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信访条例出台八年之后,信访体制的改革议题近来再次成为焦点话题。从各方面所传达的信息来看,新改革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其一,禁止对正常上访行为截访。从1月初的全国信访局长会议,到最近中纪委相关官员的表态,都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其二,取消信访排号。目前国家信访局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但来自地方层面已经发现国家信访局已暂停了公布各省信访排名。湖南省则率先公开宣布“对各地信访不排名不通报”。其三,试行信访终局制度。2013年3月,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提议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学界对此的提议由来已久,但是并未有实际行动,据称已开始在内部试行。

这是自2005年新信访条例颁布以来,信访体系又一次面临的重大变革。2005年新信访条例出台前夕,围绕信访体制去向何方,发生了激烈争论。主张强化信访和弱化(包括撤销)信访的不同观点分歧明显,但当年的新信访条例修订事实上强化了信访部门的权力。

2008以来,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为代表超大型活动增多,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成熟的维稳体系。信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备受重视。各地在奥运会前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化解矛盾的走访举动,北京市则新建了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用于分流北京市的访民。

但是,这些措施化解了部分矛盾,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信访机制的作用仅仅是转批相关意见,层层转批而不具有处理能力,但强化信访的地方责任导致了地方压力增大,从而采取各种手段减轻信访压力,包括收买安抚和严厉打击政策,尤其是后者表现得尤为激烈,包括通过委托保安公司对访民进行大规模地关押、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包括人身伤害。这一系列案件2010年在《财经》杂志上披露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但大规模截访行为受制于地方的考核压力,并未得到遏制。

与此同时,但是正常的信访渠道不能解决访民的问题后,各种非正常上访行为日益增多。在访民看来,只有通过非正常上访才能引起地方的注意和重视。2005年的《信访条例》第18条规定,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相关文件则细化了对非正常上访的界定,即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驻华使馆区、中央领导人住所等地区及其他行为的上访为非正常上访。但在实际执行中,只要有人携带信访的材料在这些地区被查出,则就可能被送往久敬庄,进而被地方政府接回,其中不少访民返回当地后被拘留或劳教。

新的改革举措延续了对正常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的区分,无论是禁止截访,还是建立信访终结机制,都特别强调针对非正常上访。在全国信访局长的会议上的表述为,“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在中纪委相关官员在线访谈时则表示,“要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严禁到来访接待场所和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可是,针对非正常上访就可以截访吗?

同样,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称建立信访终结机制,也特别强调是针对非正常上访。信访终局机制的建立相当于赋予了信访部门新的权力——对一项信访事项是否终止作出判断,可是信访部门是否有能力进行判断?这项权力会否如之前的“信访销号”一样成为信访部门寻租的机会呢?

在信访改革中,信访和司法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对于法院已经作出生效法律判决的事件,如果法院或检察院的司法审判监督程序不能纠正之,对于法院不予受理的行为,信访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取消信访排号是最敏感的领域,因为关系到地方政府在信访中的责任。《财经》记者给国家信访局多个部门馆员电话询问,但是对方均未给予回应。接近国家信访局的学者称,对于这项做法,国家信访局也在观望,改革仍未有定局。

如果信访不能对地方政府产生压力,那么地方可以对信访问题不闻不问,任由访民上访。这样,信访数量可能会随之减少,因为信访的目的是引起领导的重视,如果领导不能重视,信访自然失去作用。但是,如果配套的改革不健全,对于一些真正的冤屈者,信访没有作用,司法渠道不能救济,他们寻求公正的希望在哪里?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