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陣線是台灣一個典型的勞工NGO,未註冊的狀態下成立於解嚴前的 1984年,當時為了規避敏感問題,特意將名稱取為“勞工法律支援會”,類似于當下大陸的許多勞工NGO,以個案的法律援助為主要途徑。隨著台灣的解嚴,政治和社會空間得到釋放,改名為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1992年則又改名為台灣勞工陣線。在台灣的工人運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很大功勞是援助各地改造國有企業原有工會,幫助私營企業建立工會。

直到1998年,該組織才正式註冊。當時,他們已經開始籌建各地的產業總工會,2000年民進黨上臺,對台灣社會空間進一步釋放起到了標誌性的作用,產業總工會得到批准。目前,台灣的產業總工會有十多家,但真正運作的其實主要是原有國民黨控制的和他們籌建的這家。

勞工陣線隨著台灣社會政治空間的變化,一步步改變自己的行動策略。今天上午在他的辦公室,我對他們的執行長張烽益聊天。張先生是一個溫和的人,說話聲音細小但卻專注,皮膚黝黑,一頭捲髮,有些明星氣質,他對自己的組織、個人和台灣社會都有清晰的認識。

問:請談一談勞工陣線的成立歷史。

答:1984年,我們在律師、知識份子的幫助下,成立這個組織。當時的名字不敏感,叫法律支援。後來有所改變,叫勞工運動支援會。那時候,有很多勞工集體性的活動,工人開始串聯起來,我們成立各地分會,每個分會有一兩個專職人員,協助他們成立工會。

解嚴以前,可以成立勞工團體,但如果過頭的話,負責登記的內政部會管。因此我們乾脆也不登記,他們就管不到。我們直到1998年才正式註冊登記。

問:當時的資金怎麼來?

答:地方有一些勞工團體支持。比如我們協助他們組建工會,工會會出錢。總部和分部都要籌款,互相支持。勞工陣線從來沒有得到過海外的基金會支持,資金一直是來自于台灣本地的捐助。

1990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當時勞工的目標就是組建全國的總工會。在台灣,工會包括兩類,一類是企業工會,實際是企業內部工會,但叫產業工會。比如台塑十幾個廠,就有十幾個工會,有時十幾個工會互相打架,這是國民黨的厲害之處,分散的工人的力量。但這個企業內的工會卻被稱為產業工會。

另一類是職業工會,職工工會的利益很大,跟國民黨有關係的才能成立,有200多萬的會員,這些人主要是指自顧職業者,他們通過職業工會繳納社會保險金。在台灣有全面健保之前,看病很貴。但是職工工會按照工資的8%的60%繳納保險,另外還要繳納會費。

我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針對產業工會。產業工會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國企,已經有官辦的工會,另一種是民營企業。對兩種不同的情況我們採取不同更多策略,前者希望改造已有的工會,讓他反轉成為工人控制,對於後者是籌建工會,但是在私營企業,一籌建工人就被解雇,我們提供法律援助。

1995年左右,我們開始在各地籌建產業總工會。但是直到2000年民進黨上臺,產業總工會才得到承認,但是既然政府放開了一家,就不會只一家。現在已經有十多家,但真正運作的就是國民黨官辦的一家和我們那時籌建的一家。

2000年以後,整個台灣的政治環境更為寬鬆,誰都可以成立工會,而且產業總工會也已經成立,因此我們之前的協助成立工會的歷史使命已經過去了。那麼我就要改變,以前做工會及個案,但後來我們更多關注結構性問題,讓自主的工會直到,他們要做什麽。工會因為忙於處於日常事務,這個廠子該不該關,那個企業怎麼樣了等等,無法顧及更長遠的結構性問題。

於是我們推出了幾本書,如《打拼為尊嚴》、《銀行員工的異想世界》、《新國有政策》等等。最後一本書其實遭到普遍的反對,但我們的觀點沒有改變。當時國民黨推行民營化政策,許多國有企業變為了私人企業,民進黨認為國企就是國民黨的金庫,所以也支持私有化。但是,當時我們的考慮也是搭配國企工會的改組,激發國有工會的活動。

問:這些書主要是誰來寫?

答:工會的幹部、知識份子、律師、大學教授,其它NGO的工作者等等,不同的人一起碰撞。我們現在的會員不到200人,但三分之一的會員為知識份子,當然是廣義的知識份子,包括學校里的研究生。團體會員只有一家,即大同工會。現在我們一家出了十幾本書了。我們推動了一些勞工法律的修改,今年5月1日通過的勞工三法,到現在終於有了改變。

問:你們現在多少人?經費怎麼辦?

