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张治儒是个湘西汉子,穿着一件老式旧西服,提着一个黑皮公文包。他在深圳龙岗(应该是”宝安”)吵杂的布吉(应该是”布龙”)公路边租了两层楼,下面一层办公,上面住着他、老婆、孩子和老母亲。老婆和母亲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只知道他们帮人打官司挣钱。

       如果不是他们,肯定还有其他人。

  在湖南老家承包农场失败的张治儒、四川阆中出来打工的廖晓峰、做了2年律师助理却没有拿到执业证的曾飞洋、刚毕业的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刘开明、重庆来的律师周立太……

  十年前,他们和千百万的南下寻梦人一样,可能在某个车站、路边相遇,但互不相识。那个年代,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对打工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但这些人心中都坚信一个常识:工人的权益不能侵犯。

  后来,有的人成立了维权组织,有的人采写维权报道,有的人成立了专门为工人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同道者慢慢多了起来,外来资金开始进入,新的机构又不断培育新人。

  他们也由陌生而熟悉。他们所形成的劳工NGO(非政府组织)群体,也成为中国华南地区NGO迥异于其他地区环保、性别、生态等NGO类别的新型脸谱。

  十年后,当时还是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已进入中年,身体微微发胖;中年人则更加壮实,有的甚至已头发斑白。

  一个人的奋斗

  33岁的张治儒是个湘西汉子,穿着一件老式旧西服,提着一个黑皮公文包。他在深圳龙岗(应该是”宝安”)吵杂的布吉(应该是”布龙”)公路边租了两层楼,下面一层办公,上面住着他、老婆、孩子和老母亲。老婆和母亲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只知道他们帮人打官司挣钱。

  张治儒有着传奇的经历,同事说他从事工人维权是命中注定。

  14年前,他是家乡第一批闯荡南方的小伙子。先在惠州的一个石场做工,装雷管、搬石头,险些丧命,他逃跑了。然后在东莞的几个鞋厂打工,亲眼所见的几件事让他震惊。

  1993年冬的一个早晨,全厂搞消防演习。有一些工人在宿舍没出来,经理——“当时我们称他为老虎”,让保安 ——“都是退伍军人”,把那些人抓出来,一字排开,20多人,用水龙头冲,冲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被冲倒了又爬起来,又被冲倒……

  次年底,另一个厂里,一个工人因轻微地违反厂规,被保安活活打死。几个月后,这些保安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上班。后来听说:罚了款了事。

  他感觉工人的尊严被侮辱,因此想做点什么。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于是,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行动——组建工会。他找了当地工会主席,没想到管用。据说当时东莞市政府正在推动各区的工会建设,搞比赛。工会主席让他回厂先组织人员。那时还没有劳动法,他就印了几百份资料,发展了30多名成员。可是有一天“工会”出事了,有人在食堂以工会的名义写大字报,说不改善伙食就把食堂放把火烧掉。

  厂里早已容不下他们了,这正好是借口。走时,老板对他说:你不是有本事吗?你自己开个厂去,搞个工会给我看看。

  张治儒发誓:再也不进厂里打工。

  回家后,他把他一直遥控指挥的一群农村热血青年组织起来——求村支书盖了公章,改名为互助会,承包农场,多的时候赚了1万多块,亏的时候亏了2万多。

  张治儒搞工会失败的时候,廖晓峰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工厂当保安,曾飞洋还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考虑着明年毕业后该干点什么。刘开明正在南京大学攻读他的文学博士。周立太则从重庆开县坐长途汽车来到了深圳龙岗,住在双龙旅店。

  他们相遇

  张治儒的互助组到1998年已经是惨淡经营,他还在老家收拾残局,工人维权组织却在南方露出了新芽。1998 年,廖晓峰横空出世,这一年被称为“廖晓峰年”。

  据媒体不多的报道:1993年,廖晓峰只身南下广州番禺,在几家公司当过保安。偶然的机会,他自学法律知识,帮老乡讨回了工伤赔偿。在朋友的帮助下,1998年8月1日,他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称服务部),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P1050723

  10多家中央、地方媒体跟进报道,他成为第一个敢向无良老板挑战、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英雄。

  但这颗新星正升起时,又马上陨落了。廖晓峰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直到今天,他也再没有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过。

  曾飞洋,华南师大政法系毕业两年的学生,正在一个律师所当助理,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廖晓峰的服务部。

  他没有想到的是,廖晓峰不辞而别。他在迷茫和困惑中他挑起了大梁,成为服务部的总干事。一干就是9年,他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瘦弱小伙子变成了结实的中年人。曾飞洋是个实干、低调的人。平头、些许白发,衣着整齐、言谈不多是他给人的印象。番禺是他事业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找到爱情的地方,他有一个专门的QQ号,里面只有他老婆一个人,还有一个小灵通,只有他老婆知道号码。

  9岁的服务部已经成熟了,像成熟的蒲公英一样,种子随风吹落,新的蒲公英便会起来了。来服务部实习、学习的人不少,他们有的已经成长为新的机构负责人,但服务部在NGO圈内网站上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信息。

  2000年,张治儒收拾完老家的残局来到了深圳。他没有违背誓言,开过理发店,帮人送过货,就是不进工厂。可天有不测风云,2002年,他在送货途中受伤了,老板却不支付全部手术费。

  张治儒不服气,他要告老板。找律师太贵,他就自学,天天往书店跑,看法律书籍,“不懂就打电话问律师,只能问一两个问题,多的律师不会说,我就给不同的律师打,每个电话问一两个问题。”

  不过,张治儒的官司还是输了。但他发现,打官司不难。他就干脆专门帮工人打官司,并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那年已经是2004年,他骄傲地以为自己的机构是中国第一个帮工人维权的组织。

  这时候张治儒学会了用电脑,他在网上搜索“打工法律”,却发现番禺有一家机构比他更早。电话打过去,曾飞洋接的电话,张治儒就来到服务部——这家比自己的组织正规得多的机构参观学习。两个一直走在一条战线上的人认识了,回去后,张治儒的机构也越做越大。

  周立太

  1998年,廖晓峰走后,江湖传言:杨密云死了,廖晓峰跑了,我看你周立太还能撑多久?

