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读了一本美国银行制度的书,看到其中介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除了币值稳定这条目标外,还有一条促进就业,很是兴奋。因为我觉得就业问题,相较于美国,中国更是大问题,但我查找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时,却并没有类似的促进就业的目标,于是觉得,中国真不如美国,应该向美国学习。

近日读到夏斌先生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同样甚为兴奋,不过兴奋之处却颠了个倒,因为美国的多重目标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业压倒币值稳定,这是信用货币体制下金融危机之本。

夏斌先生分析,正因为过去民众对政府及货币政策的监督不大,分散的民众没有较好的民主制度对货币政策进行制约,因此那时的政治家可以不考虑就业,即使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也毫不犹豫坚持币值稳定为最大和唯一原则。现在所谓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那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那时还是金本位制度,货币盯住黄金。美国也是如此,美元可以换黄金,美国在很负责任地坚守这个兑换的比例,但是最后守不住了,于是世界货币体系重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信用货币体制开始。

在新的货币制度下,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再是稳守币值稳定,而是经济增长。而且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于,美国的经济和货币实力已经逐渐形成世界货币的雏形,成为许多国家的储备货币。那么,美国货币的水龙头一开,遭受洪灾的当然就不是只是美国,而是全球,甚至美国自身反而在享受全世界的铸币税。这对美国,是何等的好事!

而这一切的根本,就是所谓的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正因为有这样的货币政策目标,所有2008年金融危机后,QE1,QE2不断推出,因为就业和增长是守卫,至于世界美元泛滥、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管它呢。

夏斌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时是放在讨论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背景之下,它的观点我很赞同,即汇率不过是两国货币价值的比价,浮动或固定或者中间制度,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细节问题及细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仍需细细讨论)。它在谈到货币超发问题时,不仅仅是谈到美国国内民主政治的压力,也谈到了各民族国家独立后,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因此也不乏大开水龙头。并且认为,这其实是许多危机的根源,而非浮动还是固定。此言,判断深刻。

对于中国而言,一切刚刚起步,现代的金融和财政体制才建立。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没有就业导向,但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处于过度期的高度集权体制——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能推卸此任政府责任,另一方面打开货币水龙头可以实现权贵阶层的共赢。因此,即使没有写入文本,2008年后的四万亿却也类似于就业导向,不过更多应是权贵导向。异曲同工。

夏斌的书中还分析了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并以实例说明,非常有现实意义。这些立论的基础是他的四维系统论,但我认为最重要的立论基础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可能三角”。对于香港来说,我觉得大概是世界上最适合实行固定汇率的地区了,大船跟着小船跑,若遇攻击有后盾。而泰国、智利等国则有惨痛的教训,甚至越南也遭受过类似攻击,一个小国,内外收支失衡,最易被攻击。于是有了一大批像索罗斯之类的货币炒家,瞄准弱小的经济体,向其开炮,逼其急速转轨,并且打开之后就可以进出自由。

正在此背景下,IMF推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资本项开放、汇率浮动等等,结构对于弱小经济体,且银行体制差的国家,不过是西方资本巨头的猎物而已。

中国是个特别,既年幼,又巨大。年幼是因为还不足以站到国际舞台上与人并肩而行,于是绑定大船,跟着走,好出海。可是,中国再如何弱,却仍然是有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大家,汇总起来,力量大得不得了。中国跟船出海好久了,2004年以后,外汇储备剧增,猛然发现,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罢,货币一直在超发,但国际上却拿了一大笔债券——迟早要大幅贬值。

汇改总要走,虽然汇改并不一定能治愈国内通胀的问题(另外一个话题,需细致分析外贸数据及货币数据),但是总不能看等着3万亿美元的债权打水漂吧?未来艰辛,但毕竟不能再等了,该出海了。最近,人民币的香港离岸市场也开通,望是好事,勿半途废。

可中国,如果有大战略家,锐意改革,放开资本项,增加汇率弹性,人民币出海又能依靠什么途径?在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和信用货币制下,真有负责任的货币一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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