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潜伏》有一段故事,晚秋被他丈夫打了之后寻死,余则成救了她,把她送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晚秋在那里获得重生。

我似乎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可我却犹豫送不送他去那个地方。

付YM曾经是我的一个农民作者,那时我还在编农村报的评论版,他对社会有许多看法,自从我采用了他的稿子后,他有时一个礼拜给我来三封信,全是手写的。他说他晚上思考事情睡不着,经常三四点起来写东西。他的家在池塘旁边,他是福建人,在恩平养鸭为生。他所有的抱怨都来自生活,他买饲料的经历,他要回家办二代证的经历,他投诉被踢皮球的经历。许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的,忍声吞气算了,他觉得他没错,是社会错了。

他几次来广州,我都在办公室与他长谈。他至今仍然记得我那时对他说了什么,而我却忘得一干二净。我离开广州后,他给我打过电话。他还记得那段时间我的胃不舒服,问我怎么样了。时间久了,我差不多把他忘记了。

前几天,农村报的同事给我电话,说付YM在他身边,他在请他吃饭。我和付说了几句,并客套了一句,你如果来北京,一定来找我。

没想到他真的来了。他就是觉得在家乡闷,找不到说话的人。他养鸭已经失败了,回福建老家了。他家乡真在征地建医院,大家都在维权。他一见到我就说个没完,他告诉我之后他去了三趟西安,最后一次给传销组织交了2900元,而且他已经知道对方是传销了,为的是搞明白传销和直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要入虎穴得虎子,可什么都没得到。

他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候,总像发表演讲一样,讲农村的种种故事,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和他的见解。我总是有一沓冒一沓地听着。

他来的那天下午,我要出差。我在想,把他介绍给谁。我给在北京的两位农民朋友——与他类似创业失败混迹北京的朋友打了电话,让他们见面,或许有些共同话题。然后,我把他介绍到郊区一个关注农民问题的民间组织,那里有个大集体,管吃管住,我付费。

我准备介绍他去那里的时候,我十分苦恼。我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晚秋去的解放区,那里不过是一群理想主义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我怕付YM感染了这个氛围后会陷进去。我见到许多农民,在走头无路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心理上的救命稻草——比如因为自己的问题见解被某专家表扬——而得意忘形,以为自己很高明,于是在这条不归路上走下去,最后当然是什么也得不到。

我希望付YM能过正常的生活,关心家庭,关心孩子,关心父母,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思考一些问题,写一些文字。我不希望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见解多了不起,就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不放。人生总有许多难处,在一个人失败透顶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人承认他、夸奖他,他可能会死心塌地地延那条路走下去。而夸奖的人可能是无意的。

于是,我尽量吝啬的夸奖。我故意打击他,告诉他知识分子干知识分子的事,你的见解并不新鲜,我听了很多。其实我打内心里是赞赏他的思考和勇气,他对自己思考的问题有股倔劲,誓死捍卫。在如今这个社会,思考和勇气是需要成本的。

他在郊区住了一个礼拜后,我回来了,他跟我讲国家外向型经济战略,将国家应该鼓励消费,只有有人买东西了,经济才能活起来。我知道,他大概又听了哪个专家的讲课了。我知道,如果他回家跟他的邻居、他的朋友讲这些,大家一定以为这个人是疯子。

走的前一天,他在我这住了一晚。那天晚上,他习惯性地三四点就醒了,我还没睡。一会天亮,我们一起出去散步,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像他这样的人,我始终想不出来能去哪里。

也许这个社会不需要能思考的人,尤其是身处底层,否则会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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