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敏感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

乱糟糟的头发、黑框眼镜、黑棉袄、一个旧电脑包。北京的冬天,这是于建嵘一贯的装束。熟悉他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不像学者,自己也不愿意让农民或者工人一眼就认出来,他是个学者。

他从2001年进入学界以来,一直是一个异数。2000年,开始重走毛泽东农民调研路,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蜚声学界。在调研中,他认识了农民减负维权代表,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税费负担沉重,维权代表用高音喇叭在集市上宣读中央文件,带领农民与地方政府作斗争。这些研究后来产生了一篇轰动学界的文章——《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刊载于2003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杂志。

他的博士论文尚未出版之时,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安源工人。2001年五一劳动节,他买了一张站票从家乡衡阳来到安源,开始了对工人的研究。调研了一天,到天黑才临时找了一个30元一晚的旅馆住下。这项研究他跟踪了数年,去的时候那里表面上还风平浪静,4年之后果真暴发了退休工人的维权事件。

从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到对工人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皆与底层有关。从农民抗争到工人抗争,他的研究都与以社会冲突为主旨。

“底层”和“社会冲突”,两个敏感话题使他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有人说于建嵘过分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对这一说法不予理会,因为他坚信自己的调研是扎实的,他曾经做过律师。他的许多研究不仅保留全部的录音资料,还要有文本的证据,分类编号,相当细致。因此,在面对争论时,他毫不理屈。

于建嵘是湖南衡阳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真汉子,敢做敢为,有湘西人的性格特点。他研究的问题,国内几乎没有人研究;即使有人研究,也没有像他那样扎根于社会现实;即使有人立足于社会现实,也没有人把这些问题变为公共话题。

有人评价说, 于建嵘是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力、扎实的田野调查、深切的底层关怀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屹立于学术界。他的研究总是让世人一惊,总是直面问题,处处与这个时代的痛处有关。

 

“脱敏”

2008年,于建嵘又做了一件“大胆的事”,这也是他自己今年最得意的成就。

今年9月,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宗教研究的会议,国内宗教研究界学者悉数到场,国家宗教局也派员出席。会议主办方打电话让于建嵘提交论文,并告诉他安排了他做主题演讲。可到了会场,论文集里没有他的论文,议程上没有安排他的演讲。他还以为被取消了。

原来这是有意安排。开幕式一结束,主持人宣布由于建嵘做主题演讲,也是这次会议唯一的主题演讲。他的演讲让在场的人惊呆了,因为他谈论的话题是所有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不敢公开面对的家庭教会问题。

此前,他在3月号的《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

这,一下,让于建嵘变成了“宗教问题专家”,12月15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土地制度的会议上,会议主持人点评他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发言时,也不忘帮他推销说,“有空你们还可以请他讲宗教,非常精彩。”

于建嵘对自己的研究很自信,对那些空谈的理论家表现出不屑,“关于基督教研究,什么黑色理论、灰色理论,不知道有多少,但就是不能解释现实,这有什么意思?!”

但他知道,他不是宗教问题专家。他把自己的角色取了一个词,叫“脱敏”——让家庭教会脱离敏感话题,变成可讨论的话题。他觉得,通过研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使之成为公共话题,这也是学者的责任。他认为,“在中国,没有敏感与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

研究宗教问题仍然延续了他的主题:社会管治问题。宗教在当下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值得去研究”。

 

“泄愤事件”

    2008年群体性事件频发,这逐渐印证了于建嵘的判断。去年,他曾以“社会群体事件和管治危机”为题在国内外进行演讲。他断言,群体性事件将急速增加。

翁安事件发生后,许多记者四处寻找能真实地分析这一事件的专家,结果在网上搜索上发现于建嵘早已在做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西方,这类事件统统被称为“社会骚乱”,于建嵘却给它们取了一个新名词——社会泄愤事件。他希望这些事件被社会关注,但不希望其严重性被过分夸大。“民众有愤怒情绪,有暴力行为,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新政府之类的政治口号,没有政治上的诉求,只是发泄心中的愤怒。”

他把群体性事件从学理上作了区分: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维权事件和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泄愤事件。

吉首集资案暴发后,他组织了一次小型的“经济危机下的社会稳定问题”座谈会,会上,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事件中的一张手机店被砸的照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出现了哄抢,人群不只是针对政府,还针对无任何利益相关的普通民众。”

今年10月,深圳袭警事件发生前,他正好在广东河源调研,听说有民众在深圳某公安局门前聚集,他赶紧前往。在现场,他观察到,黑夜中,愤怒的人群在叫喊,可警察却只是躲在暗处录像。

“这个事件本来可以不发生,处理事件需要技巧。当民众晚上聚集时,一定要打出大的探照灯,并告诉他们打砸行为的法律责任、告诉他们有录像监控。可警察却偷偷摸摸,躲在背后录像,好象是要用作秋后算账的依据。事情都发生了,秋后算账还有什么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懂群体心理学……”

今年,于建嵘开始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群体性事件。遇上好友到访,他会向他们推荐三本书籍——《狂热分子》、《乌合之众》和《群氓之族》。

今年,他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为来自全国的县委书记讲社会冲突及信访制度,听者五次站立起来为他鼓掌。于建嵘觉得,掌声证明了他研究的价值。

 

底层关怀

有人质疑于建嵘的研究为国家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控制提供了依据,他却不以为然。他希望在国家控制与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认为,通过底层经验的发现和昭示可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他举的例子是农业税的废除。“如果没有农民的抗争、三农学者的集体呼吁,政府会自动取消农业税?”

底层研究他今年推动的一个重要事项。他在人民大学以《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为题作了一场演讲,这是他比较得意的一次演讲。他还约请了裴宜理、赵树凯、张鸣等学者在《东南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组以底层研究为中心话题的学术文章。

他觉得,在研究群体性事件时,作为一个学者,也是一个观察者,但是是带有立场的观察者,这个立场就是底层立场。

底层立场在一些人眼中,是“民粹主义”或“反智倾向”的代名词,理由是,“社会有专业分工,知识分子就是做学问的,农民就是种地的。”

于建嵘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底层立场是要从底层的生活出发、从底层的需求出发理解事件。底层关怀不是做底层的代言人,而是需要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事件。”他举例说,“比如基督教,有人因为寄托了民主改革的希望,但底层从来不想,底层想的就是上帝,就是生活。有些知识分子硬要强加其他的想法在上面。”

当然,底层研究和宏观理论研究并不冲突。于建嵘对自己一年来的成绩了然于胸,他系统梳理了三十年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特点,他还与国家领导人一起调研土地流转问题,他还与世界上研究社会问题的三位权威学者进行了对话:裴宜理(美国)、斯科特(美国)、毛里和子(日本)。

西方学者往往有些傲慢,尤其是对在亦步亦趋学习西方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于建嵘坦言并不是自己的学术理论水平有多高,而是自己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他希望,宏观理论研究和底层研究在学界能更平衡一些,能产生博弈。

对即将到来的2009年,他有忧虑。经济形势不好,社会群体性事件将增加,虽然并不会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他分析,各种政治势力可以会陆续登场。这对各方都是个考验。他觉得,执政者需要智慧,整个社会需要理智,学者需要品格。

于建嵘说,“中国一定要往前走,宪政和民主是我们的梦想,但目前我们第一步要树立法治的权威,坚守对法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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