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处于全能时代,包括企业能提供的服务,也全部集中于国家的计划部门。而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则是放开经济组织,让企业可以自由地为市场提供服务。

至今这个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对于诸如资金、土地、劳动力的价格,仍没有市场化,存在严重的政府管制,因此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仍然是不完全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30年改革开放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直到2005年,由中央领导发动的慈善捐助活动,仍然是属于政府官方发动、带头,并且捐款给政府部门的行为。这与真正的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有本质差异。

但是,正是这场考验,促进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由民间成立基金会筹集资金,有用民间组织的这种对接正在缓慢成长,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获得迅猛发展,当年企业内部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迅速增加。

当然,也不可完全否认此前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第一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从1998年形成的这个体系,独立于过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外的新型系统,主要分布在科教文卫领域提供服务。

其他值得大书特书的自然就是这些年来在社会组织领域的变革。这场变革发端于上海、广东等地区,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为放开社会团体的登记,去掉“婆婆”的环节,直接在民政局即可注册登记。目前,这一改革已呈燎原之势,广东、北京先后实行这一改革。

面对地方的改革浪潮,民政部开放应对。在2011年民政部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长就公开承诺,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三类组织放开管理。因为这三类组织占中国社会团体的比例相当高,这意味着数倍于目前登记组织的社会团体将获得正式身份。广东的试点已经说明了这一现象,自从2009年放开登记以来,已经有  个社会团体获得登记。

全国放开社会登记管理箭在弦上,就差修订相关法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目前这三部法律的修改版本已经送交国务院法制办。

如顺利获得通过,这项改革马上可以铺向全国。

第二方面的改革即是对社会工作进行专业化规范。上海是这一领域改革的先锋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91年,它直属于民政部管理,会长由民政部副部长担任。但相当长时间形同虚设,2000年,协会进行改组,并更名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开始积极活动。受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等单位的影响,这个协会开始推动《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出台,这个标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2004年5月份在上海通过了专家评审。

按照这个标准,社工分为4级,如申报二级社工必须取得博士学位,社会服务不少于4年。据有关数据显示,全国约有150余所高校开设了社工专业,在校大学生估计超过2000名。

当年(2004年),2004年6月22日,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市民政局机关增设职业社会工作处。

中国社工协会此后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届中国社会工作论坛暨第五次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研讨会”后,更加积极推动这一进程,并且在深圳建立了社工评价标准。

这可能也是深圳将社工制度申报地方政府创新奖却落榜的原因,因为上海更早实行。据悉,上海现在已经有1万多名社工,并且已经形成了包括社工协会、专业社工机构和社工教育培训机构的体系。

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社工协会还在引领志愿者的工作,如召开会议为志愿者颁奖。但中华志愿者协会的成立,可能意味社工和志愿者将从不同的跳线进行发展,志愿者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今后可能更多由中华志愿者协会承担,而非中国社工协会。

中华志愿者协会的领导同样为民政部副部长。

第三方面的改革即是基金会领域。基金会筹集资金,是非盈利组织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中国基金会不发达,因此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草根NGO严重依赖于境外资金,这又造成中央担心的颜色革命,而今这一领域同样在发生变化。

如果说社会团体放开管理是社团发展的关键,那么基金会放开管理则是社团发展关键中的关键,因为基金会提供资金,是社团的源头之水。虽然政府已经开始购买部分服务,但是民间基金会是社团不可缺少的资金来源。

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理清了全国公募、地方公募和私募的条件限制,并设定了200万金额的私募门槛。2011年成长起来的私募基金会正是因为这个条款,才得以大大增加。

但是基金会大发展的前提不仅在于门槛,而在于税收政策。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内资企业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3%,即免税的捐赠数额不能超过扣税所得总额的3%。2008年的新规,将这一比例提高到12%。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均为10%。另外,相关规定,个人的限额为30%。

但是,同时,对申请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组织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设置了9大条件。此后,2009年颁布的三个文件《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其中,专门对宗教组织进行了限制,经认定后才享受国家税收优惠。

这两个规定的倒退还不仅在于上述限制,而是缩小了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免税的范畴。上述免税主要是针对捐赠者,免税鼓励捐赠。但是,对于社会公益组织而言,自身税收同样是个问题,而上述两个文件规定非营利组织保值增值收入将纳税,民办非企业的经营性收入也需纳税。同时,还对免税待遇的组织作了包括薪酬在内的多项限制,引起了业界的不满。

此前的数据显示, 2006年我国民间组织数量比上年度增加10.6%,总量达到35.4万个。到去年,经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达到约40万家。据民政部2009年1季度统计显示,截至3月份,全国共有1614家基金会,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20.4%。据民政部统计季报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达到643家,几乎是两年前非公募基金会数量的两倍,占基金会总数的40.5%。

上述两文件出台后,新数据未找到新数据。

第四部分为政府购买NGO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看起来是深圳市先行,并且广东省于2009年下发了252号文,在全省范围内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但是如果查阅资料发现,广东开全国先河并不成立。

下面引用一段搜索的资料:

南京市鼓楼区于2003年开始推出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运作的“居家养老服务网”工程,由社会组织为独居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2004年2月,在上海市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三家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团组织——“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正式挂牌建立。上海的禁毒、社区矫正、社区青少年事务的管理工作,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由这三家社团聘用社会工作者来承担。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于2004年3月出台政策,试行为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做法是,由海曙区政府出资,向非营利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社区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员。2004年9月开始,这一政策在全区65个社区中全面推行。

广东的舆论宣传做得比较好,而且广东将购买服务、社工和放开社团登记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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