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楠:中国基层政权面临历史性变革》
       如果梳理近年的乡镇改革路径,我们发现它走了一个u型图。90年代末期,农民负担极为沉重,激起了知识分子和农民自身为主体的抗争运动,这也使“三农”在前几年成为显学。俗话说:重症用猛药。治理这些症状的猛药很多,这些药物在现在或当时就有人批评,比如取消农业税、普遍的撤乡并镇。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刹住了中央一年连续出七八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都减不下来的负担,撤乡并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乡镇一级的冗员。这些猛药只能制止病毒发作,但并不能建设一个美好的乡村,甚至某些药物还有副作用。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时中央有文件规定:农民集资不超过15元。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规定,村民的事自己做主,如果全村人都同意,或者99.9%的人都同意交30块,你说这件事还违背政策了?到底听政策的还是听法律的呢?因此,有学者说,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干预了村民自治。这就是副作用。

       通过那一轮的猛药治理,农村的政治紧张局面得到基本缓解,农民的负担也得到根本性的减轻。但是,新的问题来了。撤了村,并了镇,但基本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没有建起来,灌溉没人管,治安没人管,镇派出所的人员没人带路连村都下不了,农民医疗没人管,农村的公共设施没人建……全国性的生猪疫情带来的猪肉涨价也敲响了畜牧防疫体系空白的警钟。那个时代的猛药目的很单纯,就是减负,刹住基层政府的手,而没有考虑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

       一些地区在逐步恢复这些建制,比如普遍的合作医疗改革、水利投资的增加、农村畜牧防疫的重建,这些建制不可避免地又要增加人手(当然,增加的人不一定是公务员),因为种植业、养殖的多大规定就要配备相应的服务人员,这是科学规律,而不是人为可以决定的。因此,这两年,一些人在回流。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好事。

       减人不是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农业服务体系薄弱是不争的事实,增加这些人员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这些人是做什么事,拿什么钱则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咸安改革的真谛之所在,它走的一条新的路子,财政养的是事,而不是人。

       那么,目前新一轮的基层政权历史变革需要吸取的教训是,要以农民需求为核心,建设服务型的政府。不要让新一轮的变革带来新一批的冗员。因此,改革要走对民众负责,由民众参与、由民众决策的路子,便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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