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民医院院士揭发学生剽窃事件调查

在血液学界看来,北大人民医院出了一件复杂的“家务事”。

78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前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为这事从去年年底忙到现在,春节也没有休息。他戴着老花眼镜,一页一页地审核学生的申奖材料,得出了上百页的揭露学生剽窃他的学术成果的报告,并将该报告公之于众。他是这桩“家务事”的主角之一。

陆道培称:反对学术不端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面临的是打击报复!他要通过媒体讨回公道,并希望道德法院能对这件事做出“审判”,像这样的造假剽窃行为,造假者应当被开除。他说,如果黄晓军这样的论文都不算造假,那么北大就没有假论文了。

他的博士研究生,黄晓军,1990年起跟随他从事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后来接任了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一职,他在内部会议上直指陆道培对他的检举是“无稽之谈”,并认为此事恰恰反映了陆道培的学术霸权作风。

他指出:以下状况需要改变——负责人、主任、所长,不论是否真正参与项目,都必须在文章排名中,都应该是科技奖的第一完成人。

陆道培的举报资料里,列举了黄晓军的四大问题,一是大量数据伪造;二是剽窃、侵夺;三是严重欺骗行为;四是研究水平低劣。其中,论文数据有误已被多方承认。陆道培指出了黄晓军14篇论文中的多处明显数据错误,比如黄晓军的小白鼠不同样本组的实验竟然得出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也是相同的数据结论,这实际不可能,“就是同组小白鼠隔日观察的数据也不可能相同。”圈内人评议说,“(抄袭的话)数据也该改一改啊!”

然而“数据错误”一事却“可大可小”,“大”则是“故意造假”,“小”则是“马虎大意”。这些错误是否会涉及到黄晓军申报项目的核心领域,尚有待专家鉴定。此外,临床应用方面,陆道培认为黄晓军就是运用了他首先提出的GIAC方案,而且黄晓军还自称自己“建立”GIAC移植技术体系。

学术造假并不鲜见,可一位学术泰斗站出来揭发他的学生造假却是第一回。此事一出,公众哗然。陆道培首先举起反对学术不端的大旗,像一个勇士一样呐喊、呼吁,然而舆论评价并未朝预期的方向发展,许多人把这件事理解为内部利益纷争,科学的真假则被抛在脑后。另一方面,黄晓军在内部会议则以反对学术霸权的形象出现,让陆道培俨然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学术霸权代表。

陆道培还在不断地接受记者采访,指责黄晓军恩将仇报,黄晓军则默不作声。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北大医学部和中华医学会均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他们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对该事件正式的裁决。风暴中心的陆道培到底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勇士,还是一个专制的学霸?

 

(一)  GIAC为何物?

陆道培从不避谈自己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界的地位,他说北大人民医院都是他的学生,并透露在黄晓军的一次职称评审时,评审部门征求他的意见,“你还用不用他,你用他,我就给他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反复宣称GIAC方案是他命名的,也是他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建立起来的,“(黄晓军)1992年才博士毕业,一直是我培养、提携他,这么几年他觉得他几乎要成名,几乎要得到功利,就把我的说成他的。”

而在所有对黄晓军的质疑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就是被缩写为四个字母的GIAC方案,这也是陆道培从1981年创建血液病研究所以来的核心研究领域。GIAC是一套综合而又庞大的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应用方案,陆道培在创建和推广GIAC方案中功不可没。至今,国内在治疗急慢性白血病、淋巴瘤等疾病的知名医院大多采用这一方案,或基于这一方案的改进方案。

这几年,国内的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大行其道,这一治疗方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在国际上被采用,但是并没有被列为主流治疗方案,原因是治疗费用高昂、风险高。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发病率极低的淋巴瘤和白血病患者依然不少,中国的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产业一枝独秀。

造血干细胞移植就如肾移植,需要攻克多项高精尖科技难题。首要问题便是移入者和接受者的HLA(血液白细胞抗原)是否相合,这种相合的几率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1/2,兄弟姐妹之间只有1/4。单倍体移植,即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况下进行移植,至今医学界还没有克服单倍体移植后,造血干细胞在新体内“水土不服”的各种病症反应。

黄晓军获得的编号为I09-2008-005的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的申报项目为:细胞因子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诱导免疫耐受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在陆道培看来,这一项目实质就是GIAC方案的翻版,而黄晓军不这么认为。

