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的兴起至少在改变这个古老国度内陆省份的政治生态,而对这些官员们进行评价则显得更为复杂。

 图1:临汾市近年市委书记、市长变更图(时间皆以调任临汾为准,包括正式职务不是书记或市长,但却主持市委或市政府全面工作。)

市委书记 市长
谢海(2009年4月-) 罗清宇(2008年9月-)
李政文(2008年9月-2009年4月,主持市委工作,市委书记职位空缺)
夏振贵(2007年12月-2008年9月,被撤职,现无职。) 刘志杰(2008年2月-2008年9月,被免职,现无职)
王国正(2006年2月-2008年2月,调动,现任山西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李天太(2006年2月-2007年12月,被免职,现无职)
张茂才(2003年1月-2006年2月,调动,现任山西晋城市委书记) 王国正(2003年1月-2006年2月)
樊纪亨(2001年-2003年,撤地改市后第一任市委书记,现退休) 张茂才(2001年1月-2003年1月)
杜玉林(1998年-2000年,临汾地委书记,现任山西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 樊纪亨(行署专员)

初夏之际,临汾市结束了两百天的市委书记空缺,新书记谢海到任一个半月后,临汾市两会召开,代市长罗清宇顺利取掉了“代”字,变为市长。经过激烈的明争暗斗后,市级政坛人心初稳。紧接着,各县区的两会相继召开,但三四个县仍没有县委书记或县长。

临汾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自2001年“撤地改市”后第二任市委书记张茂才“安全着陆”以后,市级政坛从未宁静,以后各任市委书记、市长都因安全事故而遭遇政治前途的滑铁卢。

临汾是山西省最大的一个地级市,在山西省举足轻重。过去许多市委书记、市长在临汾“锻炼”之后就到省里为官,山西小市的官员即使平调到临汾,也算是升官。而这几年,临汾有数百名官员被追究刑责或受党纪政纪处分,虽然市委书记和市长职位仍然让许多人向往,但对有些人来说,则需要再三掂量。

位于临汾市中心的临汾宾馆是市级政坛变迁的历史见证。横贯城区东西的解放路中段,法国梧桐树在这个盛夏季节郁郁葱葱,建于上世纪50年的建筑的临汾宾馆位于这条路上。这家宾馆曾经承担了临汾市的重要接待任务,包括数位国家领导人下榻于此。历任官员任免大会也是在这家宾馆大院内的宴会厅举行,省委组织部的官员在这里宣布干部任免通知,临汾下属17个区县的主要领导、市区直属各部门负责人均须到场。

现在,这栋白色瓷砖外墙的建筑已显得陈旧。新的会议地点也已经取用,位于临汾市经济开发区的向阳西路,按照四星级标准建造的一家酒店,那里马路宽广,人烟稀少,机器声隆隆,房地产楼盘遍布周边。

过去,临汾市市委书记的任免是可以猜得到的,只要任期平稳无事,市长总是书记的接任人选,成了不成文的惯例,后来就不一样了。临汾市因煤炭而发展,也因煤炭而改变了官场的政治生态,安全事故成为决定官员任期长短最重要的因素。除“撤地改市”后第一任市委书记樊纪亨是临汾本地人外,其他的市委书记、市长都是由省上下派或是外市平调至此,换得频繁,人员脸孔也很陌生。

    2008年襄汾9·8溃坝死亡277人,这一起罕见的重特大安全事故还导致了山西省省长孟学农下台。因溃坝而引起临汾“官场溃坝”还在继续,至今,官员们私下最热门的话题仍然是最近“出事”的官员。网络上散布着各种匿名消息,指证了一大批退休和现任官员违法犯罪情节,甚至包括了细节。一些在任或退休官员忐忑不安,他们在密切地关注案情的进展,从各方面打探消息。

问责制的兴起至少在改变这个古老国度内陆省份的政治生态,而对这些官员们进行评价则显得更为复杂。

 

夏振贵的来和王国正的去

2007年,临汾发生了三起特大矿难,洪洞县12·5矿难死亡105人,至今仍排在全国特大矿难死亡人数的前列。夏振贵是在这时候被调到临汾的,此前他在晋城市任市长,在当地口碑不错。

