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南方农村报工作的时候,有许多次被送红包的经历。有一次,我采访一个老板霸占农民良田的事,他占农民的地盖别墅送给退休的领导,别墅外建起了围墙,门口有保安把守,农民进不去。他给了农民补偿,但太低,农民投诉无门,来报社求助。

那个老板在我住的酒店二楼请我吃饭,他对我采访的事实全然不谈,似乎毫不在乎。饭后,他邀我去KTV,我没去。晚上回房间,他让手下送给我红包,我没收。一会,我突然发现门缝里塞进来一沓现金。后来我把这笔钱交到了报社。

几年的记者生涯,有多次这样的经历。一般情况是,你有事找官员采访时,你见不到他,一旦他要见你,而且在饭后私见你,基本上就会出现装着现金的信封,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有时候,我真是忍禁不禁,想笑出来,因为我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但对方尚未把“信封”掏出来,我又不好说什么。

    我与同事开玩笑说,不是我不收钱,而是我觉得钱太少了,难道我的身价只值那几千块?这不玷污我的名声?如果有一天,给我一百万,哈哈,我就收下,然后辞职不干了。

    当然,玩笑归玩笑。我不愿意用道德的眼光来看待红包,而更是将之视放在经济和法律的框架下分析之。

 

    道德评判最无说服力

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记者领红包被认为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为什么河北排队领红包的记者,只受到了潮水般的道德批评,却未见法律制裁?为什么北京记者被拘事件,许多人只是从职业角度声援她,而不去关注法律和事实?

按常识,违法要承担民事责任,触犯刑法,则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没有哪条法律说,违反道德而不违反法律,要受法律处罚。那么,这些口口声声把记者收红包归之为“职业道德”问题进行批判至少是不合适的。法律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而道德则是对高尚的人的要求,谁规定了一个公民不可在法律的框架下,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呢?记者,也是公民之一,除非法律规定“道德不高尚的人不可为记者”,否则记者收红包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就不应当受到法律处罚。

道德和法律两把标尺在评价记者收红包问题上,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偏爱道德评价,而我更喜法律。

    先例比受贿罪。在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个罪行中,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客体是财物;主观方面为只有行为人故意实施;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客观方面为利用职务之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罪是刑法上非常成熟的一种罪名,由古至今,世界各国都规定,禁止官员收受贿赂。

    既然如此,如果记者收红包也如官员受贿那么可恨,为什么刑法上不规定——记者收红包与官员受贿同等处理。

    根本的区别在于记者所服务单位的性质,官员服务于民众,靠民众的税收养活,是一个公共机构。而记者呢?记者同样服务于民众,为民众提供信息,但是大凡有媒体的地方,多数地区都允许私人拥有媒体公司,也即记者所服务的机构可能不是公共机构,而是私人机构。既然其产权属性是私人的,那么私人送给私人红包有什么错误呢?如果他没有靠半点政府税收,也没有妨碍第三人的利益,他的行为怎么会受到法律处罚呢?

进一步讲,如果本该有政府查处的违法犯罪行为,政府监督不力,真假记者前去调查,发现了某个官员或商人的不法行为。记者以所获得的真实信息为要挟,要求对方给予财物,这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至少增加了一些人的违法成本。如果不涉敲诈勒索嫌疑,这种行为正不是社会所鼓励的么?

从这种意义上,真假记者的存在,对减少社会腐败行为大大的有利。而且,社会应当鼓励这种行为获得一定报酬,如果这些发现了问题的人都不允许获得一点报酬,谁还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正因为如此,警察为获得线索往往高额悬赏,鼓励民众提供线索。

任何法律禁止收红包的行为,都是不可能根本上有效的,因为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只要社会还有腐败和不公行为,只要公检法机关还不足以查出全部的腐败案件,那么就会有利益空间存在,就会有人铤而走险,深入调查,以获得经济收入,即红包,这不必惊讶,只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有需求和利润空间的地方,就会有进入者。如果我们的法治已非常健全了,社会腐败和不公行为减少了,那么靠收红包活命的记者自然要减少,因为那一天,他将无业可干,无一红包“交易”可达成。

