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张木生很受关注。最近军队中的反腐事件,更是让这一关注再次升温。故推荐他的这篇文章,可以不认同观点,但不可以不关注这一社会思潮。一飞

拙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  我读李零》出版后,中外媒体有大量的采访。书出来就不属于自己,品头论足,小骂怡情,大批足诫,都是应该的。但瓜田李下,李代桃僵的事,在正文之前,我还要说一说。

我说掏心窝的话,大实话,信不信由你。

关于我与刘源的关系。刘长序中讲得很清楚,不用多说了。我们的心当然是相通的,需说明,我的书是 2009 年写的。因我书中内容和李零的大量著作是讲战争、兵法史,刘当时在军科院当政委,他想在军科出版,向军人们推荐,本是善意抬举。刘因此写了序言,提出“三问”。序是2010 年写的,他当时是军科院的最高领导。

有不少人说刘源是政治人物,不是学界人物。军科院就是军队的社科院,不研究学?罕见了。还有网文联系到军人干政。这显然是不了解,外行了!军科院就是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战略、战术的,他是政治委员,当然是“政治人物”,当然要“干政”。而他作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史学会的领导,现在还仍兼着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不算学界?是否算学者?恐怕不宜等闲视之吧?最简单的,去调查一下即可知,他已于 2011 年调总后,而至今军科院上上下下可随便打听,大家一致公认,刘源的理论功底、学术底蕴、知识结构,甚至被认为是历届政委中学识最好的领导,我所接触的学界领导和学者,把他在军科成功的原因,甚至归结为他的知识结构好,在战争理论、兵法战法、军史战史上,还不说政治、历史理论上,他可不输任何专家,而且深受尊重。背靠背,不需多少调研,一个电话,即可了解。

他希望由军科出版社出版我和李零的书:又为我写了序言。书出版前,2011 年 4 月,他刚调总后。召开新书发布会,本来第一召集人是人家军科出版社,该由人家主持,我要求安排在税务杂志社,由我张罗,我请了主持人,刘源来参加,并带了几个学术部的领导,都是军界大专家,太正常。被网上炒成“军方力挺”的怪事,显然是不究就里了!本来就是军科出版,应人家主持又是政委写序,各学术部参加发言,建议军官参考阅读,有什么不正常的?顺便说一句:原总参副参谋长张黎上将看书后接受腾讯网采访,没商量过,不约而同他也特别提到建议全军团以上军官阅读,而且还特别称赞刘政委序言好,推荐了好书!

因为我的书是“读李零”,李零是公认的古兵法、军战史专家。我的书,近一半也是讲战争,而刘源又是军事科学院政委,序言“三问”里第一问就是“战问”。这比较专业了。本想“史问”、“路问”大家会更感兴趣。正相反,后两问没多少人提出什么疑问,咄咄怪事,还真出了里勾外连、内外结合的个别学霸,此辈对军事、战争、兵法、军战史一窍不通,却什么都敢评敢批,高声反对,断章取义,刻意歪曲。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至今我没听到一位军事学专家提出异议。相反,军人们是一片赞扬!无知不可耻,不懂装懂,以无知为荣,无知又无畏,就是无知无耻了。

战争,决定古今中外一切大格局的变化,这是常识。一边说人家不是学者,一边自己这等学风的自吹学者,太丢人了吧?!太外行了吧?!

再一层,想澄清一下:刚才说,发书会应是人家军科出版社主持,我揽过来,军科出版社社长也在场。我请的人,大都是熟人,有许多人与我常见,互有切磋,都是搞理论的,也都是办报纸杂志的。尽管见解相异,也不失为同行,应可以容纳歧见,甚至还可交友。发书会是怎么回事?该讲什么,谁不知道?刘源重视,又是序言作者,一来就先声明半小时后还要参加另一个会。许多人要与他合影,误了时间,本来应该给他发言时间。吴思上来先讲,书刚拿到,没怎么看,但有不同意见。

人家尊重你,请你来,你一上来就说书我没认真看,然后就一大段讲朱厚泽质疑新民主主义。刘源忍不住打断:“怎么又扯上朱厚泽了?”我理解,意思是说,讨论新民主主义,不讲毛、刘、张闻天,说说胡、赵、杜润生也行,朱厚泽他又不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发明者和重要执行者。

