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怎么了?危机为什么会来临?这个世界会好吗?答案都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1、坚守与后退

柴亚勇和他妈回家是“被逼的”,也是自愿的。“被逼”是生活所迫,如果不回家,就得帖上本钱在广东生活。

 

19岁的柴亚勇感到前途迷茫、困惑,“冬眠”是他应对沉闷生活的办法,几乎整个冬天他都在被窝里度过,他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只是去年他把自己在珠海一份很满足的绕线圈的工作丢掉了,提前返回家乡了。

1月上旬,本刊记者几次到访他家时,他都蜷缩在狭小客厅内一个旧沙发折叠床上,沙发摆放在客厅门口,谁一推门进去就会带进一股刺骨的寒风。柴亚勇说,广东很暖和,河南很冷,回来了不习惯。

柴亚勇是河南省扶沟县柴岗镇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外出务工者之一,他的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下70多岁的老爷爷孤身一人,去年11月、12月,他和妈妈相继提前返乡。他妈明年不准备外出了,他还必须出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14英寸的hisense牌黑白电视机,一层平房建于10年前。这样的条件,已经比远离镇中心的村子要富一些,2公里外的塔湾村普通家庭一般只有12-14英寸的山寨黑白电视机,布帘代替墙将卧室和客厅隔开,寒风吹入帘影动。

柴亚勇所在的村子与镇同名,叫柴岗村,全村800余人,200多户,每户至少有一名外出打工者。村民说,元旦以前打工的已经回来了至少有3成了。塔湾村支书施国军告诉本刊记者,全村1千多外出务工的,“差不多全回来了。”

扶沟县地处豫西南,属豫人所称“黄淮塌陷四市”之一的周口市管辖,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县。去年12月底,扶沟县劳动局按照周口市的统一布置,由村支书上报统计提前返乡人数,扶沟的数字是3.8万人,而全县外出人员总数约十一二万,提前返乡人数比例已达1/3。

河南省的提前返乡情况通过郑州火车站的客流变化可见一斑。虽然火车站宣传部门尽力将之轻描淡写,但车站的工作人员清楚,往年元旦以后,广场上就是黑压压的人群,而且售票窗口的队伍会排到广场中间,而今年已经是1月中旬,广场上人群依旧熙熙攘攘,1至4日售票窗口平均排队不过十来个人。去年10月份开始,返乡客流就逐渐增加。

虽然同国内大多数劳动力迁徙大省一样,郑州火车站近年一直在迅速扩张,扩改建工程进行了有十年之久,今年还增加了两个候车厅,并准备增开西出站口,然而现在经济突然下滑,客流出现变化,这些举措显得没有必要。

柴亚勇和他妈回家是“被逼的”,也是自愿的。“被逼”是生活所迫,如果不回家,就得帖上本钱在广东生活。珠海市的最低工资一直不高,虽然有去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强化执行,但几乎所有的厂都实行了“最低工资—伙食费—保险费+加班费”的新酬制度。柴亚勇每个月800元底薪,减去伙食费120元(不管在厂里吃饭否,强制扣除)、保险费95元,如果没有加班,底薪就只有585元。

去年10月份以后,柴亚勇的厂子基本上没有加班了,他每个月只能拿到585元工资,这对他来说,还不要紧,因为他的钱不用上交给父母,工资多是请客吃饭花掉了,工资少了,就少花钱。而他的父母来则感觉非常吃紧,房租、水电费、伙食费,一个月还攒不到200元钱。

要不是正值冬闲,且碰上春节(春节期间人情往来花费太高),柴亚勇的爸爸也回家了。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12个小时作保安,值班,另外六七个小时开摩托拉客,碰上上夜班,他清早下班就开始拉客,下午才睡觉,“那样睡得香,倒下就睡着了。”

工人提前返乡多了,镇上已显荒凉许多,他的摩托车拉客生意也直线下降,收入不到以往的一半,但同时抢劫和偷东西的却多了,晚上开摩托拉客他会带上一根钢管,防止车被抢,人被打。柴亚勇他爸说,再等一段时间看,撑不住了也回家。

金融危机让柴亚勇的一家从最初的三室一厅搬到两室一厅,现在变为单间,因为侄子、妻子、儿子都相继离开,女儿失业后也到中山去找工作了。妻子刚离开时,柴亚勇他爸顿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从未做过家务的男人也不得不操持起碗筷,洗起衣服,因此他还大病了一场,高烧42度,“那几天一个人躺在床上,真是凄凉。”

已有十年之久的草根组织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后)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一步步倒退。这个过程,工人是在自我剥削,吃老本,以前吃猪肉,现在吃青菜,房子也换小的,差的。他们没有当地户口,帮扶政策几乎没有,最后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去。”他质问:为什么工人不能在城里住下来?

