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能把这个问题谈得这么细致的人不多。一飞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财经院成立一周年,我到社科院的时候先来财贸所,就是财经院的前身。刚才介绍这么多人没有我,是因为我在财贸所什么位置都干过,就是没有干过所长。后来我和江小涓两个人都任副所长,他当财贸所所长。这个不妨碍我对财贸所的感情。

我到财贸所的时候叫做财政金融研究所,就是财政和金融合在一块。我先做助研,然后副主任,主任。我们财贸金融研究室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讨论作用。宏观调控体系主要是两大体系,一个是财政体系,一个是货币政策体系。但是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这两大政策体系基本是互相并不特别密切的来往,独自在做决定。既然你的调控对象都是宏观经济,就是彼此影响的,而且是彼此需要照顾的,因此从一个科学体系的角度来说是需要内恰,就是互相之间不矛盾。但是我们国家始终没有很好的协调机制。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曾经想建立协调机制,当时有人建议,发达经济体当初叫发达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很多的协调机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协调机制,财长和央行行长每个星期一去吃早饭,于是大家就有一个非碰头机制。说这个事情都让你们捏好了我们来画圈是不是?这个问题很清楚揭示中国决策体系以及体系当中出现的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和体制。但是这两个必须在一块的,所以我到财贸所来之后,第一个会就是由财贸所牵头,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财政部的财政科学研究所共同举办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讨会,我的印象是开了七届。

每次会议是周密的,而且是两方都做研究的研究机构出面,双方的意见哪怕非常不同,也能够心平气和的进行交往。我感到财贸所功能非常强大,非常有作用。所以迄今为止是两大部门进行交往的接触点就在社科院,就在财经院,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发挥这样的优势,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问题能够更深入的进行研究。

好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在习近平书记的讲话里,以及在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里,都显著的提到了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这样的事情就应当当做我们财经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重要的任务,今后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共商国事。

我们大致的理了一下,在当下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主要渠道或者是主要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大概有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配合的态势,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就是一个态势。当然这个态势本身含义已经不太清楚了,这样一个态势的表述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形成,我参与了这个过程。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要实行一些政策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财政部率先提出我们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讲了之后,国务院让人民银行有一个表态,你们是什么货币政策。我当时在人民银行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我比其他委员更多的参与他们的活动,就讨论,项部长说积极了,我们不能说积极,于是想来想去就搞了一个稳健。然后朱总理说稳健是什么意思,稳健也是积极,积极也是扩张,所以当时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财政政意思是双扩张。但是这个表述到现在一直没有变化,现在又是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背后的态势并没有很清楚的揭示出来。在这样一个搭配表述下,我们容纳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扩张的货币政策,也有从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总之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如果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恐怕不要用积极稳健这种词,第二要研究他们之间配合的模式。 迄今为止,这个配合是我们不自觉的。

举例来说,在07年,这次危机之前,各部长开会,当时财政部说我们是喊扩张的,理由是财政赤字有多少。人民银行说我们是扩张的,但是仔细看一看,当时财政政策已经相当的紧缩了,财政赤字固然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但是财政部在人民银行的国库存款巨额的增加。虽然说我们是用赤字的方式筹集了很多的资金,但是有更多的资金放在国库之内,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很紧缩的。当时参会财政部副部长说我们事实上是无意间支持,所以过去这些事情主要想说这个事情非常重要。而且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非常准确的表述,下一步今后五年十年必须提高到一个科学的水平上,当然涉及到行部的关系,但是我们社科院要理所当然继续发挥居中协调、居中把大家组合在一起的作用。

第二是国债政策,这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统的配合领域。国债政策就其筹资而言是财政政策,但是它的影响是货币政策,因此关于国债政策就必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这么一些情况是要确定的,第一筹资的规模,传统上这个东西不要定,有多少赤字卖多少国债。中国都不完全是这样,更何况其他国家,基本就不是这样。发债有很多的目的,为赤字筹资是最初的目的,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是不是全部目的。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是政府为了一些其他的目的来筹资,比如说为社保来筹资,比如在美国发生过很多事,像这次危机当中的房地美、房利美等等,他们一开始的筹资是财政部设立的全资机构,但是筹资是财政部用发国债的方式来筹集到资金,然后平价的转贷给他。在财政部净发债规模和当年财政赤字之间有不对称的,发债规模是大的,即便看起来好象完全由财政部决定的一级市场规模也不是完全这样,也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的情况如果把政府全额持有机构发债算成政府债的话,情况也会发生改变。