12月18日傍晚6点多,夏振贵还在办公室,突然接到市委书记李雁红的电话,隔了两分钟后书记又打了过来。他马上去了书记办公室,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李雁红告诉他省委希望他能去临汾,当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临汾是大市,从晋城市市长到临汾市市委书记肯定是升了。第二天上午,他就到了山西省委组织部报到,省委书记张宝顺与他谈话。下午,张宝顺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任泽民亲自把夏振贵送到临汾市,并在县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夏的新职。

2008年山西省两会期间,夏振贵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这段调动经历。省委书记亲自到地级市参加市级干部任免大会极为少见,当地官场认为夏振贵是得到了书记的“尚方宝剑”才来的,一位当地官员分析道:“书记是干什么的?书记是管干部的,让夏那么急来,书记肯定给了承诺,比如答应了按夏的要求调换干部。”

12月20日下午,任职大会在临汾宾馆宴会厅三楼举行,省委书记张宝顺要求“以事故的调查处理和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为契机,深入反思,搞好整改,举一反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夏振贵被任命为临汾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临汾市副市长人选,主持市政府工作。参加会议的老干部明白,夏振贵不只是来当副市长的,也不是来当市长的,而是来当书记的。“当时市委书记王国正还没有免,而市长李天太被免,如果夏振贵是接市长的位置,直接提名为代市长就可以了,今后再走一下人大的程序,这也是惯例。”

夏振贵上任后,雷厉风行,一面整肃干部作风,一面进行城建拆违,实施了极为强硬的施政风格。正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襄汾溃坝事故发生,他被撤职,此时距他上任不到10个月。走的时候,有人在市委大院门口放鞭炮祝贺。

当地官场对他被撤职的原因众说纷纭,因为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搭档——市长刘志杰被免职,他却被撤职。有人说,夏振贵在任时太霸道,得罪人太多。也有人说,夏振贵紧急被调来前给予了晋城老板许多承诺,在那边最擅长的工作是招商引资,来临汾后处理与这些老板的关系不妥,引起非议。还有人说源于他在襄汾溃坝事故处理上失职。

多名在襄汾溃坝事故当地上午赶到现场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详述了溃坝事故处理的细节。9月8日上午10点多,市长李志杰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接到汇报后,他马上打断会议程序,提前作了发言,赶往现场。在现场听取了时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的汇报,1死2伤,他信以为真。正要返回,夏振贵也赶到现场,同样听取了汇报后,他们一同返回市区。

当天晚上,省委书记到达现场,在溃坝现场一个破旧的三层楼里开会,省委书记当即给即将到达的国家安监局局长王君打电话汇报:死亡26人,也可能是27、28、29人。汇报完后,李志杰继续向省委书记汇报工作,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李说到34人死亡。张宝顺马上打断了说:这个数字你要弄清楚。夏振贵接着说:“你这个数字确切么,怎么来的?”李志杰继续汇报救援情况,避开了死亡数字。

第二天早上,省委书记张宝顺等人去接国家安监局局长王君,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和襄汾县长李学俊突然失去联系,临汾市分管煤炭的成洪才(现已调任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在现场破口大骂:你们襄汾人,你们都死了么?兵找不见将,将找不见兵。你们还关手机,秘书都联系不上……

有人认为,夏振贵被撤职就是因为第一次查看现场时没有自己的判断,轻信了襄汾县委领导的汇报。也有人说,第二天早晨襄汾县委领导“失踪”和他有关,那天早晨他们其实是去设法隐藏前一天晚上的数字,几天后这一数字还是被公开。

襄汾溃坝事故的调查还在继续,当地官员普遍认为,如果撤查,必将引起临汾官场又一场地震,而夏是否深度涉案其中,外界尚不得知晓。

市委书记王国正也在夏振贵到任的大会上表了态。王国正此前为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3年1月被任命为临汾市委副书记,开始踏足临汾市政治舞台。王国正做事讲义气,他属于临汾市为数不多的直接从省里调来的干部,背景深厚。

