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书,让人相见恨晚。最近读到的两本经济学的书就是如此,尤其是后一本《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这本书的价值当然不是因为它早在1994年就证明中国奇迹的合理性,因而超越当下林林总总鼓吹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论者。而是在于提供了一套对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最具解释力的逻辑和框架之一,这一解释超越了大多数基于宏大叙事、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而是从整个社会运行的复杂现象抽象出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力、资金成本、资源禀赋,从而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生活最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之一。

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中,你甚至很难区分这是谈论微观经济学问题,还是宏观经济学问题,也甚至很难去说这个分析是在解释社会,还是在预测社会。因为,在这些文字中,已经将微观融于宏观,宏观融于微观,解释融于预测,预测融于解释。而这一切又是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最最具体的现象,因此文字并不生涩、抽象。其所运用最多的分析工具,也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供给需求曲线。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精神之一,需求供给曲线。微观激励和宏观互动,中国改革的经验。

读完此书,不仅仅叹服于经济学对社会生活的抽象能力,这种抽象远远胜于其他学科。在人们尚且处于意识形态的云山雾罩之中,这本书却拨开迷雾,看到这个社会最本质的一面。

此前,有一个问题让我不解。印度在独立之后,也曾相当长一段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不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国家才有的吗?原来并非如此,只不过是我自己中意识形态的毒太深。书中第30、31页分析说,“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来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同义语。”因此,二战后许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走向了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道路。

虽然,对如何造成了类似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的人道惨剧有诸多学科的分析和解剖,这本书的立意并非解释这些畸形社会阶段,但却提供了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分析整个社会运行体制的道路。这个分析方法远远超越了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业已形成的体制依靠党内派别并非有完全纠正的可能。

文初所称的另一本经济学著作《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作者同样用浅显的语言叙述经济学的本质,尤其是在企业生产中经济学的本质,因而发现和发展了伟大的制度经济学。作者认为,经济学的使命是解释而非预测,经济学应接近大地,去解释现实,而不是解答那些脱离现实的数字问题。

如果这本书仅仅是停留于解释历史的错误和现实的伟大,不过是一本拍马屁的阿谀奉承之作。显然,这本书不是。这本书以学者的理路分析了过去的改革,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机理有独到的看法。书中指出,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利率市场化,可是在去年《财经》年会上,周小川说十二五的目标是利率市场化。可惜可叹,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目标还没实现,可喜却在于,还在坚持不懈地提这个方向。

利率、汇率都是涉及经济运行的根本问题,而至今仍然没有实现按照供需曲线的配置,仍处于人为错配的状态。而且之前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波动(尤其指通货膨胀)其本质是由于超发货币所致,而当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过是书中所指。

如果将这本写作于将近20年前的书来和现实对照,发现,这本书的生命力仍在,没有因为时间流失而失去其价值。相反,时光流逝,这本书的价值更加光彩夺目,因为我们的改革正在延着这本书所警示的问题前进,在新世纪的十年里,我们的改革没有前进,而是倒退,或者至少没有进步。

我读的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11月第2版,距今已经又过去了十多年了。一本好书就是这样,你不希望他薄,希望他更厚,把其中的瑕疵(这里就不一一指明)能说得更圆满,并且希望能出续集,以这套框架去分析当下的中国,定有一番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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