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的经济转型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但是管理层丝毫看不出紧迫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有两个基本要停滞。外部需求方面,美国的订单已迅速下降,而来自欧日的订单下降马上要开始。国内投资方面,正在减速。

金融危机了、金融危机了!

Alan Greenspan老人家说,这是百年一遇。甚至超过1929年,还未见底。中国人寿的副总也说,意识到了风险,也没想到这么严重,触目惊心。过去AIG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定为自己的标准,没想到竟然会面临倒掉!香港几个电视台用“金融海啸”来形容,CNN则用了“turmoil(混乱、骚乱)”一词。一些要参会的人,也被中央有关部门要求随时提供危机的最新情况,不准离开。

财经杂志的论坛,国贸桥,中国大饭店。牛人颇多。牛人来到就如一阵风,来了就讲,讲了就走,来去都是多人护送,隔开录音笔、话筒。有官员、有学者。有人卖弄老本,老生常谈,滥竽充数。有人一针见血,让在座的官员两眼发愣。有人提问说,问题都看得这么明白,药方也开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中央不采纳呢?答曰:这个问中央领导去。

散记一些观点,未经发言人审阅。

一、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认识:

1,吴晓灵认为原因是,面对公众的金融创新产品偏离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信用衍生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现在的抵押贷款证券化根本在于背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大概),尽管可以通过证券化转移出风险,但必须让商业银行承担一定风险。任何衍生品只能分散风险,而不能减少风险。一些金融风险师用极其复杂的数学来涉及衍生产品,连我都看不懂。应尽可能地限制在衍生品的基础上再衍生。如果客户对自己购买的产品的风险都不知道,如何让他承担风险呢?

2,许小年。国外是金融创新过度,风险控制不足,而国内恰恰相反。他觉得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没有人分析美联储的过错,始作俑者是所谓的伟大的经济学家Alan Greenspan,他在2001年以后一直维持低利率。相反,现在人们认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当时把美国利率推高到20%多,以应对石油对美国的冲击,而不是Greenspan。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监管监管制,发行货币一定要与实体经济一致。谁来监管理世界货币美圆的发行?

3,范文仲。金融自由化有个过程,有自身的发展规律。1933年,美国曾颁布法案让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有效降低了金融风险。但是,1999年,现代银行业法案又打破了这一规定,商业银行也可以做证券承销发销等工作。银行与资本市场融为一体,本来两只脚走路,坏了一只还有一只,现在又回到了一旦坏了一只,整个社会融资渠道就完全没有了。

金融创新是个双刃剑。次贷品的价格已经完全没法衡量,过于依赖复杂的数量模型。现在的产品分散,最终购买者和初级放款人已相隔千山万水。只有产品创新,而无制度创新。

银行间的收购、并购和合并问题。

4,王君。迄今为止,只发生在非商业银行领域,雷曼,AIG等。如果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中国金融体制及经济前景的分析

1,吴晓灵大力呼吁解除金融管制,放开民间金融,她认为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让金融业回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身。“中国不乏企业家,不乏先进的技术,但中国缺少适当的金融工具把这些组合起来。”“优秀的企业需要优秀的金融服务支持。”“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基础,而中国却连基本的市场主体财产权和金融机构中介功能都没有很好区分。”吴认为,一定数量特定对象的金融服务,可以在监管对象之外,享受监管豁免权。比如企业,200人以上才叫公众企业。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由监管部门或国家管理,成本高且无效率,“这已被改革30年的实践所证明。”“放开了就减少了非法活动空间,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人犯罪就耽误多数人的自由。”

(记得一次与党国英教授对话,他也提到,交易成本为0的时候,就不需要权威,之所以需要权威,是因为存在交易成本,权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吴的讲话也从本原意义上去阐述监管并不是为监管而监管,而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对多次重复的活动,由国家监督,降低交易成本。)

她还解释了当前的经济政策。1,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她用图表分析显示,M2滞后6个月的数据与CPI具有80%的正相关性。货币政策影响着全社会金融活动的成本。放送货币监管将带来灾难。2,灵活的金融政策(限制金融活动会使经济僵化。3,宽松的财政政策模仿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行,那时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现在不能再靠投资增长拉动经济,只有加大民生财政支出,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才是根本。为什么放弃13亿人的市场不去开发而把产品卖到外国去呢?(这一问题我也曾请教过吴敬链,他当时并未明白我的意思,只是一句话回答,那时是紧缩,现在是有通帐压力,两者积极的财政政策确实是有不同。)

他认为,金融业要认清3点问题,一是区分市场主体财产权与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二是分析金融活动社会影响;三是认清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经济活动关系。

2,许小年。中国的经济转型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但是管理层丝毫看不出紧迫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有两个基本要停滞。外部需求方面,美国的订单已迅速下降,而来自欧日的订单下降马上要开始。国内投资方面,正在减速。

变的方向都很清楚,投资拉动要变为消费拉动,制造业为主要变为服务业。现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50%,居民消费只占35%,政府消费百分之十几。而美国的居民消费占70%多。现在是为了增长而投资,而非为了老百姓的消费。投资正在逐年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50%,服务业不到40%,我们的数据也老在变,比如我们说要CPI降,真的就降了,而且一降降这么多,统计局也没有人出来做个说明。制造业提供就业占27%,而服务业30%以上,解决就业靠服务业推动。

为什么经济转不过去?因为经济体制的刚性,不是民间的刚性,而是过度管制。如制造业的资源无法金融服务领域,金融电信交通运输医疗文化传媒,这些重要的服务无一不在政府管制之下。民间资本要进入金融业难于上青天。为什么各省都在北京安营扎寨呢,审批全在北京。审批越搞越多。审批曾改为核准,结果却老核不准,我看半天不懂审批和核准有什么区别。然后又搞了一个报批制,但却又说不符合报批条件。

制造业向服务业转,要求金融服务跟着转,现在的金融体制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制造业。监管当局管了很多公司内部的事情,开个营业点要审批,管理人选董事会说的不算,发个基金也要审批,什么都要批。

政府的作用应当是把市场中新的商业模式,总结经验,就如当初农民承包土地一样。

东南沿海地区的钱庄,不要老是去大家人家,为什么“非法”,因为没有法。你立个法不就合法了么?你用不着批5%的额度给中小企业,不可能靠几大商业银行完成。

为什么改革停滞不前?一,政府与市场分界混乱。把政府在危机时要做的,变成了常态。大家知道,凯恩斯主义是产生于危机时刻。二、一部分弱势群体不得不依赖于政府,不等中产阶级也依赖于政府。政府以外的大部分人口不需要政府。

解除管制,促进资源在各个领域流通,外部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内部改革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三、其他。如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银行业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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