答:我們全部是靠募款,包括出書、買書,有些工會會組織集體買書。我們也開始推行定期定捐,不過不多,只有幾萬塊一年,但這表明是更多人的支持。現在機構總共五個人,每年全部經費五六百萬新台幣。

問:現在會關注哪些議題?

答:比如上次說的建交生(實習生)、派遣工等問題,但這些非常困難。

台灣的製造業剛剛發現起來,工會的環境也得到改善,可是好比一個人剛剛長大,就被打了一巴掌一樣,全球產業外移,製造業都跑掉了。

在銀行業和科技園區,他們職工持有一定的股份。有些企業工會代表員工可以派出董事,參與企業的決策。我們一直在推動職工持股,讓工人代表進入董事會,但非常難,企業家說,這個企業是他們的,你們要持股你們自己買股票,但是我們說,你這個廠子建立起來,僅僅靠資金是沒用,還必須有勞工,所以勞工的勞動應當要有股份。在德國有個規定,500人以上的民營企業,要求必須有勞工代表的董事。

在台灣,現在已經推動了國有企業,必須有哦20%的董事會席位是勞工的,台電就是這樣。但政府規定,只有國有股份超過50%才稱為國有企業。所以我們繼續推動政策變化,現在的規定是20%以上的國有股份,就必須有一席的勞工董事。

前幾年,我們突然發現,各個企業的勞資會議召開的比例非常高。勞資會議是不同於工會一套勞資雙方協調的機制,後來發現原來是上市公司的規定有修改,要上市就必須召開勞資協調會議。我覺得,從上市公司的角度去介入是個辦法,因為他們發行股份,是一個公眾公司。

問:政府現在如何管理你們?需要交納稅嗎?

答:政府不敢太干涉,因為他們如果干涉會被指責干涉結社自由。但是我們每年會把會議記錄和幹部改選情況報告給他們,讓他們知道我們還在運作。我們辦公室門口的上班族協會,過去有個一人專職負責,但現在已經沒有運作了,主要是勞工陣線這塊內容。

問:你們現在最大的工作難點是什麽?

答:募款是最大的壓力。老工陣線從來不申請政府補助,台灣有許多NGO申請政府資金。因為第一勞工陣線沒有直接提供工人服務,而是我們的書籍和政策報告常常是批評政府,又拿錢又批評不行。

問:你們會變成一個研究機構嗎,或者一個勞工方面的智庫?

答:我們其實在研究和運動之間,我們不希望是純粹的研究機構,那就太學術了,和社會脫節。我們仍然有行動,比如五一我們舉辦遊行。只有通過運動才能與群眾結合,根據他們的遭遇形成我們的政策報告。

問:你們如何處理和政黨之間的關係呢?

答:台灣1980年的社會運動其實和政治運動結合起來的,我們早期的參與人員也有的現在已經是立法委員。我們的策略是,只要政黨願意關注我們,我們當然很願意為他們提供意見和觀點,不管是哪個黨派。但是一般來說民進黨更願意找我們一些,找我們參加座談會。

問:你們提到台灣社會的貧富分化和財團化,但是政黨卻沒有鮮明的階級屬性,而是藍綠劃分。你們有無考慮成立一個勞工階級的政黨。

答:我們想過很多,但僅僅是想法。在台灣有上百個政黨,但大多數沒人理。近年來做的比較好的小黨是綠黨,他們之前也是NGO團體,前兩年提過參選立法委的候選人。台灣的立法委員分位分區立法委員和不分區立法委員,一個人報名參選立法委員要繳納20萬新台幣(一元人民幣約4.7元新台幣),而且要以政黨的形式提出來,每次提名要十個,也就是要200萬新台幣。(關於台灣選舉的這個制度,我需要再問清楚細節規定,目前既未查資料,也未細問,整理自理時才發現這個問題並非說明白,因此綠黨之前也提名過候選人少於十名。)這次綠黨第一次籌集到200萬,200萬對我們這種NGO 是個很大的數字,所以目前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求降低競選繳納的費用,認為這是阻礙民眾的參政權。

在民主政治的體系下,兩黨通過競爭,為了拉選票,會討好中下層階級,從而把階級消磨掉,比如最近的社會住宅,因為房價太高了,反對的人多,兩個黨都提出要建社會住宅。

訪談內容僅個人興趣,與本人從業單位無關。以上文字未經被訪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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