  杨密云是珠三角地区较早的一个专帮工人维权的名人,但却在一次车祸中遇难。周立太是这个圈子中一直撑到现在的一颗明星,他是重庆人。

  周立太说话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时而普通话,时而走调,又回到重庆话。几乎所有见过他的记者都知道他说话的特色:川骂迭起——“他妈的”、“格老子”。或许,在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长久了,只有以最粗俗的语言才能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愤怒。

  这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同样有着传奇的经历,他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当过兵,回家种过地,在湖南砖厂做过工。

  当年,他在农村放牛的时候都看法律书,当地人说他是神经病。这个“神经病人”却在而立之年,赶上全国首届律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证,成了当地一名不畏权势的名律师。

  1994年,在深圳打完官司,买好了回程车票,准备离开双龙旅店。如果没有那天下午的一个传呼,他不会留在深圳。当天下午,龙岗区人民法院大鹏法庭庭长王会剑却给他打来传呼,让他代理一起四川资中老乡的工伤案。

  一起接一起,他就在深圳留了下来,租了个房子,收留了很多残疾人,祝强是其中之一。到1997年,7名打工仔告赢社保局在深圳引起了轰动。

  因为这是周立太第一次被深圳的媒体关注。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据他自己统计至今已有800多家媒体采访过他,他也被称为“农民工的保护神”。

  报道也改变了采写的记者刘开明,他当时只是刚从南京大学毕业两年的博士,新闻从业经历只有半年。他偶然从一个法官那里得知有这么个律师,见到了周和10多个伤残工人,为当时的场面所震惊。他开始关注劳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

  刘开明后来离开了报社,他投身于劳工事业,并成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执行董事。相比于草根NGO,博士学历让他关注的视野更为广阔,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从企业的角度推动工人的权益保障。

  周立太后来也把给工人打官司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在重庆成立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在深圳龙岗汽车站对面开设了分所。去年,他还受邀去美国参观访问。

  新的种子

  祝强是周立太的四川老乡,他的右手没有了。骑车时,他不得不把右肩膀前倾,这样才能让左手和右手臂同时扶住龙头。

  为断手的事,他求助于周立太。为办新的机构,他求学于曾飞洋。

  2000年,他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周的故事,于是慕名找来,让周立太为他失去的右手讨公道。那时,他才到深圳几个月,那个厂也是他南下打工的第一厂。

  祝强来了才发现,这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周立太租下这栋4层的楼房,楼上楼下住满了伤残农民工,他们在这里免费吃住,周立太代理他们的官司。

  大伙没事看电视,祝强却闲不住,自学法律。在朋友介绍下,2002年,他来到曾飞洋的服务部学习。回去后,他和同样的工伤工友一起创办了一家新的机构: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机构在深惠公路旁,附近是成片的工业区。祝强说,他们的活动不用张贴广告,厂里有他们的很多的志愿者,只要打几个电话就通知出去了。

  在这里,祝强才找到了自我,“在这里,我是个人,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在其他地方,人会变成机器,成了机器的零部件,总是被人安排。”他说,到死的那一天,他也不一定能看到劳工和残疾人的权利有根本改善,但他会坦然面对。

  “从工人中来,到工人中去”是这些草根NGO人员的发展模式,这些受过伤、得到机构支持的工人往往更能认同机构的理念,在工作中也容易与工人拉近距离。

  刘星(化名)是个帅小伙,两眼专注而有神。他曾经受过职业病的伤害,但身体完好,与祝强年龄相仿,也是“80 后”,他们是维权组织中新兴的一代。刘星的机构隐藏在深圳的一个超大工业区边上。机构在一楼,门前摆放着一些关于工人权益的宣传板,里面一边是工人阅览区,一边零散地摆放着桌子。

  刘星与祝强有类似的维权经历,他自学法律,自己打官司,讨赔偿。在治疗过程中认识了一个NGO的朋友,他介绍刘星到他那里工作,刘星在那里工作了2年后,就出来成立了现在的机构。他也在曾飞洋的机构实习过,但他不愿意自己和机构的名字被任何报道所提及。

  相比老一代的维权人曾飞洋等,年轻人有更多困惑:资金不稳定,政府的政策难以琢磨,自己也在城市扎不下根,要提升,知识文化水平不够,回农村,于心不甘。

  这些人员也并非都是怀着高尚的理想而来,帮工人维权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无论是老一代维权英雄,还是后起之秀,都有人既从基金会拿钱,又打着为工人维权的道德旗号乱收钱。

  收费的人说:谁都收费,我们为什么不收?钱是用于机构发展,又不是自己吃了喝了。而坚持免费服务的人则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他们都处于本不应该的法律灰色地带,这些问题似乎永远也扯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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