2008年12月30日,陆道培收到来自黄晓军的回复,黄晓军进行了辩解,他说,他从来没有否认GIAC由陆道培命名,他申报的方案主要是研究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相关问题,“G”也即是GIAC方案中第一字母代表的含义,它是GIAC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申报奖项并没有剽窃或侵夺GIAC方案。

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任汉云看来,GIAC是个综合的方案,“谁把这个方案说成自己的都是不对的”,而且一个治疗方案要经得起验证,是需要几年、几十年的事。黄晓军和陆道培都不否认,在单倍体移植临床应用中,空军总医院的纪树荃教授做得比较早。

黄晓军的聪明、能干和勤奋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晓军经常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在道培医院查完病房,再到人民医院查房。

以前,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主要在临床上应用,这些年黄晓军把主要经历放在了研究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动物实验,他申报的文章也是围绕这个来的。”然而,代表他基础研究成果的十多篇论文都被陆道培指出了“数据造假上的硬伤”。

如果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学术创新,那么临床方面,黄晓军显然没有跳出GIAC的框架,他所研究的核心G-csf本身就是GIAC的组成部分。

黄晓军则从另一方面来说明自己在临床方面的贡献,黄晓军在那份2008年底辩驳材料中说:“基于想和陆道培搞好关系的事实,我一直不愿意就HAL不合移植贡献问题与陆道培发生争执,今天我必须强调配型不合移植贡献最大的人是黄晓军而不是陆道培。”他并认为陆道培检举的“蓄意剽窃、侵夺他人成果”更是“无稽之谈”。

他制作了一张2000年至2003年12月31日在北大人民医院和道培医院(注:该医院由陆道培创办)HLA配型不合移植病例汇总表,该表显示在这一技术建立和成熟期间,从事病人管理工作的仅是黄晓军,陆道培一到两周才查一次房,而且早期的不合移植并不向陆道培汇报,直到有了7-8例才向陆道培汇报,陆道培在病历记录上也多是“同意”之类大而统的思想。

陆道培则辩称,“临床,年轻医生根本做不了。”而黄晓军则称,自己在2000年已经晋升主任医师,2004年已经是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对于“侵夺和剽窃”的解释,陆道培反复说,“这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怎么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呢?好比是一个东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但他却说是他一个人的。”

任汉云则建议,“最后不行,就警方介入,像侦探一样,查病历,看看这些临床病例到底是谁做的。”

 

(二)  师生恩怨:利益之争?

类似的评奖争议在2006年已经发生过一回,当时申请的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他到北京市(申奖),类似的奖项,也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我给他撤回来!我有意见,他这一次是瞒着我。”陆道培到院里准备报奖,结果科研处的王兵告诉他,黄晓军已经申报了这个奖,陆道培当即表示不满。那次评奖,经过院领导的调解,双方达成妥协,黄晓军和陆道培合并一起报奖,陆道培名字排第一,黄晓军名字排第二。

陆道培对我国血液病学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从事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他一手创建了北京大学(当时为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二十余年,2004年黄晓军接任这一职位。从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上可以查询到,从1989年至2009年,陆道培和黄晓军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达62篇。

2006年,陆道培和黄晓军的矛盾在院内已经公开化。2008年底,陆道培发现黄晓军“私自”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后,院里的老同志碰到陆道培,会劝他说:(和黄晓军的事)算了吧?陆道培是一个做事认真,对下属要求严厉,他们知道,这次陆道培不会罢休。

陆道培向本刊记者介绍GIAC方案,列出了一系列自己在各地会议上发言、报告作为证据,并且提到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其中之一为2006年4月15日在美国《BLOOD》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第一作者(也是通讯作者)为陆道培,黄晓军排名第四。然而,这个署名顺序也是有争议的,当时也成为医学院内热议的一件事。

陆道培说,“…这里黄晓军是签字了的,我是第一作者,而且是主要的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是要为里面每一个字负责,每一个字错了的话我都要负责,同时排名字怎么排,也是我来负责。”而对作者排名,黄晓军排名第四,他极为不满。黄晓军称,该文返修时,他提出要求,“最多应当是陆道培排第一,黄晓军第二,而董如佳和吴彤贡献不大……”“陆道培利用权力和欺诈手段,答应修改后再重新排名。”“这反映了陆道培霸道的学术作风。”