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制裁,几乎所有要倒闭的企业都“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名词——放假,而非裁员。不说倒闭,只说放假,仅仅没有加班,大部分工人就会自愿回家。这也被一些劳工问题学者认为是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但并没有发生多少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他们自愿离开的,没有人赶他们走。

但,问题都留在了春节后。

 

2、路为何越走越窄?

在柴亚勇可想到的农业创业门路中,几乎无一可行。

 

柴亚勇出生于1989年,有着典型的90后人群的特征,无论在家多么邋遢,出外都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在本刊记者的催促下,他起床了,洗漱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洗头,吹干,对镜梳妆,飘逸的长发遮住了半个前额。他上身穿一件米白色的夹克,下穿一条黑色休闲裤。一切妥当后,他来到屋外感叹:好几天没有见到阳光了。这时候,他才同意本刊记者为他拍照,与同伴一起,摆出很酷的造型。

回到屋里,他突然对本刊记者说:“老哥,帮我宣传一下我爷爷的醋怎么样?”

他内心一直犹豫不定未来的路。2005年初中毕业后,他不愿念书,觉得打工潇洒,后来后悔了,因为文凭越高越能找到好工作。这些“冬眠”的日子,他时而想到养猪致富,时而想学开车跑运输,有时突发想到继承爷爷的祖业。

创业似乎不现实,当地农产品价格下跌已经让农民叫苦连天。跌得最惨的要数棉花,许多去新疆包地种棉花的人,前几年有发了财的,可今年几乎都亏本了。

就说养猪吧,猪肉每市斤单家已经比去年跌了3元。除小麦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价格几乎全线下跌:玉米去年8角/市斤,今年6角;大豆去年1元8角,今年1元6角没人要;红辣椒去年五六元,现在2元5角还没人要。而且,会不会继续下跌,谁也说不清楚。

大棚蔬菜种植是柴岗镇的特色产业,在柴岗镇委书记穆成安的眼中,农民工返乡后,“群众安居乐业”,“他们回来,就让他们种蔬菜。”可柴亚勇从未想过种蔬菜,一来投入甚高,全家也拿不出拿笔钱;二来技术门槛不低,一旦蔬菜发病,可能血本无归。

在柴亚勇可想到的农业创业门路中,几乎无一可行。

柴亚勇并非没有技术,出校门后他学过两门技术,一是电焊,二是家电维修,可无一见效益。村头巷尾,职业学校的广告很多,“你来学习,政府买单”、“政府补助,学费减免”,他觉得这些很假。就拿电焊来说,减免后的学费还要近千元,而他在广东学习时,师傅不仅仅没有收学费,还每月发给他100元钱。本刊记者随他和同学一起去探访县城的几家职业学校,他的一个同学想报名学习电焊,他立马反对:“那个东西根本不用(进学校)学,几天就会了,给钱学校还不如给我,浪费钱。”

扶沟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劳动局的一名副局长介绍说,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很难一次完整下拨。而且培训资金本来就僧多粥少,还被部门条块分割,农业部搞“阳光工程”,劳动部门搞再就业资金,扶贫部门也搞农民工培训。

学了电焊,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又学家电维修,但学完后发现搞家电维修的太多了,没有市场,又白学了。最后只有进入他妈所在的思泰电子厂,做一名几乎不需要任何技术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柴亚勇的工作是绕线圈,把细小的铜丝绕到线圈上。珠海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车间内穿短袖还出汗。夏天的酷热更让每一个新工人几乎难以忍受,但略感安慰的是夏天有高温补助金。

在珠海三灶镇居寻找未来,这是柴亚勇梦想中的事情,但仅仅是梦想。三灶镇的房子平均也要二三千元一平米,最贵的要四千元一平米,他的几个月工资才能买一平米房子。况且,社保几乎等于无,工作也无着落,好比赤身裸体在城市。