王国正任临汾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正是临汾市煤炭经济起飞的年代。当地人普遍怀念夏振贵及以后的临汾市委书记、市长,却很少提及王国正。

王国正在主政临汾期间,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煤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后来证明是失败的。2004年4月27日,隰县梁家河煤矿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在当场要求进行煤炭产权改革探索,临汾和吕梁是试点市。改革的措施是将矿产资源卖给私人,明晰产权,让矿主不会只顾短期利益疯狂开采。可改革的结果却是,矿主将矿层层转包,承包者越层、越界开采,安全事故依旧频发。

王国正在夏振贵来临汾不到3个月后,即被调任到山西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厅长。外人以为回到省上工作是升,而当地官场人士则认为是明升暗降,因为前任建设厅厅长王茂设去了山西晋城市任市长,晋城是小市,这个市长如果平调到临汾任市任市长算升官,而王国正却临汾市委书记到了建设厅厅长的位置。

王国正离开自己主政5年的临汾,在离任大会上,他哭了,他对在场的干部们深情地说:我到建设厅以后,希望大家常来看我。

当地官员认为,这句话不是离任的套话,而是发自内心悲凉的感慨。过去的问责制一般只针对行政首长,对一个地级市来说,也即是市长,而不问责书记,王国正却头次遭遇了“明升暗降”的“待遇”,等于是问责,这也许是他没有意料到的。

 

人们怀念的刘志杰

刘志杰是夏振贵的搭档,从2008年2月任代市长至2008年9月被免去临汾市市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也不到十个月。

接近他的人对他评价是:谦虚谨慎,滴水不漏。刘志杰在任期间有一个行为让当地官员很“服气”。每次省领导来临汾,市委主要领导都前往高速公路出口迎接,刘志杰总要早到一会,夏振贵的车到来后,他马上自觉前去帮忙开车门。“他把这个动作做得很自然,好象是顺手开个车门一样。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甘愿在书记面前当小弟,如果夏书记再不支持他的工作,那就说不过去了。”

刘志杰的到来一度刷新了临汾官场沉疴积疾。刘志杰在临汾一直住在临汾宾馆。他被任命为市长的当天,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刘志杰给干部们说,“我来这60多天,从来没有在凌晨2点前睡过觉。”那时,临汾市政府常务会议经常在晚上8点开始开,一直开到凌晨一两点,有些干部私下抱怨:哪能比得你是单身。

有些局长,开会发言总是“穿靴戴帽”,不着重点,刘志杰当场斥责局长,让他们讲实在的内容。还有一次,刘志杰带领干部们去武汉参加中博会,许多干部穿着随便,他要求所有的干部必须西装领带,“展现临汾干部的形象”,有些干部就只得偷偷地借领带或赶着买衬衣。

在刘志杰短暂的任期内,他的主要工作在城建,这项工作得罪不少人,但却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临汾城市建设总体早在2002年左右就形成基本思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要建设市政十大工程,并提出临汾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西扩东改北引南优。

可这一政策执行很不顺利,王国正的前任,张茂才修建了汾河桥,试图将政务区跨过汾河,搬到城西,可是大运高速恰好经过城西,高速公路阻碍了城市的西进路,此后,中央对禁止新建楼堂馆所又阻碍了新政府办公楼的建设。可是,“西扩”规划出台后,吸引了不少人前往城西的汾河边上建房,企望今后升值。这些房屋多没有报批手续,而只是和当地村委会或街道办疏通了关系,获得他们默许。

在城区,随意建房就更普遍。十大工程之一的鼓楼广场建设至今完成不到四分之一,在当地传为笑谈。几任领导都曾试图将这一工程完成,为了建设鼓楼广场,拆迁了一家宾馆,可刚拆完,原地却建起了一家酒楼,违法乱建者的背后都盘根错节的官商关系。

刘志杰到任后选择了将汾河边上的违法建筑作为突破口,杀鸡警猴。在市委市政府决定要拿汾河边2公里长的违法建筑开刀时,许多当地干部认为不可能完成,因为当地人都知道,那里连片的高级别墅,大多是当地官员建的。要拆那些房子,等于捅了官场的马蜂窝。

