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40226没有争议就没有新闻,也许正是不断的争议,让深谙媒体之道的温铁军一直受到关注

1985年,是温铁军的转折之年。

  以前,他几乎与农村没有什么关系:爷爷是大商人,“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父亲是人民大学的老教授,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呢?新中国成立两年,就出生了。同样逃脱不了国家政治运动的影响,国家让他上学读书、让他停课闹革命,让他上山下乡。

  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他才从乡下回来。次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他已经32岁,他去了军队,给领导当秘书。两年后,遇上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他就离开了。学新闻的,想办报纸,但调动手续还没办完,他就跑到西北去“考察”,4个月与北京失去联系,这年是1985年。

  回来后,他恰好碰到小时候一起玩的“孩子头”,这个人的父亲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介绍,他也来到这里。从此,开启了他的“三农”人生之路。

  基层调研的风气

  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当年的年轻人,现在许多都已成为中国农村政策决策的核心,如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王歧山、杜鹰等等,温铁军初涉三农与这些人在一起。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办公所在地叫九号院,80年代,从这里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让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比温铁军早3年来到这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写文章评价说,“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地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能创造类似的辉煌。”

  同样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姚监复回忆说:“这群人不抢人,不抢钱,到最后连个房子也没有。当时批汽车,差价好大,我跟杜老(杜润生)说,我们留1000辆行不行?杜润生说,什么?不留了。我说留100辆怎么样?杜老说:不留,一辆也不留,全部放到下面去。”

  刚来的时候,温铁军只是负责编辑内刊。他一边编内刊,一边学习各种农村知识,并逐渐也开始下农村调研。

  在温铁军的人生记忆中,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后来的农村改革实验区的工作是“美好的时光”,这也是他每次演讲要提到的,“我其实只是个调研员而已,了解了一些基层的情况。”

  农村改革陷入僵局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于80年代最末一年。温铁军那几年开始接触世界,他的英语基础好,领导就派他读英文进修班,然后派出国学习。网上公布的正式简历是: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这对温铁军的知识结构的改变是深刻的,《国际金融报》曾载文分析说,“温铁军读新闻系,参加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和培训,学会的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与世界接触得越多,机会也越多。温铁军有在世界银行学习的背景,而当时世行正好给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支持中国市场化改革,具体工作就是建立了农村改革实验区。从1987年到1998年,温先后任监测处副处长、调研处长、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等职,一干就是十多年。

  80年代农村改革的背景是农村已经进入了“谷底”,农村改革也开始进入僵局,姚监复分析说,“90年代给农村研究者出了一个难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工农收入差异必然扩大,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如果你要扭转规律,就好比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是人地资源比例的矛盾……”

  他对年轻辈的温铁军的印象是,有段时间,温铁军提出过“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他还跟温铁军辩论。那时温铁军仍然在实验区工作,很少对外发言。

  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三农问题也逐渐成为显学。

  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也被认为是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关键文章。

  三农明星的出现

  在2000年以后,国内三农研究学术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的大学,他们争相申办校内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有的人仍然安心坐冷板凳,沉下来做研究,并不被公众所知晓;有些人依靠三农相关问题,获得研究经费;一批以关注三农问题为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开始显现。

  温铁军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他口才很好,特立独行。虽然在公众演讲中从不指名批评何人,但却让所有人能感受到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另类。

  除三农问题外,他更是关注各种宏大问题,批判全球化和现代化,批评美国模式,纵横近代历史,谈中国前途和命运,他出版的书多是演讲集,《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等等。

  他去印度、去巴西,去墨西哥,看他们的贫民窟,看他们的土地制度,甚至还深入他们叛乱的“蒙面军”。敏感,似乎又不敏感;政治,似乎又不政治。

  当然,还有他河北定县的乡建学院,同样也争议纷纷。这一切使得温铁军成为继李昌平之后响当当的三农明星。

  这位三农明星也遇到很多的批评,比如对土地制度的看法,温铁军认为“城市化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中的第一个底线是不能卖地,即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而且,他在国外考察了贫民窟后,更觉得中国土地不应该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了就有失地农民,有失地农民,就有贫民窟。

  著名学者秦晖对此的回应一针见血:近来有位朋友去了几趟印度和拉美,回来就大讲“无地则反”,并以此反对地权归农,一时还颇有声势。我不怀疑他的好意,但他谈论问题时的逻辑混乱,实在令人费解。

  吴思则从事实层面出发看问题:咱们先说事实,假如北京打掉地面上的浙江村,他们就会转移到地下。我住的房子底下也是散开了的贫民窟,你可以叫地下窟,几乎各大楼都有,这是一种现实存在。

  没有争议就没有新闻,也许正是不断的争议,让深谙媒体之道的温铁军一直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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