柴亚勇的父亲——柴卫春,38岁的汉子,认为自己很失败,“越混越差”。刚来广东,他不是一般的农民工,他带了卖馒头挣来的上万元资金,开了一个铁皮屋搭起的杂货店,卖日用品和食品,后来这个店也开不下去了。一方面,他一直没有办营业执照,需要打点的关系不少,这笔费用让他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老乡熟人太多,许多人赊帐不还,换了工作,换了手机,人都找不到。

如果国家对自雇经营者的税费减免早日来临,有更多的帮扶措施,也许柴卫春现在已经是农民工中的一个“小资本家”。可惜,这不能假设。

后来,他也同儿子一样,只有进工厂。只要多加班,收入比开店稳定。去年10月份,他也失业了,当地在招收保安——即使厂子倒闭,保安也不会事业,财产还是要人看守。于是他有了现在的工作:保安+摩托仔。

柴卫春始终有一些事情向记者隐瞒。他的一个老乡将要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可能要被判刑,他们约了许多人坐汽车或开摩托车去法院,因为本刊记者到访,他没能去成。

但老乡发生了什么呢?他始终不肯透露。他希望记者只写农民工好的一面,不要写不好的一面。本刊记者有些好奇他的出租屋内那把2尺长的刀,他说:这是搬家拣来的。

在他的床头有一本笔记本,除了六合彩信息,就是一家人每个月的工资数字,9月份以后,数字骤然减少。

未来的路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

 

3、趁火打劫

一个企业主甚至这样对劳动局官员说:“我(厂)的工资就只发到了9月,我一定整改,但你也不要再烦我了,再烦我,企业我就不管了,你来管。”

 

从郑州到珠海,各种农民工专场招聘春节前陆续提前举办,各地劳动部门将之宣传为帮助农民工找工作的善举,而在一位濒临倒闭的企业老板看来,这与其是帮助农民工还不如说是帮助企业主。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企业倒闭或裁员,劳动力市场突然发生大逆转,工人群体面临重新洗牌,优胜劣汰。即使工资再低,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不少企业这时候并不需要裁员,但却需要换工人——换掉工资高时招的工人,将更便宜的熟练工人纳入怀中,这是最好的时机。

扶沟县虽处内陆,全县最大的企业中方棉业已经积压了两个月的产品,工人也已提前放假,但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金重也在筹划一场招聘会,“帮助企业低价吸纳沿海企业熟练技术工人。”一些企业的招聘已经开始,这些数据已经被扶沟县劳动局编入“今年新增就业岗位”上报,实质上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就业岗位。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一项对珠三角广州、东莞、中山、佛山4个城市的工人调研显示,金融危机以后,有超过25%的企业不再给工人买社保,超过35%的企业“不定时上班,有货才来上班”,超过21%的企业裁掉老员工,超过13%的工人所在工厂增加了伙食、水电扣款或更严厉的罚款制度。还有一些企业(约4.5%)为转移资产,更改劳动合同,让工人变成另外一家企业的员工。

金融危机是社会的一次全面洗牌。珠三角地区劳动管理部门和企业主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位珠三角地区的外贸企业主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他很怕劳动监察人员,他们动不动就罚款,现在他们不怕了。一个企业主甚至这样对劳动局官员说:“我(厂)的工资就只发到了9月,我一定整改,但你也不要再烦我了,再烦我,企业我就不管了,你来管。”

出现这些变化,原因何在?一位企业主分析说:土地和厂房都不是企业的固定资产,都是租来的。设备有些也是租来的,有些是购买的旧设备,值不了什么钱。企业主跑掉不会损失太大。这都是当初拥抱资本,降低土地、电力价格,压低劳动力价格,片面发展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恶果,而现在唯一能够继续压低的仍然是劳动力价格。

珠三角地区的官员最忧心的不是工人返乡,而是企业主是否会逃跑。柴亚勇打工所在地的三灶镇委副书记杨全对本刊记者坦言,“农民工撤离影响微乎其微,只是镇上的人气冷淡了些,外来工的消费能力也很有限。”他最担心的是已经走了上万人的思泰电子厂的老板会不会转移资产。如果企业转移了资产,老板拍屁股走了,那么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爆发,政府要贴本先垫付工资,前些日子,已经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资本可能很快流走,当地政府却必须收拾残局。在收拾残局过程中,也并非无利可图。

