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香港青年保卫皇后码头以来,香港的青年社会运动逐渐走向激进。走向何方值得关注。一飞】

无疑,从3月6日113人的被捕开始,到6月4日晚的警民冲突,7月1日数以千计的群众参与堵塞干诺道中和皇后大道中,再到9月1日晚冲击替补咨询会场,这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激进运动正在壮大之中。为何堵路和肢体冲突会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常态?应该说,抗争手法的激进化,代表年轻一代对旧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的抗拒和否定。但是,与其说这是一种意识,不如说这是他们的集体经验。部分传媒将事件归咎于个别政党或者政治人物,是对社会核心矛盾的回避,无利于理性分析事件和客观把握社会历史的变迁。

一位青年积极分子的网络文章这样解释:「近年,不少年轻参与者参与政党或主流组织发起的游行完毕后,都会呼吁参加者留下,并宣扬『每次游行后就和平散去并没有作用』的论调」。另一篇广泛流传的网络文章这样说:「而三六(3月6日)堵路的群众,是近年少见有意识地排拒传统和平示威,认为必须以更有力,即阻扰社会运作来抗争的行动(注1)」。缺乏民主政制的香港,上街游行是群众集体表达意见和向政府施压的常用方式,但却不是有效手段。因为,有秩序的游行对政府来说是不具威胁性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第二天,除了清洁工人需要提早上班清理垃圾,一切都将回复正常。从可以预期的和平散去,到难以控制的堵路静坐,象征不合作运动在香港的兴起。

但是,这种事件式的和零星的堵路和冲突行动,能否成为一场可以持续的社会改革运动?种种疑问即使在活跃分子中间也仍有分歧。在facebook,一位青年反省,要冲就冲地产商,把全港焦点放在地产霸权,政府和地产商才是人民的公敌。很明显,这位青年不是保守派,他的另一个留言这样说:「我们这可怜的一代:香港高房价,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贫穷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这位青年的朴素语言,蕴含丰富的含义。首先,他提醒我们,尽管表达方式是多元的,年轻人在反抗的是生活经验的异化和背后的社会制度,既是精神的,更是物质的。其次,他提出了有关行动者与公众、行动方式和行动目的的关系的叩问。香港的青年运动会向何处走?环视今天的世界,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中东,有蔓延中的民主政治革命;在欧洲,有反对减缩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的社会动员。在形式上,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由年轻人的街头抗争开始,引发不同的社会阶层全力参与,特别是工人大罢工的支撑,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意大利全国大罢工。在香港,同样从年轻人对制度和秩序的不合作开始,但是,怎样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是facebook那位年轻人的反省和叩问之一,这是青年激进运动目前要突破的两个难题。

在9月1日的冲击事件后,一个近年在争取最低工资运动上有重要贡献的保安工会代表在电台节目指出,「社会愈来愈多激烈示威,有时保安员更被示威者反指打人」。工会代表站在保安员的立场表达意见,和警察工会代表警察的权益,都是容易理解的行为。但是这也是对青年激进运动参与者的一种提醒,社会运动要扩大影响力和避免被边缘化,需要适当做连结和动员教育的工作。有做小区工作的朋友指出,如2009年底反高铁运动中的苦行,尽管其一步一跪的形式引起争议,但是他们到不同的校园和小区做群众的教育和发动的工作。两年过去了,或许青年激进运动的参与者需要重新考虑群众路线,要用怎样的策略争取不同的社会群众,例如工会和小区组织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明白和支持运动的诉求和手法。

第二, 年轻运动参与者,要为社会提出怎样的改革方案?反对替补可以理解为公民权利的捍卫,程度上有不同,但性质上类同2003年的反对23条立法。作为一场单一议题的抗争,有其意义,但从3月26日至今,议题不断在改变,而牵制和界定题目的不是社会运动,而是政府。3月26日的「80后静坐会」尽管不是很清晰,但是围绕财政预算的派钱争议和对强积金制度的反感,全民退休保障似乎是很多参与的主要诉求。到了6月4日晚上,为了争取释放113位被捕人士,警权成为了主要关注。到了7月1日和9月1日,愤怒的焦点是替补机制。要争取更大的社会支持和发展成一股持续的社会改革力量,或许需要更加深远的社会改革方案,包含但是不仅仅是这些事件式的议题。这个方案起码要包括两个核心内涵:政治民主和经济社会权利。

我们看中东和欧洲的运动,同样的示威、抗议、集会和罢工,但目标纲领的性质上有不同的地方,前者是进取性的,后者是防卫型的。这个分野当然取决于两区域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前者在经济上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位置,政治上还未有落实民主化;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核心,议会民主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其不同的结果仍然是令人深思的,埃及群众能为独裁者的下台和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改革欢呼,希腊的群众却不能有效的反对国会的财政紧缩方案。因为,防卫型的希腊群众运动中的主流没有提出旧有制度和旧有社会的替代方案,进取型的埃及革命群众却有,那就是民主和社会的双重改革。

欧洲的困局是意识形态上的衰落,政治革命早已完成,社会革命则遥遥无期。在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左翼思想被压抑数十年,历史终结论(如弗朗西斯‧福山)如和文明冲突论(如塞缪尔‧亨廷顿)所向披靡30年之后,要在政治民主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推动政治经济的替代方案谈何容易。意识形态的重建是落在当今世界新一代活跃分子身上的重大责任.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挥之不去,现代社会的政治危机也不会停止,即使在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发源地——欧洲,今天也陷入重重的政治困局。被社会矛盾激化起来的香港青年,假如要和上一代有所不同,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那首先需要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视野,将政治民主和社会福利改革视为必要的社会斗争目标。带远大的目标,为很多具体行动争取广泛的连结和支持,走向与来自国际的,也来自香港本土的其他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相结合。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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