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X老师通过邮件讨论了土改,起因是60年前一位智者的观点(他的观点附在贴子后面)。当然,这一问题并无定论,我也没有完全想明白,所以贴出来,希望有兴趣的人共同讨论。除讨论的起因观点外,其他皆为我回复的邮件。

我对这样的就具体问题而延展开的讨论很有兴趣,真希望有这样的讨论读书会,共同交流。如有请回贴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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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1

X老师:

谢谢。
 
他的观点很有创建性,令人叹服。从我的个人经验(我老家所在村的调查)判断,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和建议。
 
不过,他的所有观点似乎都是建立在对土改前中国土地实际状况的事实基础上,如果按照国民政府的调查,当然没有土改的必要。如果按照共产党的那组数据,那么土地财产的不均(可能与官僚腐败结合在一起)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杜润生先生的自传《中国农村改革纪实》其中也详细提到了土改,我记得我阅读后的印象是,他对土改以后的农村改革大多持否定态度,但对土改似乎是坚定的支持态度。
 
我回北京后再把那本书翻出来认真阅读一下,另外找一下毛在湖南考察后写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概早年的毛泽东对那时期中国的土地及农民状况有相对比较真实的记录。
 
CL,那次我们一起访菲律宾的一个教授,他使命地夸我们的土改,他觉得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土地被大家族占有,中国的土地革命非常成功,正是菲律宾要学习的。印尼的毛主义者对土地的看法我还没有特别关注过,但好象国际上对中国50年代实行的土地革命赞誉的不少。我之前的观点基本也沿袭了杜老书中表达的观点,没有作特别深入的思考。
 
也许这些观点,我都要好好反思,可能需要重新去认识土地革命前的中国土地基本状况。土地革命对中国后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影响如何高估都不过份。正如董说,正因为土地革命,导致了“农民被整体奴役”,“甚至会饿死人。”
 
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如果从新闻的角度或许可以定为:土地有无必要?或 重新思考土改。

YF

5月25日

邮件2

X老师,我昨天回到北京,明天或后天去山西出差.
 
我查看了一下杜润生老同志写的<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该书对土改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而且也提到了当时的不同意见.
 
很显然,如果从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确实没有必要土改,但是为政治考虑,则是大大的需要.我列举几段:
 
P8
“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重要是摧毁反动政权.这一步实质是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农村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代表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如果不摧毁反动势力,就建立党组织,就分配土地,光搞经济,不搞政治,群众就会感觉没有政治依靠。我们有一面摧毁敌人的基层统治,一面通过斗争发现积极份子,建立政权。第一步是先建立农会,第二步再分配土地。”
 
P18
“从中国农村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很多,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50%,而不是一向所说的70%-80%。直到最近,有几位学者对民国以来历次调查重新做了整理,发现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的40%,其人口约占15%。”
 
P19
“194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曾打算征购地主土地,还主张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如果中央以《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多余土地的办法》公开发布,则我们提议在东北可在实际上推迟一个时期执行。这个意见也曾被中央认为完全正确(1946年9月5日)。建国后,对于土地改革,摆在我们面前曾有这样两种选择,一个是有偿征购,一个是无偿没收。最后选择了没收政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既是作为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又是作为推进政治变革的一场阶级斗争。”
 
既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自然便创造了许多方式,将社会情绪放大,让感情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奠定基础。如第12页,“运动中创造了诉苦、回忆、说理的斗争方式。通过诉苦,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
 
谢谢X老师。这一问题太有意思。如果这样重新解读历史,新政权历年的政治运动不是从三大改造开始,而应当将土改作为新政权政治运动的开端了。
 
下回去书店我一定买了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来看看,还不知有没有的卖。
 
YF
5月29日

邮件3

X老师,刚才查找一篇文章,正好看到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作的一个演讲.或许她的观点代表了西方的看法? 
从中国和印度对比的角度,从革命中寻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她的文章中提到三个优势: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
在国内的主流分析框架中,似乎都是劣势,如计划经济导致了内部殖民,牺牲农业搞工业…..等等.
 
YF

5月29日
文章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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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邮件4

X老师:
      是的,他们不愿意全盘否定为之献出青春的革命。
      我今天上午参加一个中印比较的会议,会上同样有人谈到中国和印度的贫富分化,有人认为中国比印度厉害,有人认为印度比中国厉害,当然我更相信印度比中国厉害。他们寻找的理由同样是来自土地制度,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土后均分土地)导致了农民至少有土地保障,而印度则没有。当然,后来的疯狂征地本身就是政府抢地,现在以流转为名将农民变为雇农也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多大程度上遏制了贫富分化呢?或根本就是反作用?
                                      YF  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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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起因:

六十年前,中国农村一场平分土地和财产的运动开始时,董时进给中央领导上书说:

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平分土地,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只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封建制度2000多年前就结束了,早已没有封地或土地世袭制度。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

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和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 拥有土地不是犯罪,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掠夺他们辛苦得来的财富。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

佃农和自耕农的区别并非被剥削以否。租赁基于双方自愿;有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他们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

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有坏人,但他们只是少数,
(今日的官员中的贪官污吏比例也许高多了),不应当将所有地主的财产剥夺。

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没有热忱,土地将退化;

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失令他们失却了良知(这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六十年前的这位农业经济学家也预言到: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在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董时进30年代从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后到欧洲考察土地制度,回到中国后,参与华北赈灾等活动,1938年在成都办《现代农民》杂志,又创办了‘中国农民党’,并购置了100多亩贫瘠的山坡地,‘大新农场’实验多种经营的新型农业。

他的论断除了基于他的专业知识,对农村的了解和切身经历,也根据当时的土地调查。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
35.6%的农户拥有五姆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
而当时各种政府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说,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中华民族付出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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