“围标”、“吃腐肉”等词悄悄地在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主群体中流传。企业破产,老板外逃,资产评估,拍卖,这是必经的程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龙岗的企业主告诉本刊记者,一家倒闭的企业,拍卖了800万,中标人立马转手卖得上千万。

农民工离开广东,排队退保,这些退回的保险金只是很小的个人部分,而企业交纳的部分不退回,也不能转到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这等于实质上充实了广东省的社保资金。

农民工、企业主、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他们之间存在一条隐秘的利益分配链条,决定利益分配是,就是背后的权利和权力。

 

 4、失衡的世界

河南扶沟县和珠海三灶镇是中国经济的两面镜子,而柴亚勇一家是穿在两面镜子中的那条线。

 

河南和广东,你更喜欢哪里?柴卫春的回答很坚定,当然是老家河南;柴亚勇则不一样,“我更喜欢有钱赚的地方。”

河南扶沟县和珠海三灶镇是中国经济的两面镜子,而柴亚勇一家是穿在两面镜子中的那条线。

两地在行政级别上并不对等,但许多数字却有巧合。比如,扶沟县输出的劳动力约十二三万,而三灶镇的外来人口也恰好是这个数。但是,扶沟县的工业产值却不到三灶镇的三分之一。决定这两个相距千里、看似无任何关联地区贫富程度的核心则是工厂。

在深圳龙岗的一家咖啡厅里,一个广州本地的企业主向本刊记者讲述一家代工厂的利润分配秘密。“以一个礼品盒为例,原材料占销售价格的30%至40%,工人工资占10%至20%,设备、易耗品和房租水电占20%至30%,毛利润约20%至40%。”他不时移动桌上的茶杯,拿出兜里带计算器的手机来计算每项成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厂的利润分配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以这个企业为例,其利润流向有三点:一为企业主,其资金多投入企业下一步的发展;二为当地政府和国家,通过提取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三为工人,只占很小一部分。

柴亚勇和他妈都是思泰电子厂的工人。没有加班的话,每个月挣得近600元的工资(不包括保险金),如果以一个月30天,一天8个小时计算,那么平均每个小时的劳动所得就只有2.5元。这个数字相比前几年已经很高了,经历了“民工荒”和劳动部门执法加强,这些年劳动者的待遇已有很大改善。

遍地是工厂的三灶镇和工业落后的扶沟县形成了鲜明对比。三灶镇工业产值2008年已达到200亿,居珠海诸镇首位,自称为珠海第一镇。通往三灶镇的马路双向4车道,比通往扶沟县的宽一倍。三灶镇的面貌也因为发展工业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官员的收入差距更大。三灶镇的一个科级干部年收入有10万左右,而扶沟县一个27年工龄的宣传部副部长的年收入却只有1万多元,即使扣除物价水平因素,差异仍然相当明显。扶沟县的干部,只要子女考上了大学,即使有回来做官的机会,也让儿女千万不要回来。

三灶镇财力充足,但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数倍本地人口的外来人口来到三灶镇务工,镇劳动所编制公务员只有5人,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纠纷处理和劳动监察工作,不得不冲破体制,以外聘的方式招聘7名“准公务员”,即使如此,这12名人员要负责管理十几万外来人口的劳动方面事务。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的普遍情况,财政充裕,但基本公共服务一直紧缺,劳动部门、公安部门的正式编制仍以户籍人口数为标准设定。外来人口,就是外来人口。

这些城市的政府从企业中提取了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却没有用之与改善外来工的福利,甚至连基本公共服务也难以提供,皮球踢给了劳动力输出地。

扶沟是劳动力输出大县。历史上,扶沟还有国家部委直属的缸盖厂,曾经占全国缸盖市场的60%以上。扶沟县味精厂也曾名扬一时,莲花牌味精刚起家时都来此学习。此外,县里还有制药厂、化肥厂、毛纺厂、味精厂等等。可这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渐落伍,被淘汰,破产倒闭,或四分五裂。