我心里评价,讲到新民主主义,朱厚泽的权威性还真没有刘源高呢。我想多数学者也会如此认为。刘接着说:“在这种场合,别说讨论新民主主义,就是讨论你《炎黄春秋》的事儿也说不完!”这话背后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了:刘源是《炎黄春秋》最早的创刊人,他当郑州市副市长时,因在邙山筹建炎黄二帝塑像,刘为筹资组织了民间委员会,请出大批老干部和大学者当委员。肖克老将军任主任,刘是秘书长,需有个杂志,就办了《炎黄春秋》。所以,他当之无愧是创刊者,一手操办了杂志诞生。久而久之,杜导正先生都记不清是谁办的杂志了!近些年,刘源对该杂志的倾向性和大量文章导向有意见,曾正式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吴思才知道有这么段历史,所以刘点了他一句,意思明确,这是发书会,别扯太远,别当成你的发书会。

之后,吴思为此还真道了歉,承认失礼。并说:“不过我还歪打正着,讲的那些,为木生的书做了广告。我成了个托儿!”对此话,听者恐怕也只能一笑了之吧!

之后,不少网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心中之块垒,完全扭曲了,逢官必仇,闻官必恨。把真专家、真学者说成非学者,以人废言,不以对错论是非,而以是官非官定对错。人家非要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好在多数聪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妇,一窍不通的石中取火,水中捞月。其实削足也好,刻舟也好,对足和舟都不公平。

书上明明印着军科出版社出版,将军们都讲了话,评我的书总是明摆着,评我的书哪怕唇枪舌剑,甚至口诛笔伐,也是算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但许多将军前来本是善意待我,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蜚短流长,信口雌黄,只能见笑大方了。

只好我借此机会讲讲。刘少奇建国初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挨批,文革中毛整刘有路线之争。像陈伯达、纪登奎这样的老人,文革后都说过,“要是一直坚持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好了。”毁誉同担,刘源讲这段历史,讲新民主主义,还有点权威性吧?

就新民主主义理论,我曾直面侠骨刚肠、快人快语的刘源。作为党史专家,他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新民主主义引领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他对父辈们热血冷泪铸就的辉煌理念充满敬意。但当我问到新民主主义在今天能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时,作为“政治人物”的刘源回答得光明磊落、斩钉截铁:“我坚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以,新民主主义作为今天的行动理论,我也代表不了刘源,我只能代表自己。

关于“最大公约数”,我说几句。吴思在阳光卫视采访中最后说:“对木生讲的,我心服口服,确实包容了理论精髓,作为一个政策,我完全拥护。”这有影碟为证。与“乌有之乡”座谈时,他们讲,木生对毛泽东理论的论述,比我们所知深得多。分歧只是对毛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不同,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不下几十场,都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点头,更不要说对封建、民主、自由词汇概念,大家基本有了个共同的定义。算不算超越左右,弥合左右?

怎么会又说连共识都没有?关于胡德平座谈会。他们邀我参加,我并不知他们要讲什么,我只准备了我要讲的。我讲的似乎与会上发言的气氛、倾向不合拍,限时已到,我没讲完。

关于我召开研讨会,是发了通知,确定了主讲。后因技术性原因,提前两天取消了。之后,我起码参加、召开了几十场讲座、座谈会。不明白有人怎么总抓住那一场没开成的作文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等王小强伤愈,我们一定将那未开之会开了。到时,我们拭目以待,海外那么多专评这场未开的会,他们会失语吗?不会。

关于“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是泛指,上下皆有。如明明管经济,偏偏说普世,明明腐又黑,放下眼前说天边,当然是拔旗易帜的先声。

最后一个问题,恐怕最易说明,可又最易引起误会:即我与“第五代”的关系(所谓代言人)。我 1980 年代被杜老调入农研窒。当时一大批精英,像王岐山、王小强、翁永曦、陈锡文、周其仁等都是,但我不是,我很边缘。习近平、刘源等在农村县乡里工作,杜老也把他们(可能是四人)定为通讯研究员。他们回京时,常到我们这里座谈。老熟人,又有几乎相同的经历,以后几十年,有的过往渐疏,有的甚密,如此而已。我能或容易理解他们,相信他们也很容易理解我的论述,特别是老一辈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仅此而已。我不是网上说的代言人,我从没讲过代表他们讲话。我只代表我自己。中外媒体采访,我都讲过,但还有人好那一口。

不仅好那一口,几乎“八国联军”都采访过我,而且是数次。我书中的军事思想概括成一句话:“能战方能不战”。而西方给我的定位:“共产党好战左派”,而且还捎带上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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