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_IMG_IMG_9270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一次在北京召开。北京城的氛围因此显然严肃而紧张,保安措施陡然加强,重要路口都有武警站岗,地铁安检也得以加强,仿佛回到奥运会时期。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参事任玉岭、重庆律师韩德云共同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任玉岭已过古稀之年,历经建国后各种政治风云,他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一届没连任,以国务院参事身份列席会议。韩德云今年47岁,出生时“三年饥荒”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是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中为数不多的律师,他需要按下投票器表决各项决议。

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附近在会议期间实行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人民大会堂东路、南路均实行了交通管制。3月13日上午8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辆大巴驶入天安门广场,长长的车队远看像一列火车,天安门广场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型停车场。随即,人民大会堂东门人潮涌动,参会代表陆续步入会场。

北京时间9时,闭幕式开始举行。此前一天下午,人大主席团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将经过各代表团审议修改后的6份决议草案提交全体代表审议。任玉岭说,上午整个会议只开了15分钟左右,代表们按下桌上的投票器表决了6份重要的报告,它们都事关2009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此前一日,全国政协会议也闭幕了,作家梁晓声参加了政协闭幕会议,他是民盟界的代表。这次会议,他参与表决了3份关于政协的决议。在民盟五组的讨论会上,他痛斥“一些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

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市美的集团,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技术工程师、52岁的邓明义也在关注着两会,她当过上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届落选。为了不浪费机会,去年3月份新一届人大代表履职之前,她紧急向全国人大寄送了6份建议书,可惜至今没有收到回复。nEO_IMG_IMG_9345

对于人口庞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两会”代表委员们责任重大。仅以代表的人口计,2985名代表,每位代表平均肩负着43万人的使命。若以政协委员的界别算,这届政协会议的2237名委员,代表了34个界别的意见。

在短短的9天时间内,人大代表不仅仅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还要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这些文件一经审议便具有法律效力。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律师韩德云、作家梁晓声和技术工程师邓明义,四个互不相识、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身份地位的代表委员,机缘巧合地先后汇聚于两会这个政治舞台。在这里,他们上演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变奏曲。

 

“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

邓明义至今仍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的。2002年底,广东省佛山市工会有人打电话给她,让她交10张照片,填几份表格上交,当时说是让她参加广东省人大。可到广东省人大召开,她也没有收到通知。她想,大概这事过去了吧。过了几个月,同事告诉她,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名字都公布了。她没收到任何通知,觉得可能是重名。同事们劝她打电话问问,电话打给全国人大,接电话的说不清楚,她以为真的不是。

几个月过后,2003年2月底,省人大来了一封信,让她去省里参加培训,她才知道自己真是全国人大代表。

每隔5年,全国人大代表换届一次,各省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名单后,经确认,都要到2月底公布。同样是在2003年,重庆律师韩德云也第一次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不得当上人大代表的情形,大概是“有关部门,按阶层的分类,有一些指标”。

邓明义在省里培训结束一两天后,就跟着领导一同飞去了北京。从此,她开始了5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生涯。

邓明义努力适应人大开会的种种习惯。第一年刚去,她就发现开会制度上的许多缺陷:代表发言很不公平,时间没有限制,领导总是讲得很长,普通代表几乎没有机会;要审议的决议太多,临时发下来根本不可能看完;审议报告先开代表团会议,后进行小组讨论,许多代表在代表团会议发言时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报告内容……

她把这些意见一一写入建议案,可至今仍没有什么改进。

她希望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可为此竟等了3年。第一年,她不熟悉情况,没有主动争取发言机会。第二年,每个小组只有2人有机会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没有轮到她。第三年,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长春来参加讨论,本来安排她发言,并告诉她限时5分钟。前一天晚上,她在房间反复排练,把自己想说的都浓缩在5分钟内,可第二天她排在后面发言,被挤掉了。

第四年,安排了她发言,她的名字又排在后面,但来参加讨论的李铁映没有先发言,她终于有机会发言了,异常激动。这次发言,当时广东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她赢得了4次掌声。

她先说,“争取了3年才有发言机会,很珍惜这个发言机会。”大家鼓掌了。接着她说,“对代表的建议案承诺的答复,为什么没有兑现?”大家第二次鼓掌。她再接着说,“机会太难得了,还要补充两个建议。”掌声再一次响起。李铁映听了她的建议后说:“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全场掌声又一次响起。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人大开会效率不高,“大家左一句右一句,说完了就说完了,也没个总结,没个跟进。”她还看不惯拍马屁,“浪费那么多时间说好话,好话概括一两句说不就可以了,人大代表是要提出问题的啊。”

