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军舰为何要炮击新星号?8名船员是怎么遇难的?俄方将怎样给予赔偿?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做?近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切都还是谜团

归来
荣成市俚岛镇庄上宋家村。
春天的北风吹得呼呼响,宋进他妈抓了一把糖果,塞给邻居。两个人唠起来,邻居对他妈说:这是好事,回来就是好事。
宋进家这几天都很热闹,先是一大群记者等着宋进回来,后来亲戚们陆续来看宋进。亲戚们提着十几元一瓶的好酒,酒桌上二舅却哭起来,“咱来了,还没见着外甥。”宋进他妈劝他别哭,说不会骗他,外甥没有受伤,人好着。
二舅酒喝多了,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起宋进的事,“这都是上帝的安排,是前世积的德,要是他上了第一个筏子,他也就去了。他不与人家争,后面上船,才保了一条命。这都是上帝安排,上帝的安排……”
宋进他爸不信这些,说:“上帝在哪,上帝能安排什么?这是命运。”
宋进今年30岁了,一出船就是一两年,做海员4年,才回家3次。家人指望着这次回来娶个媳妇,上回回来相了几回亲,但没娶成。可遇上这样的事,钱没赚到,媳妇怕都保不住了。
二舅是个实在人,他说,“古代人说,有路不登舟,有钱谁会干船上那辛苦活?还不是为钱服务么,这是个金钱社会。”
宋进家的房子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宋进曾祖父修建的,到他父亲辈重修了一次。家里共两间房,自家人住都显得拥挤。早些年,当地农村时兴买城市户口,宋进他爸也花2000元给儿子买个城市户口,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城市户口没用,农村没有地,连宅基地都分不到。荣成市的房子均价要3000多一平米,买了房子,媳妇就好娶了。
2月25日,宋进他妈听说儿子要回来,杀了鸡,买了鱼,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可一直等到晚上,一片漆黑,宋进才进门。公司派车把他从青岛送到了县城,他一个人从县城打了辆的士颠簸回来。走的时候,县城到村里的路还是平整的,而今正在翻修,到处是土堆,坑坑洼洼。
宋进穿着一件灰色的羽绒服,手里提了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放着几个证件。棉衣和鞋子都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送的。兜里还有半包未抽完的俄罗斯香烟,后来留了两支给他大舅二舅尝尝,他们吸了几口说,这个烟不如咱中国烟好抽。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带。
等待的记者们拥簇在屋内,似乎发生什么特大新闻,闪光灯、摄影灯照得屋内通明,宋进的情绪有些低落,他不愿意面对镜头。
那天晚上,一家人很早睡了,宋进什么也没跟家里人说。后来几天,他说得也不多,没有人问他,他从不讲船上的事。第二天,他跟他妈说:“我这次回来又什么都没带,本来买了好多国外的东西,全丢在船上了。”
他妈说:“你还说这干啥,人回来就好。” 宋进没有说钱的事,他家人也没问。
记者陆续来到他家,他却出门躲记者,早出晚归。宋进平安回来在俚岛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都说他福大命大,能给人们带来平安。镇上一个老水手说,宋进应该抓住机会,利用媒体,成为一个明星船员。
宋进可没这样想。记者等待他数日之后,他终于决定见面。他话不多,皮肤有些粗糙,手上已有不少老茧,即使讲起海上惊险的历程,也不是那么激动。
他说他要为死去的兄弟讨说法。
生死时速
时间回到半个月前。
2月13日下午,千疮百孔的新星号货轮掉头往回航行,俄军停止了炮击。
次日下午,新星号货舱开始进水。15号凌晨3时左右,主机停机,螺旋桨露出水面。新星号完全失去动力,在大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
清晨8时,船体已严重倾斜,随时可能沉没。船长与俄方联系后,扔出烟雾弹,准备弃船求生。俄方称无法靠近新星号营救,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船员们起初准备起用救生艇,后来发现救生艇底部到处是子弹窟窿,根本不能用。他们只好用救生筏。救生筏在甲板的左右两边各一个,与救生艇不同,救生筏没有动力系统,只能靠人力划桨和风力漂移。这时他们并不紧张,显得很有秩序。
宋进和船员们先放下了右边的救生筏,救生筏掉入水中,筏篷自动撑开,宋进在甲板上将绳子拉了拉,让救生筏处于靠近船边的最适合登筏的位置,7个中国人和一个印尼人先登上了第一个救生筏,等待他们的是前方的俄军172号舰艇,当时他们处于上风位置,筏子顺风漂流便可靠近俄舰。
一个船员割断绳索,筏子开始按预定的方向顺风漂流。这时,宋进向甲板左边走去,大约有15米的距离,他准备放下另一个救生筏,但他发现印尼船员已经放下,于是他又回到这边取梯子。时间急,他们将梯子拉上来,来不及折叠,抬着长长的梯子往另一边走。
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第一个救生筏就要靠近俄舰,他觉得他们获救了。
第二个救生筏遇到了很大困难,风一个劲地将它往大船边上吹,贴住了船体,救生筏有时还往后漂移。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救生筏继续往后移,碰上了螺旋桨,就可能被划破,他们就只能弃筏逃生。而如果大船沉没速度加快,因船体下沉引起的漩涡也可能会吞没救生筏。
俄方用英语喊话,说营救船只离他们很近,让他们沿船体前移。千钧一发之际,船员们用救生的桨抵住大船,一步一步将救生筏往前撑。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们终于离开了即将沉没的大船,靠近了俄舰。
他们得救了。一个俄国士兵将他们从甲板带到了下一层的餐厅。餐厅就他们8个人,两个服务员从厨房走出来,她们用手势告诉他们,第一个救生筏上的3个船员跳海了,游泳,冻死了。
宋进和其他船员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觉得出现危险的应该是他们,而不应该是第一个救生筏上的兄弟。
在餐厅坐了几分钟,他们被带到了会议室。俄方船长来了,他先做了一个打枪的手势,然后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们,3个船员跳海死了,5个船员被救上来后冻死了。
他们想问问对方细节,但语言不通,只能用表情说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会议室,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点心、热水、面包和毛巾被,船长和大副正冻得不行,将湿衣服脱下来,裹着毛巾被。几名俄方人员轮流看守着他们,离他们远远的,也不说话。
半夜,船抛锚了。灯也熄了,会议室里有宋进、李广超和刘峰3个中国人,他们躺在会议室的椅子上休息,却睡不着,他们想不明白第一个救生筏7个兄弟怎么会出事.