对扶沟县来说,国企亏本破产,仅仅解决下岗职工问题就够困难,而乡镇企业又日益凋零,政府增收无从谈起,更无资金投入改善外出农民工的生活。

这一点在柴亚勇的家庭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十年前,柴岗镇的乡镇企业还很红火,那时他家靠卖馒头盖起了一层钢筋混泥土结构的平房。后来,镇上人少了,卖馒头的却多了,镇上的农民也大多从“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方式转变为远赴广东打工。

当地干部将这些本地企业衰败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不重视工业。而如果将之放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看,这莫不是全国乡镇企业走向衰败的缩影。香港理工大学潘毅教授认为,1998年以后,中国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遍布全国的乡镇企业被外资企业打垮了,农民工也就只能“离土又离乡”远赴沿海城市打工。

财政富裕程度有悬殊,但两地兴建政府大楼的意愿却一致,扶沟县甚至连新政府大楼的地块都选好了,可是都碰上了国家严禁新建楼堂馆所的禁令,只得放弃。

对改善农民工待遇,一边是珠三角工业发达的三灶镇,有力无心;一边是劳动力输出大县,即使有心,却也无力。无论那边,财富的分配都集中于城市建设和政府自身条件的改善。虽然近年中央政府推行的免费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及加强劳动执法有一定纠偏作用,但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总体态势仍未根本改变。

像柴亚勇一样的农民工就成了两头找不着北的漂移群体,家乡和土地承载不了他们的梦想,而城市也接纳不了他。他只能像机器人一样整天在流水线上工作,一旦年老,还要被工厂淘汰,那么就只有去劳动条件更差的工地、矿井,塔湾村即是例证,那个村的贫穷,与该村多为中年劳动力有关。

而今,金融危机来袭,柴亚勇连在流水线上日夜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了,老家却不可能长待。无论在哪边,他都无法找到依靠。

    对于相隔遥远、地理条件、经济实力相差巨大的两地政府来说,拥抱资本都是其不二法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升GDP,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三灶镇政府大楼上仍镶嵌着金晃晃的24个大字:居安思危,慢进即退。追商抢资,科学发展……他们派出的招商队伍除了去了东莞、深圳的几乎每一家企业,还去了香港、日本。一位当地媒体人士介绍说,“(三灶)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政府办事效率比较高,将招商视为生命线,一切为项目为主。”

扶沟县则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派出由官员组成的6个招商小分队,工资仍由县政府发放,常年驻在外地,每个月补助2000元招待费。然而这一点钱,只能住小旅馆,也难交上大老板,还被认为是骗子。

金融危机袭来之处,扶沟县工业园区主任还以为只是“沿海刮了场风暴”,后来发现很快风暴就到了内地,纺织厂、缸盖厂销售不畅,货物积压,这都与服装出口、汽车行业萎缩直接相关。

但是,他们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只有一个:招来了多少商,引来了多少资?两地的发展思路没有任何变化,翻阅两地政府的工作报告或官员的讲话文件中,招商引资仍然是核心中的核心。

或许,全国今年要达到GDP保八的数据并不太难,但是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后,他们怎么办?毕竟,柴亚勇一代年轻人已不像他们父辈那样埋头苦干,甘愿像机器人一样日夜劳作,他们讲求尊严和个性,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5、困局与转型

中国的改革曾被认为是增量改革,而今整体的经济盘子在收缩,各个利益主体不再是在不断扩大的蛋糕上谈判,而是在不断缩小的盘子里争斗,政府自身也是其中一员。

 

许多人忧心忡忡,担心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会带来社会稳定问题,其实问题要复杂得多。

柴亚勇的最大理想不过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对于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2千万失业群体的国家来说,实现充分就业并非易事。农产品价格下降让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益日益低下,柴亚勇家的几亩地或许能让其父母“安居乐业”,但无论如何也承载不下他和妹妹的未来。

农业机械的运用和土地流转的增加进一步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柴岗村的一位村民说,过去一亩地4个人干,现在一两个人就足够了。过去打麦子农忙要持续一二十天,现在机械化了,只需要3天就可以了。去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农村土地流转,使土地的集约化效益更好发挥出来,但问题是:人往哪儿搁?

