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这个刊号的市场分为两层,第一层国家发牌照,让你办报纸;第二个层次为在二级市场交易,我想办报纸,从市场上买一个牌照。如果我们能设计一个制度,让这个国家每年递增100个一级市场的供应,并且减少在二级市场交易中的管制,那么这个牌照将逐渐由数量管制的市场,变为一个开放的市场。当牌照多到一定程度,也就一钱不值了。

昨天我参加了一场关于新闻法的讨论,严格来说是去听一场讲座,讲座结束后有一段提问的时间。正像以前参加的许多关于新闻法的讨论一样,许多人的问题聚焦于新闻自由、媒体人权利保护、新闻禁令等等。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当下新闻环境愈来愈恶化的情况下,怎么谈要新闻自由也不过分。

但是,这些讨论却多数停留在宏大问题,诸如新闻与民主、新闻与政治,很少能聚焦于细节。而且我十分不解,为什么新闻人在讨论问题时,总是把出版人给丢下,在我看来,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家,中国当下的环境新闻和出版业是难兄难弟。

单纯地谈新闻自由容易陷入一个狭隘的境地,因为新闻是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新闻制作的手法是多样的,现在对新闻自由的讨论往往就聚焦于这个狭隘的终端上,就好比是上面泄洪放水,大家讨论是如何筑起大坝堵住,而是不从源头去解决问题。更贴切的比喻应当是,好比是现在对物价调控的政策只是在终端环节限制涨价,而不管中间环境的成本上涨,最后只能导致物价报复性上涨。

在我看来,当下的新闻自由存在双重恶劣的环境:

一、行业准入管制和内容管制

作为一个记者,许多人接触最多的是禁令,即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什么怎么报。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对内容的管制。但许多人却忽视了更为恶劣的行业管制——即谁能进入这个地区的这个行业。

在中国,媒体的行业管制仍处于计划经济指标分配的方式,如按照行业,有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报,按照地区,每个地区都有党报,在党报之下诞生了都市报。谁能办报纸其实是一个类似于谁能开出租车一样的问题——即我的营运在哪里。现在的报业管制和出租车管制并无二致,均采取数量限制的办法。猪肉已经分完,各个行业有自己的媒体,各个地区有自己的媒体,互相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地方报纸再有全国影响力也只能是地方报纸,行业报或中央报再半死不活,也要养一批人,报纸办不好,只好拿记者的特权去敲诈。

因此,对我来说,前不久一则报纸能够死掉的消息尤其兴奋,一些该死的东西却不死,留下牌子只能是向国家要财政补贴,或像采访对象敲诈维持生存。报纸能够“安乐死”说明,在数量管制一块有变化,不再是一成不变。那么,既然可以死,就可以讨论如何生的问题。

对生的期待,才是媒体行业的真正希望。我将这个刊号的市场分为两层,第一层国家发牌照,让你办报纸,这是一级市场,目前来说一般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这个牌照。第二个层次为在二级市场交易,我想办报纸,买一个牌照。如果我们能设计一个制度,比如让这个国家每年递增100个一级市场的供应,并且减少在二级市场交易中的管制,那么这个牌照将逐渐由数量管制的市场,变为一个开放的市场。当牌照多到一定程度,这个牌照也就一钱不值了。

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我同样对新闻法出台的希望不大。而且如果仅仅把新闻法仅仅纠正内容管制,而不放开牌照,我觉得即使再自由的报道环境也不正确,因为这意味着一批已诞生的媒体垄断了整个媒体市场,而不允许新的资本、新人加入。媒体的真正活力和困境不应当局限于内容管制这个层面,而应当是市场准入层面。

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打破区域垄断的先例,也不乏失败个案。如南方报纸和光明日报合作办新京报,南方报业与云南信息报合作,内容合作。

我觉得,可能的改革路径不是一步到位美欧式新闻自由,而是逐步加大一级市场刊号供应,逐步放活二级市场的交易限制。让刊号的价值降低,直至几乎不需要什么门槛,这样新闻自由便可以达到,而且内容管制也必定会破产。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有那么强烈的内容管制,但市场化之后的都市报还是在历次冲破管制,因为只要市场活了,内容管制迟早是要失效的。

以上为其一,上述的“刊号”、“牌照”也适用于出版行业的书号。

其二、如何解读内容管制?

昨天的演讲者的主题是关于《新闻法》,提问环节就有人问到对内容管制的观点,即新闻禁令意味着党大于法。

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他根本不清楚媒体行业的属性,只见管制,未见管制背后的机理。按照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按道理国有企业是归国资委管。然而,改革留下了尾巴,在一些部委或党的部门还留有自己的企业或独家经营的行业。

报业即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许多(并不是所有)报业集团的资产所有者并非属于国资委,而是属于宣传部,即这笔资产是党产。如果是党产,那么党就是老板。如果老板下命令对员工说,你应当报道什么,不应当报道什么,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财产属性决定这个东西属于谁,既然强调新闻自由,也应强调言论自由,如果我私家办的媒体,我同样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如果我一个党办的媒体,同样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只要其自由不侵犯其员工的言论自由。因此,这样的法律关系意味着,员工和党产的法人主体都具有言论自由,外界不能强迫他们做什么,但如果它侵犯了其他人的自由,则可以诉诸于法律途径解决。

许多人在讨论新闻内容管制时,往往走入政治化的歧途,一谈到管制就扯到宏大的政治问题。而如果要讨论法律,必须从现实出发,从法律所要求的严格逻辑伦理出发,而不是相反。

既然在如此现状下,对内容自由的讨论更应深入,其攻击对象不是该不该管、有没有有权管,而是党该不该持有这个资产,这个资产到底是属于全体国民还是属于党。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讨论清楚了,并且倡导许可民营资本进入传媒行业,这才是改革征途。切勿政治化。

目前,并非没有希望,各地正在推进传媒集团改制。据最近的报道,一些传媒集团可能会整体打包上市,而非仅仅经营性资产上市。那么,首先需要将资产属性划分清楚,这是要做的第一步,也是推动改革的第一步。

第三、管制的正反面作用。

对于媒体人来说,许多人一谈到管制就深恶痛绝,而却未意识总体来说,管制对不少新闻人来说是一种福利。因为现在划地为牢,一个省、一个市有多少家报纸是严格控制的,那么你就是做再差劲的新闻,这个市场还必须买。这里没有太多的竞争者,媒体人在享受管制的“福利”。

之所有许多人没有看到管制的“福利”,是因为他们看到的管制仅仅是内容的管制,即新闻禁令和近年对人员的定点清楚,而没有看到行业管制。

当然,我想大多数新闻人宁愿在一个开放准入的新闻行业内竞争,而不愿享受所谓的“福利”,真正惧怕竞争的是没有市场化的媒体。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