“战争”
时间再向前推到2009年1月下旬。
宋进跑了3年船,却是第一次在俄罗斯港口停靠。到过俄罗斯港口的中国船员都对俄罗斯边防军公开索贿记忆犹新,而这次他却没有遇到。
一切显得很正常。1月29日,船停靠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口后,收货方代理人开始进行货检,宋进也在现场。“大米上铺了一层纸,因为泰国和俄罗斯的温差,纸上的水珠已汇聚成了小水洼。检验人员将试管里的一种液体滴入水洼,水的颜色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没有海水。除了少数几袋大米外,大多数地方和货舱内壁水分检测颜色都没有变。”
起初三四天,5000吨大米差不多卸完了。宋进像以往一样,到一个港口,若不值班就下船转悠,吃饭的时候回船上。
在货物将近卸完那天,宋进听说对方提出货物质量不合格,要求赔偿。新星号货轮似乎被无限期停靠在港口,以前卸货物都不过几天,但这次竟然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等了十多天。
这对船务公司来说损失是致命的,本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承运费已经低得可怜,每等待一天就要多支出高达上万美元的港口停靠费和船员工资。虽然,对宋进来说无所谓,因为只要船舶还在国外航行,他的工资照拿不误。
2月11日,船员们听说第二天船将要离港,对方货运代理人将海员证和登陆证收了回去,在俄罗斯边防管理处办好手续后将海员证发了回来。12日中午,一名俄罗斯领航员将新星号带到抛锚地停留。宋进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些手续办完了,船也就可以远航了。
次日凌晨,他接到船长的起航命令。事后据俄方称,新星号尚未办完手续就擅自离港,有人指责船长拿生命开玩笑,也有传言水手长(属于最低等的船员之一)是船舶管理公司某领导的亲戚,是他要求船长起航。记者采访宋进时,公司人员恰好打来电话,宋进对此问题这样回答,“没有颁发水手长任命证书,船上肯定是船长负责。”
第二天一早,俄罗斯军舰追了上来。俄罗斯军舰速度快得多,但船体小,如果新星号不停下,他们无法强行拦截。宋进称,他们的船是以每小时9海里的速度航行,而至于当时是否处于公海位置至今仍争执不清。
上午11点左右,“突、突、突…”海上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子弹打在船上嘣嘣响,宋进正在睡梦中,他被枪声惊醒了,还以为是空调发生故障,马上,他发现不是。正在休息的船员们马上穿好救生衣,三五成群地躲在生活区的角落里。
船长也不例外,吓得躲在角落不敢动。厨师已经做好了中饭,但是大多数船员根本没心思吃饭,宋进吃了一点,就去换班去了,当天12时至16时是他值班。宋进本是一名普通机工,也即船上最低等的船员之一,但在这艘船上,他被提拔、代替行使二管的职责。
在船上,全权负责的是船长;之后是大副和一管,分别属于甲板部和轮机部;次之为二副和二管。宋进的职位在船上不算小,但因为证书级别不够,只是代理行使职权,工资仍然不高。宋进也不敢长时间待在机舱,担心俄军击中油柜,那样“想跑都来不及了”,船仍然没有停,他隔一段时间就下机舱察看一次。
枪炮声断断续续持续了3个多小时。下午2时,海上雾浓,俄方停止了炮击。下午4时余,炮声再次响起,宋进觉得炮击的声音比上午要大得多,他刚刚下班,还以为俄军不再开火,正在房间玩电脑。听到炮声后,他丢下电脑,又炮到洗衣房躲了起来。
下午6时左右,船长命令将船往回开,俄军停止了炮击,他们也知道俄军不会继续炮击,厨师开始做晚饭,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淘金梦
庄上宋家村是俚岛镇的穷村,镇上其他的村,要么靠海,要么有山,他们村什么也没有,村里人靠手艺和打工为生。
当地人把船员叫做“跑船的”,也有人称为“渔花子”。村里几个“跑船的”都是做最普通的水手(甲板部)或机工(轮机部),这种船员没什么文化知识,在船上处于底层,只需经简单培训就可上岗。
宋进出来跑船那几年是当地这个行业最红火的时候,那时各种中介公司走村串户,打听有无年轻人愿意跑船。他们向农民讲述淘金的美梦,吸引年轻人加入。城里的中介在乡村寻找下一级中介,只要介绍一个人,就可获得高达一两千的介绍费。
这些打着中介名义的经纪人中,不少是骗子,有些农民辛辛苦苦将全部的积蓄交给中介公司,后来却发现公司失踪了,或是培训之后上的船是非法船只。宋家村的不少年轻人渴望出海挣大钱,有些拿不出钱,有些拿得出钱却担心受骗。
