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群体性事件走过了以中小县城的被动维权抗争、大城市工业区的主动维权抗争之后,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近发生的南周事件虽然在网上已渐趋平息,但它给群体性事件带来的变化则恰恰刚刚开始,并一定会对未来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模式产生巨大影响。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周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群体性抗争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中国正处于进入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的前夜。

对于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脉络,笔者的一篇文章《群体性事件第二波》(http://www.tanyifei.cn/?p=1531 曾刊发在《中国改革 内参》)作过简单分析,即第一波主要是农民的抗争,地域分散、诉求具体,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各地乡镇及小县城,因权益受到侵害而寻求救济渠道的被动抗争。第二波则不一样,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触发诱因发生了变化,从过去被动救济转变为主动维权,但目标仍然是具体的。这也是我写“第二波”分析的原因,当时广州本田罢工事件刚刚开始。

而现在,则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在南周事件中都得到了累加,南周事件成为新一波群体性事件的典型代表。

其一,从诉求上分析。无论是第一波,或是第二波群体性事件,都有鲜明的特点,诉求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即,通常所说的,人民币可以化解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之前的抗争大多都是人民币可以化解的,比如失地农民、失去房屋的城市被拆迁户、下岗工人,他们的要求明确而具体。即使,在一些偶发的泄愤事件(于建嵘定义)中,围观者的诉求也很具体,比如惩罚肇事者等等。

前年,乌坎事件,这一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乌坎的村民在寻求土地维权的诉求之外,直接将目标指向腐败,并要求民主。因此,外界通过图画可以看到乌坎村民打着五颜六色的旗帜游行,旗帜上有反腐败等内容。可以说,从这一事件开始,诉求逐渐从具体转向了抽象,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也热衷于将这个看成一次要求民主权利的抗争,而非要求归还被变卖的土地权益的抗争。

但无论怎么说,乌坎事件提出的抽象口号仍有非常明确的具体利益诉求为基础,只是外界没有特别注意罢了。但是这次南周事件则完全不一样,事件触发点是新年献词被改,而抗争的诉求——从表面上看,内部人员尽量维持在党的体制下反对粗暴管理,但社会层面显然有了更抽象的一个旗号——新闻自由。

可是,对于新闻自由到底包括什么内涵,在什么尺度内的自由,公众不关心,也没有共识。大多数媒体人及公众只知道,现在的管制太狠了,所以必须反对。这是一个直觉判断。

在这个判断之下,各种诉求都产生了,这些诉求不再是通过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相反却相当之难,因为在这一价值诉求之下,甚至难以界定内部的激进派、保守派等,官方也不屑于作这样的界定,仍然是胡萝卜加大棒,把这个事件压下去。

只要摆平,就是水平,这可能仍是官方通行的逻辑,但却丧失了一次理性讨论的机会。官方担心,一讨论就触及坚持党的领导底线问题,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不讨论,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尤其是在不讨论的情况下,还强行要求其他媒体刊登一篇指向性的评论。

过去,对待利益问题,可以通过人民币加大棒加以化解,但如果公众要求的不是具体利益,官方再拿出这一招术,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从个案来说,看似平息,但是积怨累加,今后只会更强烈地反弹。而且一旦爆发,其实应对决策更为匆忙,平和的建议反而会被边缘化。这正是未来的危险。

其二,从参与人群来分析。过去的群体性事件,几乎没有什么跨地区的联络,更不会因为某地农民动起来了,其他地区的农民也会动起来。各地之间、行业内部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传递壁垒,群体性事件不会发生“串连”。

这一情况,虽然在后来的大城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有一些改变,一些事件的动员能力超出了一个城市,发展成一个地区的“老乡”,但总体来说,还很少涉及全国。

南周事件则大不一样。南周事件的动员不仅仅在行业内部形成了极大共识,而且在行业外部也形成了广泛的动员,包括娱乐明星、商界大佬在内的社会各界。这些人,有些是媒体人,他们可能是南方周末的忠实粉丝,也可能甚至并不喜欢南方周末,仅仅是出于媒体人共同的原则底线而支持、声援。

而且,除了在国内的广泛动员外,显然国际媒体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一关注在以往的群体性事件中也有显现,如宁波PX事件,外媒记者在现场受到群众的欢呼。因为国内媒体的封锁及微博的广泛删帖,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缺乏权威的消息来源,外媒的报道反而更会受到追捧。

官方的处置不当,导致这一事件不断被激化,事件触发点是新年献词被修改,后来则转为官方微博账号被控制,然后焦点转到了北京的新京报,抗争的地域也发生了变化,有蔓延之势。

在新京报被强行刊登评论的事件发生后,许多新京报记者的微博账号被封,起到信息传播主导作用的仍是外媒。当然,事件的另一当事方宣传部门则始终未正面面对公众,无论是广东省还是北京市。

这一事件一度传出被指控境外势力支持,可是境外势力本身并非法律用语,极难界定,因此微博上对“境外势力”的说法热潮冷讽,显然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过去阶级斗争时代敌我矛盾的划分。

对于处于利益问题,分化瓦解是官方常用的策略,所谓的打击一部分、挽救一部分之类,但是在处理此类问题,这种方式面临时效。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国民观念也在同步全球化,如果只是一味抵制,反而将自己排斥在公众之外。相反,唯一的策略是认同世界的潮流,细细分析在价值观之下的各种可能的制度选择,进而朝着顺应民意的方向逐渐改革。

现在,南周事件看似平息,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似乎让一些知识分子很满意,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抗争。但是,这仅仅是在第一起新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下的,但是却用对付传统群体性事件手法对付过去的事件。正是因为处理过程的糟糕,才让一篇献词引发了如此广泛的社会抗争。

未来,类似南周事件的第三波群体性事件正在到来,如果官方还不能正确面对,仅仅用老手法处理,还会继续栽跟斗,并可能造成新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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