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财政收入连年膨胀之后,近些年来,财政领域作了一些细微的改革,一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要求预算公开,虽然中央的部门预算公开已遇阻力,省及省以下的预算公开更是一再软弱,但总归是有些进步。二是对增税和减税的讨论,增税的缘由是要增加所得税所占比重,并且应对日益沉重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建设开支,减税则为“结构性”,即局部的减税,最近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此处力度有所加强。

然而,当我们回望百年时光,去探寻一年现代化历程以来的中国税制改革,却发现,而今的改革大多不过是过去的小把戏,历史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比如,中国古代的税制思想就包括税收(田赋、厘金)和盐课,盐课即古代的垄断专营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也即百年税改的起点。北洋、民国时期对于专营制度多有讨论,甚至在民国战时体制中,还增加了专营的类别,比如包括火柴等等。对于那个时代,能吸取财富、具有稳定来源的“支柱产业”大概盐业是最重要的之一,而今,此类打着支柱产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旗号的各类垄断枚不胜举,虽然有某种自然垄断的因素存在,但大多数存在于竞争性行业,无论是纳入国资委监管的国企,还是各地方、各部位下属的红帽子事业单位兼部门小金库,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相反,通过经营获得政府收入反而继续增加,比如增加对国企利润的上缴力度,而实际上,国企利润上缴了却内部消化了,进入公共财政少而又少。如果今后经济增长下降,未来类似古代的盐业专营增加收入的沉疴再起,税制将再度陷入混乱。

改革复改革,革新回旧制,历史的前进或悲哀?

——再比如,国民政府时期屡次被税务学界提到的直接税问题,而今中国同样兴起这一思潮,要求增加直接税的比重。可是,如何增加?就连当下最为重要的土地资源,产权亦十分不清晰,至今年才开始给农村集体土地颁发土地权证。未来是否分地到户未可知。不仅如此,城市土地也是具有70年产权的国有土地。70年之后,开征土地税?农村如何开征?另外,百年改革中讨论的遗产税何见踪影?中国建设资本友好型国家已经30年,一切以资本便利为原则,至今这一改革势头并无遏制之像,如何对有产者征收财产税?而今,房产税初起,可是房屋信息的联网却还在测试之中,征税的基础条件尚未建立。

革新不过是回到古旧的道路上行走,却如此之慢,如此彷徨。

——再比如,“货币税”的问题。朱镕基改革以前,财政不足银行透支,后来堵住了。所以也避免了战后国民政府所面临财政窘境下的难题,税源枯竭,靠货币行税。而今,虽然不直接从银行透支,可是属于被动超发的3万亿美元的外债,却是实实在在的货币超发形成的财富,缘由强制结汇、固定汇率的长期维持而不更改,如果这一笔属于国民的巨额财富在海外可以创造更高的收益也罢,可惜最后不过是买了几张美国政府的债券,换了一个G2的虚荣。

——再比如,税制改革的死循环问题。这一问题,在国民政府时期较为明显,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力图规范税制,改革各种弊端,包括关税、厘金,可是改了税制,不改政治,结果左手按下葫芦,右手又浮起了瓢。这正如当下的改革,朱镕基强力推行分税制,看似理顺了关系,让中央财政增长,可是,地方政府如饥饿的狼,瞬间反扑,先扑向穷困的农民,然后扑向土地,创造了和地方税收相当的土地财政,中华大地,哀鸿遍野,处处拆迁战役。这,中央知否?不知否?

没有政治改革为保障的税制改革永远是个死胡同,因为看似某处减了,但不受约束的权力永远可以在另外一处撕开一个大口子。现在的政府性基金,未来的国有资本预算,及更多的可能是地方重新夺回金融权,从而寻找新的财源,以弥补目前被卡住脖子的土地。

——再比如,这几年中央一直在提保障县级财力,不过是做了一些皮毛工程。而民国时的学界讨论,远远超出于此,当时的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一直实行郡县自治,为了保障县级自治,财权集中于中央,削弱省级财政,发展地方事业,充实县级财政。当然,此策可行性可再探讨。而对比当下,县级自治何人敢提?将部分税收完全独立于县级自治体系,何人敢提?而今,分税制之后,中央撑死,省级吃饱,县以下哭爹叫娘,县不稳,国何安?

……

诸如此类对比,枚不胜举。百年回望,我们转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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