当时,山西晚报的报道称,刘志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拆违是“向私利宣战,向特权宣战,向无序宣战!”当时的政策是,如果自行拆除,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如果限期不拆,政府强行拆除,一分钱不补。

拆违难度很大。有一次,刘志杰到了尧都区乡贤街道办负责的拆违范围视察,见这边进度很慢,刘发了脾气,对着乡贤街街道办的干部们说:我已经和夏书记沟通过,他也支持我的工作。我舍得160斤的身子,不信拆不下去!跟在身后的纪委书记张继庆见状大骂起来:让你们来当领导,以为真是让你们来当官,以为是小孩子过六一,带红领巾啊,让你们来,是让你们来干活的。

没过几天,纪检部门对乡贤街道办书记贾刘生展开调查,贾刘生沦为阶下囚,至今案情不明。当地官员都认为,贾刘生,这个正科级干部被抓是因为拆违不力。于是,官员们才意识到这回书记、市长是来真的,有些拥有别墅的官员甚至不敢去认领自己的房子,最后统计竟然有19套无主房屋,政府一分钱没有补,全部拆除。

拆违事件打破了多年的官场潜规则,引起了官场和民间的震动。在河西拆迁的同时,市委常委包片分工,对城区违法建筑全面开战。此后,没有人敢阻拦。

当时,市中心鼓楼广场边上有一家电脑公司,租期还未到期,见拆违形势不妙,迟早要拆到公司租用的地方,就紧急解除合同,搬到别处。可不过多久,夏振贵和刘志杰因为溃坝事故下台,这家电脑公司得知消息后立马又搬了回来。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临汾市南外环路上,又布满了挨路而建的商埠,与马路零距离。当地官员说,如果刘志杰还在,他们肯定不敢这么建。

刘志杰被免后,当地不少在职和退休干部都很惋惜,他们觉得,临汾市多年沉积的官场沉疴需要像“夏振贵+刘志杰”这样铁的班子来整肃。

 

李天太

刘志杰的前任叫李天太,与刘一样,也是一位实干型官员,从2006年任代市长,至2007年12月被免职,在市长的位置上,他干了将近2年。

李天太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茅台,每次到各县检查工作,下面的干部总会给他准备好酒。坊间传言,他一次能喝两斤茅台,有人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茅台市长”。接近李天太的人说,李天太喝酒主要是为了与官员拉近关系,“他毕竟想到今后要当市委书记,他是外地来的官员,希望能得到下面县委书记、县长的支持。”

李天太从阳泉市市委副书记的位置调任临汾市市长,级别没有变,但按官场说法肯定是升了。在当地官员的印象中,李天太是一个有抱负的人。

接近李天太的人讲了一则李天太给他讲的故事。李的家在太原,调到临汾后他回到家里,他老婆说:“你不算什么大官。”李天太说,“临汾就是给咱干事的地方。(意思是市长毕竟是市政府一把手,好好干几年,让临汾变个样。)”

洪洞12·5矿难发生当日,李天太正和临汾金融界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信用联社主任卢天禄一同在海南和海南航空商谈临汾机场建设事宜。李天太曾对临汾的老干部说,“在我手里,我要叫你们老干部们坐上飞机出去。”听说发生矿难后,他马上乘机赶回来,秘书还留在海南。

外界看来,李天太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因矿难被免职。矿难发生后,他写了一封深刻的公开道歉信,发表在人民网上,言辞恳切。在道歉信的结尾,他表示“有信心励精图治,克难攻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可7天后,他就被免职了。

被免职前,临汾市委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轮到李天太发言,他忍不住心中的怨气,对市委书记王国正说了一句粗话:妈的×,这就是你的干部。王国正笑了笑说:这也是你的干部。

当地官场人士都知道,李天太和王国正的关系,没有刘志杰和夏振贵的关系“铁”,刘和夏都是从外地来任职,而李天太来的时候,王国正已在当地扎根。李天太曾因为调换煤炭局长之事和王国正拍过桌子。

