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024在中国20世纪图谱上,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最后一次是发生在1980年代,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划上了句号。沉闷的氛围开始笼罩一切,权力和市场结盟,青年学生不再是追求新思想、不再仰望星空,他们转而求之于市场和金钱。

而在这沉闷的氛围之后,终有一位默默无闻的人,继承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在封闭教育体系的缝隙,发起了千万青年学子关注农工的社会运动,他带领青年学子和底层农工站在一起,去农村调研、创建组织,读书、讨论社会问题。他叫刘老石,正如夜空中的流星,短暂的十年,在新世纪的中国闪现一道亮光。

2000年左右开始,刘老石成为天津科技大学的老师,那时的校园很小,他教政治经济学,并负责学生工作,他知道学生会用睡觉和逃课对抗沉闷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他意识到必须改变。

在这个并非知名或重点高校,他放开政策,鼓励学生结社,一下子迸发出几十家社团。有几个社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狂疯演讲口才协会,学员们会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的桌子上,反复的高声咏颂、大声演讲,会在图书馆前的台子上高呼人生信条,会到每一个宿舍中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真诚。他看到了青年学子身上的朝气和激情,他觉得应当因势利导而不是压制。

其中一个社团对刘老石产生深远影响——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从2000年冬天开始下乡调查支农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税费负担和土地抗争中的中国农民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忍耐和勇气。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刘老石遇到了温铁军,为其对三农问题的看法所折服。于是,他开始成为当时温铁军所带领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边缘人。一边做大学老师,一边在杂志社做兼职编辑,并在京津地区和全国发动建立大学生支农社团。

这是一条在体制夹缝里寻找的道路,各地充满激情的学生在各个高校成立社团,经过繁杂的程序,包括各种刁难,然后组织学生们去工地、去农村,他们调研、支农,创建组织,思考社会问题,寻找人生的方向。

学生们通过和底层农工的接触,开始改变世界观,重新认识和思考他所生活的世界,而不是书本和电视上的说教。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洗礼,许多人的人生方向由此改变。

刘老石十年如一日,往返于北京和天津,指导全国大学生支农。他利用所有的节假日和学生们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和学生、农民一起吃住,制定严格的纪律不拿农民一针一线。他是一位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行动主义者,他不愿意在书斋地做学问,也不愿意依靠论文评职称。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全国支农学生社团达到80多个。2003年元旦左右,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支农培训会,来自全国72个高校社团负责人参加了培训。这些青年学生带着求知的渴望,聆听京城各类学者的演讲,此后迅速奔赴农村调研,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支农活动的中坚,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里,哪里发芽。

通过这样的方式,年复一年,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刘老石身上学到了善良、真诚和真实,他们通过刘老石看到了一个真实和真诚的人。这一切与所有的大学教育不一样,却胜于所有的大学教育。刘老石把大学课堂搬到了全中国的工地上和田间地头,搬到了社会这所真正的大学。

在支农队的组织模式上,也曾引起争议,比如唱革命时代的歌曲。但他从来不因为左右而对人不同,在他请来给青年学生上课的老师中,还有茅以轼、党国英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从实际出发,面对农民的需求,其实左右的差别并不大。

刘老石走之后,没有人掀起左右之争,相反却是全国各地潮水般的悼念文章,受他影响的青年学子成千上万,他们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对生活抱着热烈、希望、理想和执着坚定信念的人遭遇厄运。

我和刘老石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京郊的那个院落里,那里是他成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所在地,许多青年学子从这里出发,去往农村,又返回城市,许多人后来成了记者、社会工作人士。那天白天是农村人才计划的答辩仪式,我是评委之一。晚上,我们在搞沙龙,交流问题。我没有任何准备,他让我给学员们讲讲东西,我叨叨不绝讲采访的故事,讲完后,他对我说,“没想到小新现在这么会讲。”其实,并非我会讲,而是做记者见识了五彩斑斓的社会现实。虽然我已经几年没有做农村报道,甚至也不关注农村了,可刘老石始终是我心中的精神家园,也是老支农人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也是认识社会的起点。

和刘老石在一起,很少谈论私事。我唯一记得他谈过去的经历是在农历2002年除夕之夜,在寒冷的河北农村,没有暖气,我们围炉而坐,我半睡半醒,他说,那时做外贸,喝酒喝死人。我想,他一定是厌倦了那种没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他一直在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在京郊院落的墙壁上,白色大字,“过有意思的生活”。在这里,他们早起锻炼、读书、谈论社会问题、下农村调研,俨然是一个理想主义圣地。这一群受他影响的青年也在思考生活和人生的意义。

那次沙龙的夜晚,天上星星明亮。他对我说他们的计划差点成功了,也就是买或者租一大块地,然后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有邻居,有亲情,然后还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来了。这也许是他心中的乌托邦,是他的梦想。可这个梦想只能到天国去实现。

老支农队员们,一代一代,毕业后,多数人进入合符现代社会规则的轨道里生活,为房子,车子,为职位奔波,偶尔还会怀有理想,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刘老石却从未遵循这样的轨道。

去年,他正式辞去大学教师职位,大学的管理机构在他的眼中是“狭隘和怯懦的嘴脸。”他忧心忡忡地质问,“面对着这些日益焦躁的青年们,管理部门还有多少时日抱残守缺,我们还有多少狠心让青年们一批批的倒下?”他没有改变他所服务的大学,他选择了离开。离开不意味着躲避和退缩,他要在他花十年时间开辟的、属于万千学子真正的大学里耕耘。

只可叹,出身未捷身先死。3月21日,刘老石像往常一样,从北京西北郊的院落去北京南站,坐快车返回天津,在即将到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昏迷三天之后,3月24日晚上,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甚至来不及和他的同仁们说一句再见,交待只言片语。

或许是上天注定,他去年这篇十年总结之作标题竟然是《老师是用来牺牲的》,文章的结尾,他写道:“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是的,种子已经播下,我们已经长大。正如温铁军的祭文中所称,刘老石,他是一块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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