此外,据北大人民医院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透露,在谁接任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一职上,也曾存在争议。“黄晓军升副所长陆道培是点了头的,但是升所长,陆道培有不同意见。”“陆道培的级别其实跟院里的领导差不多,但没有行政权力。”

陆道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请了8位相关专家一并出席。这些人的身份被外界质疑,其中有6 位是道培医院的医生,另外2名在道培医院兼职。然而,本刊记者经多方了解,这并不是他们利益争执的核心,道培医院与北大人民医院一直有合作,人民医院的病床不足,道培医院满足了这一需求。

陆道培称,自己今年78岁了,本来希望过平静的生活,而今忍无可忍,只好将事实公之于媒体,才能讨回公道。而真正促使陆道培这样做的,却是上述4月14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此事专门召开的会议,陆道培认为会议极不合理,一是没有相互对质,只是各自发表意见;二是他本身就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具有一票否决权,可这次会议竟然把他排除在表决权之外。“更可气的是”,最后的结论竟然是“数据有误”,而只字未提“剽窃、侵夺”。

4月16日,黄晓军给陆道培写了一封一半恳求、一半威胁的亲笔信:

 

尊敬的陆大夫:真的很希望通过与您沟通解决此场纷争,在很大程度上,您我的纷争影响了很多人,当然,最大受害者会是您我!我们之间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解决,但务必请给对方留点空间!我今天给您的资料迄今为止仅是您一人知道,就是不想把事情继续扩大化。请您也手下留情,给我一条活路!期待着与您面谈!您的学生:黄晓军 2009年4月16日

 

陆道培的助手段君告诉本刊记者,起初他们将这些情况在网上发布,但却遭到了删贴。后来,他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某知名媒体,但结果报道却未见报。于是,只好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所有的媒体都来报道这件事。

“他们太黑了,太黑了……”段君说。

 

(三)骑虎难下

如何结束这场争端,至今仍是个难题。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此前其实就存在。陆道培首先发现黄晓军申报了这一奖项是在2008年12月21日的中华医学会常委会议上,那天几十名各学科的专家开会讨论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事宜,开始讨论黄晓军申报的奖项时已经到了中午12点半,常委会决定交由推荐单位——北大人民医院进行调查。

调查结论在9天后由北大人民医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称黄晓军申报的成果“材料属实,不存在学术造假、学术剽窃”。

这一结论让陆道培极为不满,他认为北大人民医院是在包庇、纵容造假。一位反对黄晓军获奖的血液科医生也持同样的意见,“黄晓军是谁的利益?是北大人民医院的利益,如果奖项已经公示了,却被取消,难看的不仅仅是黄晓军,还有北大人民医院。”

2009年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出席了中华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黄晓军团队所申报的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陆道培开始系统收集证据,并通过全国人大、中央政治局及教育部领导施压,要求重新调查。

陆道培还质疑评奖程序的合法性,“他说跨越了HAL障碍,评审的人不懂啊,(评审组里)血液病专家只有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个怎么操作我不知道,是可以操作的。” “这么重要的奖,没有经过血液学分会讨论推荐的,不是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推荐的,是人民医院直接推荐的,(这种评奖制度)是不合适的。”

中华医学科技奖是“中华医学科技奖”是中华医学会面向全国医药卫生行业设立的科技奖,是经卫生部、科技部通过批准的全国首批社会力量设立的26个奖项之一。中华医学科技奖设一、二、三等奖,每年评选、授奖一次。

按照中华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规定,所有申报项目在形式审查合格后进行初审、公示及终审,而陆道培发现问题时已经过了公示期,进入了常委会终审阶段。陆道培称,“健康报和中华医学会网站上的公示,不是人人都看到啊。”因此,他错过了通过正常程序时间内提交不同意见的机会。

陆道培从来不避谈这是一场利益之争,在他提供给媒体的信件中也直接写道:“侵夺学术成果和抢劫财物是一样的。”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依靠论文和各种奖项,他认为,黄晓军获得这个奖以后就可以“骗”取更多的课题经费,还可以申请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在4月16日下发了一份书面结论,明确了存在黄晓军的论文存在“数据有误、标注不清、表格不规范的问题”,但却认为“未发现明确伪造实验数据的证据”;而对于“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问题,则认为“根据目前双方提供的材料…难以做出明确的结论。”至于“黄晓军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则建议由授奖部门决定。

到底是谁在欺骗谁?似乎是一场没有结论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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