李天太被免职后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栏目以“李天太因矿难免职值得同情?”为题做了一期节目,历数李天太治理污染的政绩。

2003年临汾市被列入国家环保总局113个重点监测城市,连续三年垫底。李天太上任后,2007年1月17日,临汾市召开全面推进蓝天碧水工程誓师动员大会,他在会上说“我们的天是灰的,水是黑的,街是脏的,空气是污浊的……我真是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一位临汾市的老干部回忆了临汾炼焦产业发展和治污的历程。在计划经济年代,山西就被定位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为全国供煤供电,当时山西全省成立了11个统备煤矿,那时的煤炭资源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有资格开采。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提出了“有水快流”的政策,鼓励地方发挥当地优势发展经济。1983年11月,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国家对煤炭资源管理实行放开政策,政府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

煤炭开采放开以后,污染严重的焦化、冶炼产业随之兴盛。焦化产业经历了土法炼焦、萍乡炉、改良炉、小机焦、中机焦到大机焦的技术更新过程。每一次技术更新都意味要靠政府强制取缔落后生产设备。这位老干部主政期间曾炸掉大批的萍乡炉,但当时就遭遇了现实阻力,“如果完全按照国家政策,那么经济就要断链子。”

李天太到任时,临汾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发展不是首要问题,环保则迫在眉睫。当时,山西省政府也提出了“蓝天碧水”工程。

2007年元旦,李天太坐镇指挥,亲自按下电钮,将年产30万吨的两座焦化厂烟囱炸毁。这是他任期内治理污染的标志性事件,这两座大型焦化厂给当地创造了巨额的GDP。据估算,环境污染的综合指数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临汾这样的资源型城市GDP就要损失100亿。

2006年临汾市在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中排名前进了一步,成为倒数第二。2008年,临汾城区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从全国113个重点监测污染城市的101位,上升到了49位,环境治理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GDP历来是考核官员的核心指标,官员任内上交的财政收入代表了工作的好坏,这种体制被一些学者称为“政治承包制”。撤地改市以来,从樊纪亨到王国正任期内,临汾市GDP和财政收入一直年年增长,这给后任官员不少压力,因为如若增速下滑可能意味着工作不力。李天太炸焦厂,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接近他的人士称,当时也有意趁环境治理的机会降低临汾市上交财政收入的基数。

相比于刘志杰,李天太任职时间更长。除环境治理外,李在城市建设方面更有“大手笔”。过去108国道直穿临汾市中心,走鼓楼南北大街,他让国道走东环路,改善了市中心的交通状况;他修缮、亮化大运高速(大同至运城)临汾入口的滨河西路,让进入临汾的人“感觉像一个现代的城市”;他将南环路最难修建的“断头路”接上,临汾的外环路终于完整连接在一起。

有一次,李天太从太原开会回临汾,中午正好到了一个高速路服务区吃饭,他旁边坐了一位货车司机。李天太问:你去过临汾吗?司机说:我知道,去了个新市长,那里的环境变好了。李天太听了很高兴,当即让秘书拿来两瓶啤酒,和陌生的司机碰杯。

如果说,人们怀念刘志杰是怀念他的勇气和作风,而怀念李天太则是怀念他干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改善了城市面貌。

 

新书记谢海的难题

56的谢海来到之前,当地官场有各种传言,有人说李政文不愿意离开,有人说是另一个人来接任书记。

谢海是一位沉稳的老干部,在任职大会上,省委组织部用了“作风朴实,沉稳老练,性情宽厚随和,人品端正”评价。谢海的讲话经常提到“党性”、“品德”之类的词,有时让官员们不知道他要传达什么信息。

今年5月份,一次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谢海突然点名批评下属某县县委书记,“这样的干部,就是没有党性,品德败坏。”市委书记公开点名评价一位县委书记很少见,谢海这样做更让人吃惊。后来,一次干部大会上,谢海提到了事情原委:“她给我请假,说去山东考察大棚,我说你去吧,工作嘛。可办案的上级纪检人员问我她在哪,我说在山东。我给她打电话,她也说在山东。人家纪检机关有技术手段一查,她不在山东。我又打电话给她,她还坚持自己在山东,这是欺骗组织!”

