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看来,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是非常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变化”。他告诉《财经》记者,坐上世界第二的位置,让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处于“不能避、不能让”的境况。

中国的外交政策为此要应势调整。这一重大转折的到来,时逢上一届政府末期,政策调整顺理成章由新一届中央领导来做。2013年3月起,现任领导层展开了一系列元首外交: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次出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三次出访,从亚欧大陆到非洲到北美洲,再到刚刚结束的东南亚之行,中国新领导外交战略布局可以说张弛有度。

2013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变化?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和政策面临何种挑战?这些调整能否应对正在深刻变革的全球格局和中国周边环境?在《财经》记者的专访中,长期从事国际关系领域工作和研究的崔立如分析了正在转型之中的中国外交政策及未来的挑战。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

《财经》:最近几年,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安全领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似乎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例如,中国对外投资方面,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并购,还是对非洲投资,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外,和邻国也争议再起。如何看待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崔立如:在某种意义上,你所讲的情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所致。我们讲的“改革开放”,简单来说,“改革”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开放”就是融入世界。融入世界实际上是加入“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国际体制。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前期铺垫,到90年代中期以后的高速发展,再到加入WTO、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贸体系,中国的发展变化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经历了30多年的积累。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质的变化。

所谓质的变化是一些关系到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难免会带来冲突、引起震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催化了这种质变。最近五年左右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是如此。中国的体量大,产生的震动也很大。对这个过程,我们自己的感觉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外部世界会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并作出反应,即这几年国际上对所谓“中国崛起”的各种反应。

比如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然有大量积极的、正面的发展,也有消极的、负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人家接受起来比较自然,负面的情况,或者我们认为正常,人家不好接受,可能就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应。

这些年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涉及对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凡是中国人以这个目的进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都会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价格的提升,这对这些国家是好事情,这些国家的收入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对当地经济和社会产生种种影响,对不同国家和人群产生不同影响。国际上,一些人把问题放大,一些人作简单的类比,就说是新殖民主义。在西方有一些人对中国本来就有偏见、敌视情绪,就借题发挥、大肆炒作。从媒体的报道来说,还会为吸引眼球有意无意加以渲染,对民众和舆论产生不良影响。

从国际关系上看,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要联合应对危机,美国首先找的就是中国,中国一下子成为主角,到了国际舞台中心位置,参与决策的地位大不一样了。

过去,全球的重大经济问题都在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G8圈子中协调、决策。金砖国家只是在会议后期被邀请去那里听听意见。现在G20峰会作为最主要平台已取代G8峰会的地位。这些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而中国又是金砖国家中体量最大的,超过其他四国的总和。中国已从地区性大国变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

《财经》: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

崔立如:在我看来,至少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属于这个阶段。

二元结构的现实反映

《财经》:在东海和南海,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发生了争端。如何看待这种争端?有人认为,这些争端不过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一个反映,你怎么看?

崔立如:中国与周边的形势,既有与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问题,也有与少数国家原有争端激化的问题。大国和小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小国主要关心对它的直接影响,大国同时还非常关心自己的地区战略地位变化。比如日本尤为关心其对华战略地位的变化。日本长期以来是亚洲经济的领头羊,从上世纪50年代战后经济恢复,60年代经济起飞,一直到90年代都是地区老大。进入新世纪,中国迅速追赶,不仅GDP超过日本,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这对日本的冲击很大,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焦虑,两国间一些原有争端变得突出起来。

此外,在中国和有些国家之间,经济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裂的,是一个二元结构。在经济上越来越密切,产生了相互依赖,但是在政治和安全上,隔阂很深,不信任还很严重,长期以来双方求同存异。中美、中日之间均如此。日本称之为“政经分离”。面对中国崛起,美、日对华加强战略防范、战略制衡,二元结构的内在矛盾一下子浮出水面。这也是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冒起来的大背景。由此产生的紧张摩擦,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

这里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还和各个国家内部问题相联系。日本、菲律宾、越南有这样的问题,中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同时,信息化时代的舆论对外交影响力的上升比以前更加突出。

《财经》:能否这样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过去有些忽视。

崔立如:我认为主要还是历史发展不同时期难以避免的过程。理论上说,要统筹兼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实际上从来都不是齐头并进,不是各方面都能兼顾得好的。每一段时期都有其战略侧重,在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上大都如此。

