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前,风云诡异,各路人马争相亮相。而思想理论界的躁动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其中重要一极就是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可能超过2000年左右的新左与自由主义、此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争论。很显然,在政治没有市场化,没有选票衡量的地方,政治家亦不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倾向,况且中国的根本问题决非西方的左右问题,而是如温所说的与封建残余和文革余毒作斗争,是个底线问题。张木生试图超越左右,他的观点确实与体制内的一二九一代的自由主义不同,当然也明显区别于毛左。虽然质疑声不少,但仍值得去关注和讨论。一飞 】

距离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最高领导人交班只差一年。换届前夕,中国思想界总是异常活跃,激辩国家道路选项的主张争妍斗丽: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两种“蛋糕论”,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怀念文革与否定文革等等,各方人马都试图为社会矛盾尖锐化,腐败久治不愈等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对新一代领袖的施政理念产生影响。

几个月前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的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问世即聚集了各方关注。该书由中国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为其做序,“使大劲郑重推荐”,新书发布会上刘源,中共开国元勋朱德之孙、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等共6个将军出席,还广邀右翼意见领袖一起参与对话。

这个架势引起丰富的政治联想。有学者据此猜测,张木生的论点是否代表一党内某个群体的看法?会否成为未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来源?也有人疑虑,这是中国政治未来向“左”回归的信号。大家注意到,张木生在书中以及多次访问中都毫不客气地严批当前领导层的交班心态,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接着充满信心地预言“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张木生的观点引起社会热议,也成了人们猜测下一代中共政治精英想法的来源。在评价《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时,参加过4月对话的右翼《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对本报说:“最近几个月里,思想界的讨论都是围绕这本书而起的。”

“超越左右”与“不争论”

今年63岁的张木生说话语速平缓冷静。他的著作给人一种激烈的感觉,但是他的为人却正如一些国内媒体所形容的:有脾气、敢于争辩,但态度是平等的。

他首先强调,“超越左右”与“不争论”要连起来看。

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其实指是不争论“姓资姓社”问题,也就是说不争论改革是否符合原领导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争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能够实现的前提。然而,长期抑制争论也有副作用,即左派与右派同时出现激进化倾向,社会舆论也更为躁动不安。
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危险是极左和极右合流,别看他们言辞好像不一样,其实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极右的,实际上是否定共产党建国的90年;极左的,虽然在整个舆论界我想只占1%的话语权,但是他们直接和最弱势群体的活动相结合,最后也是要在广场实现他们的主张。”
“人什么时候智商最低?就是集中在广场上之后。谁的口号最极端,就最能煽动老百姓的情绪。这个东西很危险。”

他因此认为,国内的左右必须达到共识,找出大家能够妥协的最低纲领;国际上,中西双方也要建立共识。目前,中西双方都“找不到北”(即失去了方向);中国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如果内需启动不起来,加上前几年银行的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形成新一轮呆账坏账出现,危机就会爆发;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事生产,专事赌博”,美国的实体经济占国民经济不到12%,债务高达120%,欧洲情况更糟。

他对现实有个严峻的比喻:“中国国内气氛像1980年代末,西方像1930年代”;如果中国不改变发展方式,西方又不愿意配合,将新能源、环保等技术卖给中国,双方都将坐困愁城,谁也走不出去。


大新民主主义政策:
全民共国家产 党内分派
针对中国国内问题,张木生提出:“你(中共)必须对34年来的制度,体制、政策,做一个很全面的调整。”

中共要重塑合法性,必须把工人农民重新争取过来,给予他们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的最低保障;把广大工人培训成现代产业工人,改变劳动密集型,污染与资源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状态,让工农参与国家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

他的社会经济改革设计十分大胆,有人形容实际上已是“温柔的革命”——将现有的100亿人民币国有资产(约19亿4000万新元)股份化,登记到公民名下,形成共同基金,首先解决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问题。