最近的网络事件,南京某局长抽昂贵香烟被网民曝光。如果这个网民不把他看到的问题直接发到网上,而是拿了他将要发在论坛上的帖子去找局长,对他说:“我要和你做笔交易,如何?”如果局长识货,他意识到这个帖子发出来后可能会丢乌纱帽,他会做这笔交易,如果他不识货,只有等网民所形成的市场来检验了。

但是,他如果真那样做了,就涉嫌敲诈勒索。虽然这个官员所花费的钱与他的纳税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普通公民的报料和以记者身份获得的信息,两者没有区别,记者也没有特殊之处,他如果主动要求对方给予财物或利益,那么就可能构成勒索犯罪。

法治社会,我们应当坚守法治底线,从法律角度去分析问题,而非情绪化的道德评价。

 

    记者不是青天

    我记得我进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有一道题目,就所给的三则材料写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材料是王克勤因报道证券黑幕而被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他的人头的故事,王克勤因此被百姓称之为青天。我写的评论标题是:让青天归位。也许我能进南方报业集团与此文有关,我依然记得我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我希望记者就是记者,而不是拥有权力的青天,正因为“天不青”,所以记者竟然错乱地变为青天。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不少为民请命的记者确实被奉为青天,因为他报道了真相,而且他报道的真相又恰好被某官员看到了、重视了。记者,一文字记录工作者耳,何来丁点权力解决任何社会纠纷、争议,不过是少说假话,多说真话而已。他被称为“青天”其实是狐假虎威,即借着可以看到报道的官员,实现了自己青天梦,事情明明是某官员解决的,记者不过是个反映问题的渠道。

对于这样的事例,我一点也不感谢官员,更不捧高记者。对官员来说,通过媒体获得名声何乐而不为,他要解决问题是他的本分,更多时候,他解决问题的最大出发点,不是百姓的疾苦,而是当时他的利益需要,他需要这样的典型。至于记者和百姓,那不过是一个配角罢了。其二,君不见,许多记者以官员自居,以领导批字为自豪。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一路上,许多记者在互相比拼自己对领导生活细节的了解程度,我为此感到羞耻。但许多记者却引以为荣,并时时处处向采访对象暗示自己与领导非同一般关系,许多细节甚至是他虚构的。这些记者,一面很可能“很青天”,另一面他可能不过是个与官员勾搭在一起的混世魔王,他不过是个山寨版的官员而已,哪是记者?!

每次下到农村采访,总有农民问起我:你在哪里住了?政府招待所吧?你是哪里的领导派来的?没有领导开车一起来?我则统统回答之:我不是官员,我解决不了问题。许多农民因此而远离我,“你这个没有权力的记者,跑这里来浪费时间干什么,接受你采访又解决不了问题。”有时我很愤怒,我来山村采访不易,你却这么势利,农民多只喜欢等同于父母官的记者。因此,我永远做不好农村报的记者,这也是我的悲哀。

从财产权利上看,记者具有官员属性就更名正言顺了。财产是国有的,是国家,投资进入是受到严格管制的。从法律上讲,报社是个事业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记者收红包,比一般的公民记录这通过获得信息进行敲诈的情形更重要一些,因为他(她)具有准公共身份的属性。

   

    行业自律为什么消失了?

    在记者排队领取红包的录象和名单暴光后,有业内人士感叹:这都是哪门子记者啊?

