左臂上也系上了红领巾,他在中央财经大学为“乡村建设高校行”活动发表讲话,他面前的栏杆上也系了无数的红领巾,听讲座的学生左臂上也都系了红领巾。演讲中,他要求每位成员都要静下心来,不计个人得失,真正将自己所作的贡献与个人利益脱钩,要切实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张图片使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感到“恐惧”,他们觉得曾经的红色革命文化又来了。

  几年前,温铁军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也不否认这一培训模式:如果将来我们的乡建中心搞起来,进行培训的时候,新成员和老成员要一起大喊一句话,唱一首歌。他要大声喊“我是人”,他要大声唱《团结就是力量》。

  在上百高校的大学生支农活动中、在全国新乡村建设试验点中,这些都实现了。

  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评价学院时说,“这是培养毛派分子的基地。”一个熟悉他的朋友的评价是:温铁军从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毛对他的影响很深。

  前年,“温铁军卖大米”事件更加剧了这一浪潮,《祝贺温铁军卖不动大米》的评论被传为笑谈:温铁军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不能违反市场规律呀,无公害大米好,但价格高,你怎么能要人家买?有人甚至说,温铁军干脆改行当某个企业的形象代言人算了。

  质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李昌平说,“这是个民间行为,温铁军可以搞温铁军的,木铁军可以搞木铁军的,关键不在于怎么搞,而在于要允许搞,要有选择,有选择了就有自由竞争。”

  可问题在,温铁军给人的印象,太像一个官员了,他经常在演讲中暗示自己跟某某领导汇报过工作。

  这种在公众形象中的角色扭曲给他带来的挫折,已经不是第一次。

  改良的另一种代价

  这次,在学院被关后,温铁军曾在一次内部交流中,沉重地谈到他人生的几次挫折,其中提到前几年《中国改革•农村版》被关。这就是2004年8月底网络流传的“中改剧变,温铁军遭受沉重打击”事件。

  “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这也是至今能在网络上找到的温铁军最伤感的文字,他很少在公众面前表露个人感情,而这篇文字的情绪却饱满、热烈而深沉。

  温铁军2004年6月已经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任院长,兼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当时杂志社的上级主管部门体改办也同意温两边同时担任总负责人的做法,但后来又将温铁军完全调离《中国改革》杂志社。

  事隔3年后,当时《中国改革》杂志社监事之一新望坦言:“我当时是不赞成他还兼任总编辑。”他也不否认存在观念冲突的可能,“主办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办的职责是宣传改革,从正面推动改革……”而从观念 看,温铁军是对于市场化的坚定质疑者。

  温铁军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后,农村版关闭也是必然,这是当时所有人的共识。农村版创刊被不少人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一群古怪的、却是对社会有关怀有理想的人走到一起,这些人包括李昌平、邱建生、刘老石、许志永等等。

  邱建生至今仍然感激温铁军的知遇,“像我们这样,社会上属于底层,又有点抱负,要施展是很困难的,他作为知识分子,有良知,愿意搭建平台……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多。”

  李昌平对温的评价,第一个词是“包容”——“在杂志社,他的手下并不都是同志,乡建学院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他并不因为你是左派或右派就喜欢你。”

  温铁军自己也提到性格中的宽厚,那篇文章他深刻反思了自己性格的弱点“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我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

  在温铁军眼里,农村版关闭是他“转向‘改良’的又一种代价”。

  路越走越窄

  温铁军今年57岁,人大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第一届任期将满。在人大明德楼9楼,作为学校二级机构——温铁军所成立乡的村建设中心的办公室只是在一个普通大小的办公室里用玻璃隔出1/3的空间。

温铁军在自述中这样划分自己的人生,“两个11年对我的思想形成确实有决定作用。”从1968年插队开始,11年的工农兵生活;第二个11年是大学毕业后,大概是1985年到1995年,从事了11年的基层调研工作。

  那么,他的第3个11年呢?这第3个11年,他办了一本杂志,当了几年大学院长,这两者都与农村有关。

  在温铁军搭建的平台上,一批年轻人在行动,大学生支农项目是温铁军一手筹办的,这个项目中第一年参加培训的全国各地高校社团负责人就有72个,几乎包括所有的国内名牌大学。在这72个社团之下,全国高校大学生表示出更多对农村的关注,他们通过一本杂志和身边的那批人,了解关于农民的信息。

  而温铁军的路却愈走愈窄,农村版被关闭了,学院也被关了。

  许多人提到他多重角色的混合:官员、学者、行动者。

  有人说他像官员,因为他的演讲中总有这样的内容:我跟某某人谈过某个问题,这个“某某”一般是一个主流大学者,或是某不能说出名字的高层官员。这被解读为,他试图寻找权力的庇护,甘愿做犬儒,并且让跟着他的人也做一个犬儒。另一种解读是,他有社会理想,但总试图通过获得权力来实现社会改良。

  作为学者,近年来,他的研究似乎“不成体系”,不属于单纯的经济学科,而是关注全球化、现代化等思想领域的话题,并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农经界的前辈甚至评价说,“他是学新闻的,不能以经济学的标准要求他。”当然,或许温铁军本身就瞧不起按照某一规范做出来的学问。

  使得他与一般学者有所区隔的是——行动,然而,他的一个个行动都遭遇挫折,甚至质疑。这既有并不多元的外在环境的原因,但也跟他特别的行动方式,以及一些让他深刻自我反省的内在因素有关。

  “他老以为可以用行动给那些知识分子一记耳光,结果却是每个人都给他一记耳光。”一个熟悉他的朋友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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