此外,中共要允许党内派系公开化、合法化;成立有话语权的工会、农会,以代表工农与政府、资方谈判。

张木生在列宁与毛泽东的早期理论中,找到支持他构想的理据,这是他与右翼改革派的不同。他对本报解释说,按照马列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国际现象,将在一群最先进的国家中首先发生,在此之前落后国家只能等待。所以,列宁上台后推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延长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允许城市和农村的私人资本发展。

他说,《毛泽东选集》中122篇写于延安时期的作品,以及1960年代刘少奇执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就是共产党领导下,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长期存在;政府形式是联合政府,像建国初期,民主党派占国务院至少三分之一,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外交。

他说:“把列宁的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和毛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加在一起就是大新民主主义……回到新民主主义不是回到毛时代,而是回到以他为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上,为出发点和初始点。”

右翼知识份子点评

对于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他想团结的对象——中国右翼知识界,部分人士的态度近月里也从观望转向有所期望。

《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受访时,肯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合乎民意,更接近世界的主流标准。但作为右翼知识分子,他也直指问题核心提出,张木生所谓“坚持中共领导”,需要进一步厘清。

“共产党的确是中国目前唯一强大的政治组织。如果它允许别的政党起来,可能也会有逐渐整合的过程,其中有一段时间里需要一个秩序维持者,共产党肯定也会担负这个职能。由共产党主导中国走完宪政民主的道路,我觉得合理。”

不过,倘若领导地位是在遏制其他党派生长的前提下形成,则会引起争议。吴思说:“像现在这样的坚持是有问题的。”
《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则批评,“新民主主义”仍不脱左倾化的色彩,它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看作国际霸权,暗示中国现在韬光养晦,未来再与“国际霸权”一争长短,这与领导层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不一致。

尽管还抱有一定质疑,但从推进改革的角度出发,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对于由张木生引发的思潮,报以乐观其成的态度。

李伟东就肯定,张木生的主张超出了过去30年来中国改革的幅度,较激进左翼的主张更有现实可行性,又代表了党内强势群体的主张,有望达成某种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存疑者则怀疑,张木生、刘源等人的疾呼,反映的恰恰不是有了共识,而是“有人需要被说服”。吴思就反问:“都共识了还说什么呢?”

不过,将这股思潮以及中国近期浮现的各种思潮总结起来,外人得到的最强烈印象,也许不是某个人或某个主张,而是“变”已成为不少党内精英与社会精英的一致主张。张木生提供了其中一个激烈的“求变”版本,也显示体制内人士求变企图的深度与强度。

今年5月以来,江西抚州、广州增城、辽宁大连、浙江温州等地出现爆炸、骚乱、示威等社会事件,在在凸显较深层的改革已无可避免,“变”是未来最高领导人艰难又无可避免的选择,目前,变化即来的气息已悄然流淌在知识界的空气中。

张木生简历

张木生出身红色家庭,父亲李应吉是1931年的中共党员,当过中共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秘书以及中共高级领导、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秘书。文革初期,李应吉是外经委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之后挨整,坠落身亡。

张木生本人在文革前就到内蒙古插队下乡,1960年代他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曾在知识青年中刮起“张木生旋风”,文革后先后在社科院农经所和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1989年后农研室解散,他创建了中国税务报。

1993年他被调往西藏锻炼,之后回到北京,现为中国城郊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的副秘书长。

对于外界将高干后代叫做“太子党”,他直斥为“很可笑”。反之,他认为不论是第六代中共总书记热门人选习近平、或现任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李源潮,刘延东等,都经历过父母被打倒的痛苦,所以他们“骨子里非常反对血统论”。下乡的经历让他们能够了解社会底层,后来接受正规教育,又了解了西方的知识结构。

他否认自己写书有“特殊背景”,强调书中观点都是自己的。他说,历史的机遇让红色后代又走到政治舞台,对他们的检验标准也只有一个:能不能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使大多数人满意?

(注:本文标题为站主所改,原文标题为“中国最大危险是广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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