3月10日,在今年两会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直言,“大部分的发言基本上可以这样形容——每人发言10分钟,其中8分钟是歌功颂德的,1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最后1分钟,来不及讲问题了……”

观看两会期间CCTV每日新闻联播内容,亦发现,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对决议、报告都是赞声一片。与此相反,政协委员的发言则相对活跃,3月9日新闻联播节目播放的政协委员在政协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多涉尖锐问题,如第一个发言主题为“建立法官和检察官的分类监督管理机制”,第二个为征地制度改革。新闻联播在报道政协会议时也多加上一句“会议讨论热烈”。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人认为是因为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党政领导兼任人大代表十分普遍,领导在,当然不会乱说话;而政协会议是按界别分组,讨论相对集中,且委员们一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对于官员兼任人大代表,邓明义也反复提议,希望全国人大考虑明确限制官员的比例。但官员兼任人大代表已成为惯例。

5年内,邓明义领衔提交了4份议案,个人提交了40份建议。2008年2月,她最后一次行使全国人大代表权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了6份建议,可惜至今她没有收到一份回复。

 

东方文化传统

与邓明义的“稀里糊涂”不同,韩德云可是活得“明明白白”。他对记者说,他的一切经历都与改革开放有关:1978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做了近10年大学老师。1992年邓公南巡,两年后他辞职下海,成为一名律师。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次年他成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庆代表团驻地,门卫把守森严。韩德云从门卫室把记者接到了房间。浓密的落腮胡,一身西装,颇具知识分子气质。

韩德云的律师事务所向来与政府合作密切,是重庆市第一家接受政府立法委托的律所。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不到10名律师。

韩德云与邓明义一样,也是议案和建议大户。他认为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他们都知道,每年都不用分议案给我(由人大代表联络处提供议案素材,素材一般来源于各省有关部门,分给各人大代表作为领衔人,由领衔人负责找其他代表签字),我自己的议案就很多了。”

韩德云善于发现社会热点问题,他称自己任人大代表7年来,提交了150多分议案或建议。他今年提交的一份建议案是“关于请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他试图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而不是激烈的社会变革。“政治就是妥协的结果,必须承认现实。”

他设计了一套官员公布财产的办法:从新公务员开始申报,报给上级主管单位,上级主管单位的同级监察部门负责监察。“不要把申报财产视为惩治腐败一吃就灵的药,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其实不可能所有的都查,监察部门可设定一个标准或抽查。”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吃饭的时候互相签名很普遍,邓明义曾就此专门提出建议案,“突击完成议案签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基本上是在开会前和吃饭时代表比较集中的场合进行集中签名,大部分代表连议案的内容都来不及看就签了名,几乎没有时间让签名的代表对议案多一些了解,更不可能提出意见使议案更加完善。”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代表联名提出,二是代表团提出。如果是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至少应有30名代表联名。有一年,邓明义发起一个限制官员兼人大代表的议案,她拿着人大代表名单,找基层代表的房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敲门,说服对方签字。有一位基层代表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看也没看就签了,第二天吃中饭时,那位代表让她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担心签了那样的议案领导不高兴。而对于大多数人大分配的议案,代表们几乎都是来者不拒。

各省代表联络处一直是议案的重要来源之一,以前是各省人大常委的下属机构,2005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加强人大代表闭会期间与群众的联系,各省代表联络处直属全国人大管理,而全国人大下拨的代表调研经费也由该机构负责管理。

韩德云对议案及建议的回复情况很满意,“基本上都采纳了,60%得到了落实。”他觉得原因是,他是律师,具有优势,提的议案多与修订法律有关。前几年全国人大每年都要通过8到10部法律。

2004年两会,恰逢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他准备提交一份关于台湾的议案——《关于全国人大就台湾问题作出决议的议案》,“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全国人大就很少对台发言,而如果要发起维护统一的战争,需要全国人大的授权。”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就此立一部反分裂法。

议案签好了名,他送到大会秘书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不能立案,现在局势比较微妙,建议只作建议案。”对方告诉他议案都要在网上公开目录,公开影响不好。过了两天,对方又告诉他,“建议案也要公开目录,建议案今年也不提为好,转给中央领导作内部参考。”

他服从了“领导安排”,议案和建议案都没提。第二年全国人大迅速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他觉得这里面有自己的功劳,“虽然这个没有正式立案,但比立案的还管用。”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们的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不是西方抗辩式、质询式的,而是一府两院协同工作。”“这是东方的文化传统。”

 

愤怒

任玉岭今年71岁了,1998年开始担任政协常委,2002年成为国务院参事。他出过一本文集,封底上印着温家宝一次讲话中引用的两句古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1980年代后期,任玉岭在国家科委及广西北海市任职,此后担任5年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他谙熟建国后的中国政治。在他的记忆中,1958年的“三面红旗”是个典型,“那时候,谁也不能说三面红旗有问题、有瑕疵,说的都倒霉,要不就是右派,要不就是右倾,要不就是反革命。”

