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从3月20日零点零时起,国家发改委将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都提高600元。

这次上调之后,油价再创新高。以北京为例,93号汽油每升由7.85元上升至8.33元,北京、上海等地纷纷跨入油价的8元时代。以百公里耗油量算,普通小汽车每百公里耗油10升左右,今后每走100公里,油费就要83.3元,比过去多付4.4元。

油价一涨,运输成本增加,物价水平必定跟着起跳。以菜价为例,现在大城市周边的菜地越来越少,地被占了,水土也被污染了,长途运输成为蔬菜的最大来源。每斤蔬菜的价格中,除了菜农和几道贩子的倒手外,还有巨大的运输成本。

如果一个人驱车出门赴饭局,出行成本增加不说,几乎所有的饭菜价格都要上涨,蔬菜要从四五百公里外的山东运来,牛羊肉要从上百公里的内蒙运来,水果要从几千里外的海南运来。因此去年调控物价,首先就是给物流企业减负。这下好了,油价一涨,前功尽弃。食品价格前几个月已连续上窜,油价一涨,未来食品价格上涨还会加速。

再说交通。2009年,汽车税费下调,于是汽车销售量大增,经济一片向好,可交通愈发拥堵。那么,油价上调可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么?显然不能,这就好比试图用房产税可以调控房价一样。因为增加中间商的成本不能抑制价格上涨,只会促进价格迅速上涨。

汽油是典型的中间产品,并非每个人都拥有汽车,但每个人都会乘坐汽车。相比于私家车直接可计算的油价上涨外,公共交通的涨价也许更快。他们假借油价上涨之名,会发起一股更猛烈的涨价潮。尤其是中国的公共交通并非自由开放市场,大多是垄断经营,只有极少数城市的公共交通行业享受高额的财政补贴。对有能力购买汽车的家庭来说,与公共交通价格上涨的不可预知性相比,还不如购买私家车,接受可预期的油价上涨。“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油价宣布上涨的次日,在通州北苑地铁站去一个14公里外的地方,司机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涨价同盟,由过去30元至35元的价格,涨到了40元。

近年来,房价也大幅上涨,但房价上涨后,持有者会从中获得增值收益,因此有产者反对房价下跌,但石油不一样,大多数不持有、囤积石油,也不参与石油的生产和贸易,油价上涨几乎是给所有人带来坏处,除几个从事石油生产和贸易的国有寡头企业之外。

既然如此,为什么改革者要冒着CPI再度反弹的危险涨价呢?改革者自有一番逻辑。改革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之所以出现失调,就在于某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太低了,于是造成了过度的浪费,经济结构尾大不掉。比如,资金价格过低,国有企业太容易获得低利息的贷款,于是他们最热衷于投资。与资金类似的还包括:土地、水、天然气、石油。因此,诸君可以看到,近年来,这些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越是涨价猛烈。他们觉得涨价之后,他们会节约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回归到主要靠内需而非投资拉动的正常轨道。

这是一套看似很有道理的哲学,但是资源性产品恰恰也是影响物价的基础性产品,这些价格一涨,CPI拉升,从而影响民众消费积极性,消费还是受到挤压。

2009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目前的涨价即依据于此。该办法规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相比于过去完全依靠行政定价,现在的定价方式算是进步。可目前恰恰处于非市场、非行政的中间状态。

按说市场经济已经搞了30多年,市场机制是合理价值形成的前提。但油价改革却像其他许多改革一样,走入歧途——比如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政府的价格管制已经到了夸张的地步,从药费到诊疗费,什么价格高了或低了就管什么,直接定价或限价——而不是真正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形成价格。

油价改革,如果在目前的局面下,行政完全放手,任由石油企业决定,也许形势更坏。因为石油的初级市场是垄断的,成本不透明。他们完全可以携国际油价而令天下,即使中国的石油仍有将近一半是自产而非进口。

价格改革是个假象。但是如果不搞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仅搞价格改革,价格问题永远处理不好。涨价,民众不满;不涨价,寡头油企则会在市场上制造油荒,要求财政补贴,决定价格的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发改委则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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