谢海生于1953年,长期分管煤炭工作,2004年始担任山西阳泉市市长,2年后担任阳泉党委书记。他的搭档——罗清宇,1963年生,早他几个月到达临汾开始工作,罗之前任山西省政府任副秘书长,去年9·8溃坝事故的10天后,他就被紧急调到临汾。

临汾官员更关心新书记的年龄——56岁,离退休还有4年。“这个年龄最容易出现腐败。”一位老干部分析了谢海仕途面临的形势,谢海上任后,看望老干部,还去他家拜访过他。去年,山西省人大、政协刚刚换届,与谢海年龄相仿、资历相当的干部不少已经升为副省级干部,退居二线,“大同的书记去了政协当副主席,朔州和长治的去人大当了副主任……除太原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兼任外,只有阳泉的书记谢海和吕梁的书记叶春雨没有去处,叶是临汾侯马人,回避,那就只有谢海来了。这里毕竟是大市,人家升副省级,他虽然是同级调动,但也算升了。”

按照干部升迁的惯例,一般任期内没有问题,过了一些年,一定要往上走,谢海来临汾按官场的逻辑,是升官了。当然,既然如此,不仅仅谢海要“往上走”,罗清宇也要“往上走”,对罗来说,也就是由市长变为市委书记。“如果省里配备了一名年轻的书记来临汾,如果省里没有更好的位置留给他,他肯定就在书记的位置上不走了,那么罗清宇市长做了还有什么盼头?”一位当地官员这样分析,他认为组织上任用干部要考虑非常复杂的因素,“罗清宇先来了,再来一个谢海,这样是最好的搭档。”

当地一位官员分析说,“他一届都干不满了,为啥要到这里来,这里又人生地不熟。”另一位老干部则在与本刊记者聊天时不经意地用山西方言说,“他(指谢海升副省级退休)没戏了”。

谢海上任伊始,外界媒体炒作“临汾的市委书记没人愿意当”,而当地干部则是从官场潜规则具体分析谢海个人的政治前途,觉得外界的说法有些可笑。临汾市过去是农业大市,后来是煤炭经济大市,这里的市委书记位置永远很热门。

对于谢海来说,考验他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还有临汾市正面临的复杂政治经济形势。

临汾市政府2009年工作报告将去年总结为“撤地设市以来困难和挫折最多的一年”——经济滑坡、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等。当然,更大的隐痛在于九八溃坝带来的“官场溃坝”,上百名官员被追究刑责或党政纪处分,而贪腐的顽症至今没有治愈的迹象。

从经济上看,经济危机对这个能源大市的影响加深。煤矿的关停已让临汾经济大幅滑坡,一些产煤县也出现了财政危机,靠贷款发放公务员工资,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问题丛生,盗窃和抢劫也比以往多了。当地煤老板将山西省“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方针改编为“安全不生产,科学不发展”。历经王国正任期的产权私有化改革,现在又遭遇以国有大煤矿吞并小煤矿为核心资源整合改革,煤矿老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若煤炭经济衰败,临汾市的经济支柱就已崩塌。

从政治上看,中央对溃坝故事的追查至今没有停止,当地多位官员被纪检部门调查,有些被调查后又返回工作岗位。谁也不清楚追查将于何时结束,潜在的问题官员忐忑不安。对于县级政坛而言,因为部分官员被调往临汾市任职,数县缺书记或县长,襄汾既缺县委书记,又缺县长,县级官员普遍人心不稳。

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可在中国复杂的政治体制下,单纯的问责制既没有彻底解决安全事故问题,也不能让官员真正对民众负责。当地官员却普遍认为,问责制让临汾市处于“流官”的治理之下,发展乏力。

临汾因煤而发展,也因煤而不安。谢海既不能像李天太那时一样,可以舍弃100个亿的GDP换来环境综合指数降低一个百分点,因为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任务迫在眉睫。他也不能像夏振贵那时在干部作风治理上下猛药,对不听的话干部调动纪检机关查办,因为官场人心普遍不稳,官员最关心工作调动而不是专心工作。

谢海面临着更为复杂和艰难的选择,他能腾移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位地方从政经验并不长、已近退休的老干部将会如何带领临汾走出困境呢?