宋进做出出海的决定不容易,那时他已经26岁了。如果不是淘金梦的吸引,他大概至今仍在县城一家机电厂上班,拿着一千多块的工资,还有养老保险。一次意外的操作失误让他烦了,决心辞职下海。
宋进至今对自己当初辞职毫不后悔,仍然觉得“在厂里干的那些年有些虚度时光”。30岁的宋进还没有结婚,他本指望跑几年船,挣一笔钱,在县城买个房子,再娶妻生子。
对老船员来说,婚姻生活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一位65岁的荣成老船员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他59岁时与并未共同生活多长时间的老伴离了婚,而今子女也从未来病房看过他,他反复对记者念叨一句话,“两地生活要不得,老来苦。”他的同事中,有4个人60岁左右离婚。
宋进是个上进的船员,村里人都说他从小就是个稳重的孩子。第一次跑船回来,他几乎什么国外的礼物也没带,一箱子东西,全是洗换衣服和14本厚厚的技术书籍,还有一本笔记本,本子上记着英语学习笔记。
在计划经济年代,船员一般属于远洋公司员工,由该公司负责员工的社会福利和保险费交纳。而现在,船员大多属于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负责联络船东或船舶管理公司,安排船员上岗。宋进即属于此类,上船的时候,公司一般会给他们买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养老保险。
船员一般与公司签订上船时间的合同,如“6+6”、“9+3”、“10+2”,这意味着一年中分别工作6个月、9个月和10个月。而宋进签的则是“6+1”合同,即一年上船6个月,6个月之后,双方均有权续约。
在行内,如果超过合同期工作,则需要支付船员比合同期内高出3倍的工资,因此许多船务公司一般不会让船员超时服务,也不愿意与船员签订“6+1”式合同,如果签订船员有续约权的合同,船员很可能不卖力干活。
宋进因为勤奋肯干,深得公司信任,也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按证书级别,宋进只能跑东南亚和国内这些距离并不遥远的航线,他完全可以每年回家,而他第一次出海后就连续干了20个月没有回家。这次,若不是出事,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全球经济的繁荣、不断扩张的海上贸易和不断制造的新轮船,让海上运输行业在前几年显得一片欣欣向荣。曾经的造船和海上运输大国——日本和韩国,随着其经济发达,国民收入普遍提高,从事海员的人越来越少。中国、菲律宾等国船员逐渐填补这一空白。
暴利也使得船员中介兴盛起来。在工厂工作那几年,宋进的工资大多花完了,积蓄很少。靠着家里的老本,他交了近3万元的介绍费,交钱的时候,船舶管理公司还来了四五个人,以打消他们怕受骗的心理。
宋进所从事的机工和水手的培训费用并不高,威海水校党委副书记肖永杰告诉记者,一般收取的培训费不到1万元,再除去办证等费用,中介从每个船员身上可以赚到差不多1万元。船员逐渐过剩,没有资历的船员普遍不受欢迎,后来中介要推荐船员上船,还需要给船舶管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私下送钱。当然,也有一些公司为节约成本,专门要实习生,这样他们雇佣一名船员只需付出一个月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成本。
可从去年初开始,这一行业已冷淡多了。宋家村村支书宋永龙说,去年以来,再也没有人找他介绍海员了,而此前他每年都遇到这样的经纪人,有人还央求他用村里的喇叭做广告。
宋进两次跑船,前一次从值班机工升为三管,月工资达850美元,这次他又从值班机工做起,升到了二管,可工资却比代三管时还少了50美元——都是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没有办法。
突来的俄罗斯军舰炮击事件,在当地来说是一奇闻,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而新星号之所以执意要冒险起航,也与船务公司难以承担多日停靠的成本有关。
当地船员普遍认为,跑船比飞机还安全,炮击事件似乎改变不了胶东半岛农民的致富梦。
宋进说,今年不出海,明年肯定会再出去。而对那些死去船员的亲人们来说,他们只能遥望不辨方向的大海上遗留的孤魂,永远唤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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