当前与长远、主观愿望与客观形势发展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矛盾,任何政府都很难做到两全其美。政治运作有其基本规律,尽管大家说要有长远打算,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政治领导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上、经济上最急迫的事情上,不那么紧迫就放一放。

《财经》:但是,未来在政治、安全领域,很容易引起反弹。过去做,可能没人关注,现在做,所有人都盯着你。

崔立如:这是要面对的现实。中国要做的大题目是和平崛起。现阶段遇到的挑战比以前大得多。中国越是发展强大,越是举足轻重,别的国家越会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如果对方有疑虑,它会用一种防范的思维来看待你,特别是跟你有争端、竞争性强的国家。

在安全上,还有一个“安全困境”问题。在战略上互不信任、相互作为潜在威胁的双方,一方采取防范措施就会被另外一方看成可能带有进攻意图的准备。双方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结果所谓“对冲”就会不断升级。这种情况应该避免。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状况,其他国家也未必希望发生,但在政治战略竞争运作的机理下,很可能发生。

中国进入这个阶段,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在上升。这个阶段,我们在加强自己的同时,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是个挑战。中国还是发展中大国,必须做的一些事情要坚持,不能因为别人有不同的想法而不做。但做的时候,要尽量采取更加讲究策略,使外部世界能够接受,最好是理解。

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的政策宣示能力还不是很强,更没有掌握充分的国际话语权。一些中国人习惯的套话,不太容易为不同文化的对象理解、接受。同时,我们自己对外部的反应也要有一定的理解力,要有承受力,不能把所有反应都看成对中国的敌对和围堵,而应当在真正搞明白他方反应的原因和意图的基础上,努力做必要的工作,包括正视自身问题,并认真改进。

中国的全球战略

《财经》: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外交布局已经展开,最近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也对其中部分进行了总结。如何看待外交政策的新思路?

崔立如:我们的对外关系过去在内部总结为四句话: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几年这四句话也公开讲了,当然官方文件上措辞有所不同。

新一届领导班子登台后,展开了大的外交布局。

前二三十年,我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围着自己的发展需要转,那时经济规模还不大,影响力比较低,可以只考虑自己。现在地位不一样,要同时考虑别人,使中国的发展对别人也是好事情,如果不这样的话,在整体上很难创造好的环境。周边外交座谈会特别强调互利共赢,睦邻、互利都是要求整体考虑,当然实践起来还是很难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更强调要有一个大棋局的思维,就是要有全球的视野、全球的胸怀。横向全球思维和纵向世界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比原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宽。

现在新班子上台后,思路、举措、战略规划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的。它反映中国进入新的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态势。这个过程不会一下就很完善,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是在摸索,但整体方向思路已经显现出来了。

我们希望产生积极互动,自己的发展得和别人的发展结合起来,这就是共同发展的思想。但国际体系还是以国家作为主体,国家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国家之间还有竞争,甚至更激烈,这种竞争如何避免你得我必失的“零和”模式,同时不断开拓合作领域,是一大挑战。

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过去我们强调,对中国而言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气候问题很重要,但首先是发展问题。而且我们会更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更要为过去自己发展时产生的全球性后果负责,要还过去的欠债。现在我们看到整个风向已经开始转了,实实在在感觉到发展和环境保护要并行。这就和发达国家观念接近了。现在我们更多的提要共同采取行动,在这个基础上谈具体的合作。我们对待由美国主导的TPP的态度也有变化,提出乐见RECP和TTP能够积极互动,相互促进。

《财经》:安全方面呢?

崔立如:多年前我们就开始提倡共同安全观,但没提到作为战略思维来规划的位置。我们在处理领土、岛屿等争端时,要把共同安全的思维带进去,要不然很多问题很难解决,国家之间只强调自身安全,最后互相都不安全。

这个思维在理论上好理解,但在实际问题处理当中有利益冲突,如何处理好是挑战。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协调起来更是个挑战。改变观念十分重要,但政策不能脱离现实,一厢情愿,有关方必须形成一些作为积极互动基础的共识,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取得突破需要大政治家、大战略家,需要政治上超人的胆识。

共同安全、综合安全,这些概念要结合具体问题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财经》:东亚方面的政策呢?