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交织在一个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诚然,农民工就业与社会稳定问题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即使失业农民工没有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问题依然严重,农民工权益如果进一步受压制,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社会稳定问题,更是经济结构的恶化。

柴亚勇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从未参与上访、打架、打官司等事,因此他打发时间的方式就剩下睡觉。但金融危机却让他大幅减少了消费,过去每个月上千元工资差不多都要用光,现在却无钱可花。往年过年回家,总要带些东西回来,今年他和他妈都一分钱东西也没买。

柴亚勇一家人的微薄积蓄,大多作为活期存款放在银行,以备未来建房、看病、养老和教育投入,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开支只能维持在温饱的水平。这也是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选择。

投资和出口是2000年以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开足马力生产,生产的货物大多不为本国国民消费,而是售往国外,因此也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中国产能过剩和美国的过度依赖信贷消费恰好构成了硬币的正反面,危机不期而至。

而今,外需萎缩,内需不振,如果投资过度,生产出那么多东西谁来购买呢?有关数据表明,在600多种主要产品的供求统计中,供大于求的产品从1998年上半的26%上升到2003年同期的85.5%,大多数工业设备利用率在60%以下。那么,过度的投资以拉升GDP数字,将会把这种经济局面推向何方呢?

一度,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被简单解读为“保八”战役——只要2009年GDP增长达到8%,我们就可以度过难关,并保证相当比例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因此,4万亿投资方案中,主导思路仍然是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政府投资,社保投入则语焉不详。

然而,10年前的那剂药,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让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成了擎天柱,而国内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却日益萎缩,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

珠三角地区早几年已经开始实施产业升级战略,希望引进具有技术含量的高科技企业,以期在国际利益分配链条中能获得更多。然而,高科技企业需要人才和创新的环境,而满街都是既无学历,又无文凭,且不能在城市长久住下来的农民工,如何发展高科技?此外,高科技意味着需要的人力更少,那么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去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试图提升劳动者的地位和收入,可是这却引起了企业主群体的普遍反对。一家企业主以2000年和2006年工人工资的变化作比较,2000年珠三角地区工人的普遍底薪只有208元,而现在扣除伙食费后也有460元。如果加上加班费的提高,同样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2000年工人只能拿460元,而现在普遍工资都过千元。他反问:“这个增长速度应该不低吧,环比年增长15%,扣除物价因素,也与GDP增长差不多。”他认为,政府在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投入方面过少才是核心。

农民工收入普遍下降已成事实,而政府却继续在帮助企业主度过难关,新劳动合同法放松执行、暂缓调低最低工资便是例证。劳工学者站出来反对: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可连最为广大的农民工的待遇都在倒退,拿什么改善民生?拿什么扩大内需?

政府面临两难。企业要救,除减税外,就是默许压低工人工资;而经济结构必须要扭转,唯一的途径就是扩大内需,增加农民工群体的收入。中央政府试图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而地方政府则早已惯性般地偏向了企业一方。

宏观经济信心急需提升,如果仅仅依靠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来逐步实现经济病症的标本兼治,并实现复苏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从“改善民生”到“内需扩大”,再到“企业生产复苏”需要一个长长的链条,并非立竿见影,相对来说,依靠投资则来得直接得多。

近年,中央政府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增收上有可喜进步,然而历史欠债太多,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和收入状况仍然与这个国家的富裕不相配备。但现在,政府自身也面临挪腾的空间逐渐缩小。2008年,财政收入增速前高后低,如过山车一般,最高增速(5月份)达52.6%,而最低增速(9月份)只有3.1%。虽然中央政府财力充沛,目前尚可大手笔增加政府支出,但对许多内地依靠土地收入的财政来说,房地产市场的冷却无疑让其雪上加霜,更无力投入改善民生。

中国的改革曾被认为是增量改革,而今整体的经济盘子在收缩,各个利益主体不再是在不断扩大的蛋糕上谈判,而是在不断缩小的盘子里争斗,政府自身也是其中一员。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经济信心尽快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重要。依靠投资只是无奈的短期救经济之举,而如果忽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能让像柴亚勇一样的亿万农民工变为有消费能力的劳动者,那么单纯依靠投资将引发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痼疾将进一步恶化,下次危机爆发,将无药可治。

“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应付危机,而是要不要把经济发展模式推向原来的轨道。”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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