我看了也很惊奇,因为这些报纸存在着,但在报摊上却见不到一份这样的报纸,它活着的证明似乎仅仅是登记备案了而已。报纸,按理说吧,是给民众看的,如果民众都看不到,这还叫报纸么。

我有一次参加某活动见识过一位“假活”在这个世上的报纸的记者。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晚上,他想抽烟,于是去宾馆前台拿烟,前台服务员让他付钱,他说:“我是记者还要付钱啊,找你们经理。”后来主办方的人来了,哭着向他解释情况,他又故意刁难对方,提出要马上回家,当时是冬天,河北偏僻的村上,晚上0点已过,需要安排车,对方打了N个电话,无法安排车。我见他有点过分,就问他:“你们报纸是哪里办的,我怎么没听说过。”他回答说:“我们的报纸不上市卖,只寄给领导看。”我说:“估计领导也不看吧,一般收到了直接扔到垃圾桶了。”他有些不好意思,知道遇到了真报纸的真记者。

    后来,我努力寻找那位记者所服务的报纸,至今仍不能得到,这种几乎消失于世界的报纸是如何还能存活的呢?他连报纸的基本属性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存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个记者还告诉我,“我这还算胆子小的,我们单位那些,一个个,哪个不是开个小车出入,别看我们报纸不行,我们记者都很有钱……”

    我明白了。

我一直在作一个假设,比如纽约时报的记者,某一天曝出记者收红包的事,那将会怎样?我没有往下想。我其实还很想知道一个事情,那些被曝光收了红包的记者,报社最后是如何处理了他们?报社为什么不发个公开声明之类的,撇清自己的责任,树立行内的公信力,哪怕这个声明假惺惺的也可以。

 

    复杂的红包

每个人都愿意听故事,越刺激越好,因此许多人把红包简单地理解为收买记者,让他不要做批评报道。作为行内人,我只能说,如果这样理解,就太NAIVE了!

中国的大多数媒体靠广告生存。说到底,媒体是一个服务行业,他提供的是信息,它不属于农业或工业,从事物质生产。媒体要生存,天然地就要以信息换取金钱,通过各种机构的广告取得收入,包括政府广告、个人广告和企业广告。

既然如此,媒体本身就是“吃百家饭”,向其他产业伸手要钱是其天性。这其中的奥妙就很多了。比如一个商家,他要请记者来参加他的新产品发布会,他该不该给记者红包(行内叫车马费)呢?按道理,媒体与企业是平等的市场主体,我对你的新产品不感兴趣,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你的发布会呢?既然你邀请我过去参加你的活动,就应当付费,这再正常不过。

再比如,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了某家企业的问题,如果一旦曝光,将影响企业的收入。也许记者并无任何敲诈勒索之意,但对方已经知道曝光后果的严重性,主动在该报纸刊登广告,刊登的目的只是为了讨好这家报社,但却无法阻止其发出对其不利的报道。类似这样的,以一种无冕之王的权利对企业保持威慑力,却从不进行敲诈勒索(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必须是故意犯罪),这种行为该如何界定呢?

河北记者排队领红包事件的复杂性也在此,记者并无主观故意的敲诈勒索行为,对方却主动将红包分发给记者。这是属于敲诈勒索吗?

再从记者采访的角度说。各地的宣传部门的新闻科一般负责接待记者,几乎每个地方每月都有一定的招待费,这些多是用来接待媒体的。俗话说,喉咙深似海。有一次我在粤西采访,当地干部竟然请我吃燕窝,那是我第一次吃燕窝,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他们说出了名字和价钱让我吓一跳。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豫西一个穷县采访。河南酒风甚盛,我的采访需要当地政府协助,不希望破坏与他们的关系。因与同行一道,第一天,当地官员接待我们,我只有向他们彻底交心——一是喝酒,领导敬你的酒,你至要意思一下,一个意思了,其他的领导也免不了。你只有彻底像领导交心了,他才会帮你介绍人接受采访,否则,人家觉得你有敌意,不合他们的口味。

    我的采访总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我与官员吃饭吗?我应当与他们吃饭,因为吃饭期间我能获得很多信息。但是,我很不愿意他们以我的名义吃饭(许多次都是他们以记者的名义,叫上各种朋友、同事一起海吃一顿)。我很烦这种吃喝的风气,虽然我知道不少地方的帐本上记载不少“接待某某报社记者”的字样。 

    我不愿意跟他们吃喝,但却要让他们彻底相信我是“安全的”,不是来做批评报道,在中国,这似乎难以两全。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