崔立如: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今年对东南亚的访问,虽然在顺序上排在这轮元首外交的最后,但务实的力度却是最大的。

中国对东亚的外交转型主要这几点:第一,总的方针是积极引领。过去我们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反应性、防守型的,寻求多方面的平衡,经常说我们不干什么,防止什么。“积极引领”是我们要什么、怎么干、干什么。在积极引领的方针下,着眼长远,视野比以前更开阔,整体意图、方针和目标措施都更加明确,东亚外交在这方面表现比较明显。

第二,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再次确定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这也和东亚地区长期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有关。

第三,我们的方针是互信、务实和包容,进一步提升与一些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采取务实的措施推动。李克强提到的“2+7”框架,是新时期新领导班子对东亚最重要的政策宣示,明确了中国要更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同时,我们对东亚的外交有侧重,访问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都有亮点,其中与越南就重要的争议问题达成共识有突破性意义。这次东亚的外交政策转型中,中国有非常靓丽的表现。

让外部能够理解

《财经》:你前面提到中国外交的二元结构问题,即经济和政治安全两个轮子的不平衡。未来在这方面会否有一些调整?

崔立如:安全方面要加强。中国对外关系两个轮子,以往经济这个轮子转得快,安全这个轮子没有同步推进。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大的判断就是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所以才有大裁军。现在并不是战争的威胁大了,相反经济越发展,相互依赖越强。在我看来,现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威胁是历史上最低的。

现在的安全范围更广了。在传统安全里面,原来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崛起的客观影响加上一些国家消极举动,使得与一些国家间原有争议变得突出。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些势力并不持积极的态度,而是把中国作为威胁来对待,中国也要做必要的防范和应对准备。

另外,中国本身的利益在扩大,得有能力来保卫利益。在这里,对目标的准确界定特别重要。中国不是要成为一个帝国,一个全球霸权,而是要维护自己利益所需的合理的、与国家地位相称的国防能力。

但是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必要的?对中国的挑战是,首先要自己弄清楚,还要对外能够说清楚。这也是我这几年所讲的中国要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财经》: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里说,国防建设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后来改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协调。有些学者说,今后安全会更重要。怎么看待以后的战略调整?

崔立如:中国的国家现代化目标也好,和平崛起也好,中国梦也好,最重要的基础还是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但同时,国家的安全也是根本。所以这两个轮子不能偏。

但是,加强国防建设并不是因为对外部威胁或战争危险的判断有改变,而是说,不管从国内发展需要,还是国力本身具备的状态,以及我们对世界要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更加积极建设性的角色,加强这方面能力都是必要的。

如何将中国国防能力的加强变成对自己和外部都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发展,这也是新时期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财经》:中国企业接手经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曾引起外界广泛的猜测,认为中国可能要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其实除了亚丁湾护航之外,中国很少走出海外。国防白皮书也历次宣称,中国在海外没有驻扎一兵一卒。但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相当庞大,如何保卫中国的海外利益、如何保障中国船只的航行安全,未来不在海外驻军的政策会不会被突破?

崔立如:中国的海军肯定比原来要有新发展,在时空把握能力上不一样。现在中国和世界关系大不一样,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一样,利益也不一样,军事上必然要求和这种变化相适应的能力。

至于最终的目标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和中国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扮演重要的、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定位有关。这不是仅仅取决于中国自己怎么想,还需要中国和外部有良性互动,就会往正面发展,但如果是恶性的互动,就是一个悲剧。所以相互理解和看法是重要的。

《财经》:如何看待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崔立如: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指标排名靠后,我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以帮助、援助一些国家的形式出现,现在整体思维发生一定转变,总体上是共同发展的思想。

从概念上看,一种公共产品是自己需要,同时也对各方都有好处;还有一种,主要是为公共需要服务。我们现阶段主要是第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能力,没有能力谈不上提供,大规模提供还要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随着中国国家能力的发展,为公共需要服务这部分要逐步增大。

协调机制须革新

《财经》:在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怎么看待其体制机制建设?近期有关于成立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对此你怎么看?

崔立如:国内协调机制确实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这是客观现实,也是正常的现象。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打破原来的状况,然后又不断创新发展。

从中国来看,内外关系联动日趋紧密,内部利益多元化,外部因素又十分复杂。这确实需要内部有更好的协调机制,还需要专门的、能力更强的机构来做这个事情。这几方面的条件我们现在都不充分,而且缺失较明显。外事座谈会提出要与时俱进,因为现在还有差距。

为什么提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其他大国都有。

我们有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办公室,由管外事的国务委员主持,体制上和其他大国差别比较大,比如美国、俄罗斯等是总统直接领导下的机构。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也在改革推进中,体制机制的完善要一步步来,难度比较大,比较复杂,最后形成什么样的东西,得考虑各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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