他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肯定不行,没有就一盘散沙。”“但是,没有发扬好民主,很长时间就形成了一言堂,大家不敢讲话,万马齐喑。”他认为政协有两面旗帜,“一个团结,一个民主。”

作家梁晓声比他小11岁,生于1949年9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68年插队北大荒,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以来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主张小说要批判社会现实。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师,曾任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2003年,梁晓声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委员们逐一发言,许多委员都表达了任职的光荣感。轮到梁发言,他把委员证取下放在桌上说,“如果仅仅是光荣,我现在可以交出,也可以收回,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光荣了;作为大学教师,我很认真的教课,爱护学生,我也已经光荣;作为一个个人,我比较和谐地处理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有这些基本光荣,我已经够了。”梁晓声说,“如果把这个太看成光荣了,就是一种欲望,就会害怕失去,最后就会怕到不敢言说。”

几天前的政协分组讨论中,他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网站的一些网友质量水准非常高,点问题像点穴一样痛快。但我们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他的话引得大家纷纷打开话匣,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首先点炮。他说,我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大会发言质量比往年都差,发言稿没有热点、难点、疑点、焦点,没有以前的锐气,选题选点也小。“有些发言干脆就是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谋利益”,“雷同无个性,像中小学生演讲……”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改变了梁晓声。“当我纯粹作为一个小说家时,我一直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个政协委员,你要求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才发现,我提出的N种解决方法哪一种都不能有效。如果说这些年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由过去感觉某些族群,人群、变为必须对中国有感觉。”

在北影制片厂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梁晓声穿着暗红色的棉衣、拖鞋,慢条斯理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张开嘴巴,任由烟圈自由流出。

“坦白说,这两年,我的提案少了,但不意味着不发言。”他试图在批判性和建设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比如我可能作这样的发言,谈到三农问题,我可能会提出理念上的问题。我们一谈到‘农’字,有些人就只想到粮食,农约等于粮食,约等于粮食安全,但农民首先是公民,因此首先要把2/3的农民当成公民来看。”

任玉岭刚进入政协时,也觉得政协是外人所说的花瓶——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进入角色以后,我发现我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让决策更正确。”

3月13日,在北京天通北苑的一家咖啡厅里,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任玉岭讲述着他任政协委员的故事。一次,他妻子在昆明上医院,看一个感冒花了817元,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提案反映看病贵,新华社的记者告诉他,这个提案被200多家媒体报道了。

有一次,他去云南边境考察,发现连缅甸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而中国却不是。回来后,他写了一份建议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有时候,他还会把打字员、清洁工请到家里吃饭,与他们聊这些人家乡的事。

这些关注社会底层的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5年《人民日报》将这一现象称为“任玉岭现象”。与记者见面时,他带来了许多报道过他的报纸杂志。他特别喜欢两篇报道的标题:一个为“为三农建言,敢为天下先”;另一个为“建言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你看到了吗,这个用了‘天下先’三个字,这个用了‘先行者’。”他一边铺开报纸一边说。他觉得记者不用怎么采访,有这些资料就够了。

任玉岭虽为政协常委,但他的提案反映的问题也并非都能解决。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邻居是温州人,开了一家缝衣店。有一年,他告诉任,温州瑞安跳脱衣舞现象很严重,大庭广众之下跳。任玉岭听说后开始收集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于是提交了一份提案,他收到了一个格式化的答复:“谢谢您关注我们的工作。”可次年央视的记者去那里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根本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他不愿意细谈。真正令他愤怒的是“来自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他曾在政协会上提交一份关于医疗的提案,“老百姓的菜钵有限和医疗方面的欲望无穷……”这句话还没有拿到大会上讲,第二日,广东某报即刊出一位著名医生(也是当任全国人大代表)在报纸上引用他的话,“任玉岭说广大医务人员欲望无穷。”

这件事,至今让他愤愤不平。

梁晓声担任了6年全国政协委员后,出版了一本小说《政协委员》,小说主人公李一鸿一身正气,看不惯社会上的腐败污浊之气,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各种恶势力斗智斗勇。梁晓声说小说主人公李一鸿是他对政协委员的理想化形象。

虽然担任政协委员让梁晓声反思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纯粹批判风格,但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他还是愤怒了,他对一些没有水平的发言感到失望。“现在一些政协委员的发言,如果以学者们的学者文章比,没有学者的全面深刻,如果与草根比,没有那样的犀利和一针见血。处于中端的政协话语,长此以往,可能被整个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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