  1. 全体市民朋友和尊敬的领导们大家好:
    我们是临汾博浩源君临苑小区的业主,连日来的伤心和无奈让我们倍感开发商(临汾博浩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黑心和痛心。我们2007年买了“博浩园”君临苑小区的商品房,当时开发商对购房者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买房时必须同时再买一个车位。由于购买的是期房,直到去年6月居民们才陆续入住,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车位一直没有分配。然而到了今年6月份开发商突然通知业主们,他们的车位将会变成机械移动的上下车位,你要地面车位就必须再交3万元,于是我们赶紧找出当时的购房合同,同时也找了几份后来购房业主的合同作了对比。合同中注明,业主***,人民币78000元整,系*楼*单元*室车位,经办人董乃玲。当时售楼小姐们介绍就说是自己的车位,车开到地下车库就到了自家的楼宇的电梯口,方便快捷。合同上压根就没有注明原先的地面车位会变成机械车位,更何况当时就没有(机械移动的上下车位)这一说,于是我们找到开发商,没想到开发商态度很强硬。开发商表示,购买地面车位的业主们就必须再交3万元,如果不补交钱那只能分到机械车位,这让我们感到很不合理。就在我们为车位烦恼的同时,开发商陆续完成了原先平面车位的改造工作。
    开发商为了得到更多的车位,改造后的机械车位小的可怜,上下两层尺寸被安排的紧紧的,只能放下一些小奥拓和微型车,稍大一点的车辆(普桑、凯美瑞等)一般的司机得费上吃奶的劲,越野车就更没的考虑,再者,这种架子的机械车位只保两年,出保后,维修是大家修,经过业主和临近的小区制作的机械车位相比,人家的尺寸和高度都比博浩源君临苑的大而规范。这让大家更为窝心。
    然而这窝心事才刚刚开始,临汾博浩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分裂业主、暗箱操作,通知不明真相的业主们要先交3万的费用就能分到好而宽敞的地面车位,并且按照交钱次序先后选车位,早交早选,一些业主们再不知情的情况下稀里糊涂交了后面的3万块钱,就在六月份,首次通知多交钱的业主分车位,这一做法得到广大业主的极力反对,然而临汾博浩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售楼总监(董乃玲小姐),不顾业主们反对,强行分车位,(董乃玲,东北人,开发商齐安林年薪60万把她从外地挖过来),此人从一开始卖楼到今天的分车位态度是个360度的转折,在分车位时出言不逊、侮辱业主,遭到业主们的声讨和阻拦,这次,车位问题没有分成。然而开发商更为可恶的一面再次表露,在第二次分车位时,老板齐安林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地位(齐安林,河南沈丘人,工程师,在读研究生。民革临汾副主委、临汾市人大常委,现任临汾博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临汾开发区企联会长,临汾河南商会会长。)动用不是本辖区的**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小混混,跟随分车位的工作人员,强分车位,威胁业主,让这些没有后续交钱的业主在威胁和恐吓中不敢再次阻拦和反对。就在这黑恶势力的胁迫下,强行分了5号楼、6号楼、3号楼的车位,截止到7月5日,分车位时不断有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参与到车位划分中来,期间,开发商雇佣的地痞流氓们和业主们发生多次冲突,堵门、打架的事件接连发生,这让我们感到最起码安全感丝毫全无。
    辛苦挣来的钱,四年前被强制买车位,四年后同样的车位坐地加价3万元,如果有反对的态度,开发商雇佣的黑恶势力让你不得安宁,这些混混、**、保安手拿橡胶棍,站在边上,然后叫业主来分车位,这就是临汾市的重点工程,临汾的高档小区做的事情,小区失去了安全感,让我们感到痛心和无奈,但我们相信党和政府,还是会为我们讨回公道的,也相信老总齐安林这些华丽的光环是人民赋予的。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