二级市场更是这样,到二级市场是投资产品,投资产品收益率要根据金融状况来确定,所以在二级市场交易会和一级交易市场产生背离,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对各种各样金融机构进行二级准备,因此它很深的和金融运行联系在一起。于是基准利息是什么,我们国家增来增去人民银行搞了收益曲线,都自称中国金融的基准利率,在中国恐怕很难说基础,但是在中国是这两个东西要协调起来,现在就协调不了。尽管现在国债公司是两个部门,一个人50%成立一个机构,原来也想用国债曲线成为中国最基准的收益曲线,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前几天我到他们国债证券公司,他们说这个事到底功能是什么又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我们的核心市场是什么,我们的基准利率是什么,搞利率市场化其中内容之一是形成基准利率曲线,我们现在还没有。没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形成基准利率这两个部门意见不统一,必须要统一。这是第二。

第三,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当中的投融资问题。中国从工业化投资为主逐渐转为城镇化投资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这个转化从投融资角度来说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投资的对象性质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工业化投资中大部分是商业性投资,因此可以用商业性基金去对应的话,城镇化投资相当多的是兼有私人性、兼有公共性的投资。比如污水处理厂、自来水长、湿地,更广泛一点是医院、卫生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资。这些东西如果说完全是私人的不可能,如果说完全公共的也不对,因此不能由财政和金融部门单独担起来,必须是财政和金融公共和商业性资金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支持财政化的投融资体系,我们需要政策性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多政策性融资项目等等。我们需要让商业银行去贷款,然后财政给贴息等等的安排,这些就需要我们来设计。在一定意义上,这两年来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既是金融,又是财政,就反映了我们目前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就是针对城镇化的投融资体系是非常短缺的。

第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还是私人个人承担是争论不休,到了六七十年代滞胀,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又使大家觉得不对,所以自己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由政府出面。大家都公认有一个极大的缺口,这个缺口谁补,按照戴行长的说法,同样的口径美国是用来社会保障资金,相当于GDP100%,我们相当于2%,而中国现在开始人口老龄化,退休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今后退休资金怎么来运筹,怎么取得,怎么使用,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不可能由财政完全承担,也不可能完全由金融部门来承担,就必须这两个部门要想出一个办法,想出一个机制来解决越来越紧迫的大的挑战。

第五,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资金联系问题。过去传统体制下关于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联系是清楚的,我们最有一本印象的书叫做《财政资金综合平衡导论》。这个书一开始有一张标题是犬牙交错的结合部,形式是不相同的。所以财政和银行都是政府的两个钱口袋,这在传统体制下概括知识非常完备,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两个部门的关系肯定存在,但是肯定不只是两个钱口袋,因为金融这里的钱口袋大量装着居民的、企业的私人的钱,只有一部分是政府机构的钱,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两个部门在资金上有密切联系这个事实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忽略太久了。

举例来说,今年在全国人大争论最厉害的一个法案就是国库管理。现在的法案是说把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改位代理国库,就一个字争的一塌糊涂,就争犬牙交错结合部的资金。钱余额是三万多亿,而且还存在一些其他商业银行的钱,这些钱怎么摆布是一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章法,不能争来争去的。

第六,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在本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回答,外汇是谁的,谁所有的。我放出去买了这个储备,所以这是我的,这句话对也不对,对就在于确实在资产负债表上很清楚,不对是在于他发钞票的权利是政府赋予他。所以这边加什么,那边加什么,这个权利是我给你的,你无非代我行使这个权利而已,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要说清楚,有诸多的争论,著名经济学家说分掉,这个话是很荒唐的,也能够获得一些响应,就在于基本的道理在这里就没有说清楚,必须要说清楚,否则三万多亿,我们总共接近五万亿的外汇资产,按照现在的汇率30万亿,我们金融资产一百多万亿,GDP47万亿,很大的数字,这么大一笔数字钱的归属和使用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法,然后大家争来争去,谁争来就拿去,它的综合效果如何我们没有很好的框架来加以评估,没有很好的体制来加以协调,这是不能允许的。所以今后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在这些问题上也是都是需要考虑。

最后一个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现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是这个世界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个表述已经和过去表述有相当大的变化。在这中间我们有大量的共同事务,对于这些共同事务我们需要表态,经济事务我们需要表态,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别的国家怎么协调我不知道,中国的协调是到这个会上再说,在下面基本没有协调。我们社科院会被邀请到给人民银行出主意这次跟美国怎么谈,财政部邀请怎么谈,没有被统一邀请过中国怎么谈。

最后,在财经院成立一周年,我作为老财经院的人说了这样的概括,请教于各位,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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