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90522寻找邹凤楼

2008年1月18日,大雪过后的醴陵只有1度。国光瓷厂有些冷清,邹凤楼在任时建的办公楼矗立在冷冷的细雨中,楼梯上的灰尘,至少一个星期没有打扫,宽敞的旧电梯仍然肩负着使命。

厂门口,待客的摩托车主和附近的老工人烧起了废木料取暖,说起邹凤楼的年代,他们是骄傲的。那时的醴陵人,宁愿进国光瓷厂,也不愿进政府当官。

国光瓷厂诞生于上世纪1950年代,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把手工艺人、小作坊、大作坊,统统合并,成立了当时湖南省最大的瓷厂——国营醴陵国光瓷器厂。

国光瓷厂历经大跃进、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一炮打响,走向全国,成为国企改革成功的典范。这时的厂长就是邹凤楼,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

1988年春末的四月间,他在中南海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合影中,他站在第2排左起第4个,穿着西装,个子不高。这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当时一同获奖的还有冯根生、汪海、马胜利等20人,这些人引领着整个中国80年代国企改革的方向。

邹凤楼,在次年自愿退休,这年他58岁,当时的省报还有报道,鼓励这样做。事后有媒体未经采访,发布他被免职的报道,让他火冒三丈,还专门写信给那个报社的总编。在他退休的若干年后,全国的报纸还在热烈地讨论“邹凤楼现象”。

邹凤楼1979年刚上任的时候,厂区门口有个巨大的毛主席陶瓷塑像,因技术原因,满身裂纹,污渍斑斑。有人提议,把毛主席像“请下来”。邹凤楼听说当时“毛骨悚然”,几年前,一张毛主席画像被风吹在地上,他被几次批斗。

但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他觉得“实事求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经过深思熟虑,他多次召集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最后,毛主席像被请下来,换成半身画像挂在厂内的礼堂。

文革刚结束,厂里基本上停产了,“打砸抢”现象仍然严重。邹凤楼发起了“公物交公”的活动,凡是拿了厂里的东西,都要求归还。“他的做法有原则,又考虑实际情况,对有困难的家庭,他另外给予帮助;拿过公物,交公了,不但不处理,还表扬。”

一个老工人回忆说,通过改革整顿,厂里效益好多了。因此,经常有外国人来,每隔几天,洒水车就来了,把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洒水车来了。当时的瓷厂不多,国光最大,主要做外贸用瓷。

 

他的改革

邹凤楼的改革,现在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用管理学上的话来说,不过是两点:对内抓生产,对外抓销售。但在那个禁锢的年代,擅自抓生产、抓销售,那也是有风险的事,只有胆大的才敢为。

1984年8月13日,邹凤楼经过考试、答辩、民主选举“三关”,90%以上赞成票正式当选国光瓷厂的厂长。几天后,当地《株洲日报》的头版头条以《喜得猛士创新业》进行报道,文章描述说:邹凤楼在竞选厂长的时候承诺,“我出任厂长,保证今年发奖金一百五,明年发一百七,后年达到两百块。”

他上任3个月前,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文件直截了当地企业放了十项权利,其中包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选工资形式”。

企业有了自主权,邹凤楼开始了大胆尝试—— “一化(标准化)、三制(考评制、审核制等)、八有”,抓生产质量。当时的老工人还依稀记得,那时全厂士气高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职工代表大会、产品质量学习会等等,工作量不少,但并不觉得累。

优秀的企业家在那个年代还必须时刻警惕着政策信息。1984年6月,邹去北京参加学习首钢厂长负责制改革经验会,在会上他获得一个信息:国家准备放开外贸,实行外贸代理制。于是,他撇开省里,直接向北京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申请,要求将国光作为试点。几经波折,两年后,国光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而不需要先把出口产品卖给政府设立的公司,这样做是全国第一家。

产品质量上去了,产品打开了销路,企业自然红火。国光瓷厂的固定资产从1000多万元增值到6000多万元,连续两年在全国陶瓷行业中创汇最多,盈利最高。工人的待遇也有改善,工人的子女通过正式途径进不了厂,还可以进厂当临时工。

邹凤楼也成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名人。邹凤楼对干部制定了“八不准”,不准请客、不准送礼……还规定了干部工资最高不超过工人的80%,他在任时的最高工资一直没有超过300元。

当时,他的大儿子邹志坚也在国光瓷厂,国光正好在深圳与人合办了外贸公司,对方建议把他的大儿子调过去,但邹为了避嫌,并没有这样做。后来,他儿子辞职,独自闯荡深圳,最初拿500元的工资,睡单人床,吃盒饭,不过现在在深圳已有自己的产业。

从厂长负责制、到外贸代理制、聘请法律顾问,国光瓷厂在国内的国企改革中一路领先。从老照片中看到,改革者邹凤楼的衣着也随着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是穿中山装接待外宾,后来是穿西装打领带。

有人比喻说,80年代以前的国企,就好比是被绑住脚和翅膀的鸟,改革“把它的脚和翅膀松开了,鸟有了活动空间,但鸟终归还是在鸟笼里”。

80年代末,邹凤楼退休了,他和这个厂共同的辉煌历史也结束了。90年代的国企改革跌宕起伏,少了80年代那样的方向一致、脚步清晰,却多了许多迂回曲折和争,国光瓷厂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

 

后来发生了什么?

邹凤楼退休后,工资只有500多元,后来因为是全国劳模,补到900多元。这一现象被媒体发现,人们开始讨论“邹凤楼现象”——为什么一个人对企业作出巨大贡献,个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时代已经变了,90年代几乎找不到邹凤楼这样的企业家,许多国企负责人肥了自己,瘦了企业,各种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到了世纪之交,经济学家郎咸平开始走红全国,不过他却是因炮轰国企改革腐败而闻名。

这个年代,民企开始立足,国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国企改革,人们开出了许多药方,比如兼并重组、债转股、MBO(管理层收购)、年薪制、上市……从国家层面,则经历了从80年代微观的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多部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直到2003年成立国资委,明确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对于80年代首批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来说,他们正在经历大浪淘沙式的冲击。当年,他们怀着改革的豪迈气概,兢兢业业搞好企业,那时民营企业的力量还不是很强大,他们尚有竞争优势,只要一放权让利,他们就活了。而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他们大多数还没有伸手腐败的胆量。

2003年,当年杭州二中药厂的厂长冯根生成为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冯是15年前20名获奖成员中还在企业岗位的3人之一。而其他的人,邹凤楼对他儿子讲,“我们那一批企业家,有的在住院,有的进了班房,有的逃国外,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生活都难维持。

国光瓷厂的接任者叫费明仪,按厂里人的说法,费明仪是邹凤楼一手栽培起来,为了发展外贸,还专门派他到北京学英语。可这个接任者却最令邹凤楼痛心的,在病房里,邹凤楼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过错,后悔挑错了接班人。

费明仪的改革从本质上也是遵照这个时代的政策脉络,一步一步前进,他身上有许多90年代国企管理者的烙印。费明仪遵照有关指示,收购了五六家国企,据说是为了扩大固定资产,成立企业集团上市,上市前还引进了上海的一家公司,控股30%,不过,企业上市不过几年,因为连年亏损和违规,现在已被证监会摘牌。

而真正让费明仪栽跟头的是腐败。许多人反映,费明仪自己拿着高工资,有人传言是年薪几十万,而工人只有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连工作服、鞋帽手套都发不出来。许多工人都认为,这个人比邹凤楼差远了,性格暴燥,作风专断。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一个工人拖着上千斤泥巴的板车正在下坡,迎头开来一辆货车,结果板车处置不当翻倒了。费明仪因此要开除这个工人,工人不服,告上法庭,工人胜诉,费明仪依然把工人开除了,说:“这是我的厂,我说开除就开除。”

更多的未经证实的事是,变卖国光在深圳的资产,在改制过程中侵吞国光的股份。有人说费明仪后来被抓了,有的说被抓后又保外就医了,他又在深圳发财了。这个厂在费明仪时代一落千丈则是不争的事实。

国光瓷厂现在已经不行了,过去五六千人的厂,现在只有一千多人断断续续地干活,厂办公室的门上帖着办理提前退休的公告。

邹凤楼走后,但他仍“躺”在国光瓷厂背后的凤凰山上,注视着厂里由他亲手栽的树,盖起的楼房和厂房。这位从工人做到厂长的老人,给儿女了后事:“我的坟墓要面向国光,头要能看到国光。”

下岗工人与厂领导吵架,一个工人说:邹厂长的坟就在上面,你上去看看,磕个头,让他保佑你吧。

邹凤楼在病床上还留下了一篇对国光反思的文章,他谈到“权力失控”和“监督失效”两大原因,在文章结尾他引用了顺口溜说:国企是个无娘崽,你有我有,大家都没有。国企是块唐僧肉,你吃我吃,大家都想吃。

一些老工人则回忆说,其实现在又回到了1950年左右,那时的瓷器行业没有什么国企,全都是私人的。

国光瓷厂经历半多个世纪的轮回曲折,依旧处于尴尬的位置。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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