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9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任国家总理李鹏发表讲话,他对自己的宏观调控方向进行了调整,并为自己辩护,“如降低存款和贷款利率,下调幅度都不大,属于微调性质。”

敏锐的观察者意识,李鹏的讲话意味着宏观调控的方向出现了变化。整个1980年代后期,中央的宏观调控都是在给不断过热的经济浇水,投融资体制刚刚改革,投资来源不再单纯依赖于财政,银行大量地给企业贷款,中央财政也在不断地从央行透支,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严重。当时的政策不可谓不严厉,以至于到了1990年初李鹏要求要像治理通货膨胀一样治理“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

历史何曾相似,“微调”二字恰如当下的“微刺激”。1990年中国的经济陡然减速(原因,你懂的)。一向过热的经济急速下滑,不得不调整宏观调控方向,但又担心出现80年代末期的过热现象,所以只好将之定为“微调”。

而今,在一季度经济形势不妙的情况下,“微刺激”顺势推出。但是,克强经济学已经给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向进行了固话,“不刺激”是2013年的主旨,而且不仅仅不刺激,还闹出了钱荒。因此,宏观调控要转向并不容易。所以,新华社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为“微刺激”辩护,称微刺激不等缓改革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掌管经济具体运行的是国务院。因此,几乎每一任国务院总理除了归纳自己的成绩,还会归纳一套自己的宏观调控的方法论。

可是,这套方法论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李鹏论宏观经济(上)》这本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求分权激发经济的活力。其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承包,于是中央和地方、农民集体组织和农民、政府和企业之间都签订各种包干的协议。权力仍然来自上层,但给予了被承包者一定的自主权,于是经济搞活了。

在1980年代的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尤其是农村的粮食、棉花产量都连年丰收。

但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投资还是靠国家财政,由计委审核项目;央行和财政不分家,财政缺钱可以直接向央行透支、预算表中的“吃饭”和“建设”不分家,而且尚未实行复式预算、审计属地化管理、地方政府干预银行成为常态、政府编制缺乏统一机构进行管理,甚至连国务院内部的分工和工作机制也没有建立。

这一切导致了在经济活力之后必然出现的问题:投资过热,货币超发,交通、基础设施和原材料供应不足,投资过大,物价上涨,但是总供给仍小于总需求。于是,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而且因为价格并未放开,权力寻租普遍。

改革当然还包括激活微观企业的活力,但在那个年代,最急迫的是建立一套宏观上的经济调控体系,能够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非一时虚高。

可是,该怎么做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治理整顿,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同时,提出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发现行政手段相当困难,要砍哪一个项目都不容易,尤其是许多被称之为“钓鱼工程”的项目,资金根本没有保障,但如果不继续给资金,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

1980年代最后一年的8月9日,李鹏在听取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时提出,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是治理整顿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人民银行的会议上讲话提出这个目标,显然人民银行在这个体系中处于极重要的位置。在这个讲话中,李鹏提到银行在执行“双紧”方针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基本建设方面压缩的难度比较大,消费基金仍在上涨,“双紧”方针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重要的基础制度改革相继推出,早在1985年在制定七五计划时,提出的三个目标之一就是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

比如,财政体制的改革。早在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国务院就决定了要在1988年实行分税制,可是在9月份征询省市意见后,多数省有意见,“我们就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暂缓执行。”结果这项改革直到1990年才下定决定,并且在1993年执行,前后经过了六年的酝酿时间。

比如,审计制度改革,当时是两级管理,中央的归中央、地方的归地方。虽然《审计条例》规定了,审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要征求上一级审计部门的意见,但是执行不好。李鹏要求重申这一规定,并且具体化。

比如,1988年6月份在听取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讲话时提出,“恐怕逐渐要转向主要依靠银行这一经济手段控制基建规模。”“各级人民银行和各级专业银行的体制是垂直的体制,是独立系统,应该不受地方和部门的影响……在体制上如何进一步强化金融系统的领导,即如何健全银行体系、进一步发挥银行宏观调控左右,这是一个大题目,是包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里的一个课题……应该强化人民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左右。”

更重要的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强迫银行贷款。”“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强迫你们贷款,你们可以向李贵鲜体制报告。我们一定会支持你们,保护你们。”

“重申各级地方政府和各部门不准办银行。”“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决定,财政不向银行透支,因为透支的结果,银行多发票子了,转到市场,引起通货膨胀。”“银行接受债券任务以后,要全力以赴去完成。”“希望再今年北戴河办公以前,把改革先进管理的办法拿出来,经过讨论批准后,作为条例执行。”

比如,关于外贸方面,改革的中心是:自负盈亏、放开经验、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统一对外。在1988年的一次讲话中,李鹏说,“这次承包,主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政府向国家承包,所以要和地方财政挂钩,盈亏由地方政府负责。”

在农业方面,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农业机械化的成都,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为条件,绝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强迫命令和拔苗助长。”

“计划体制的改革,重点是转变国家计划机关的职能,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重视中长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搞好各项经济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配套运行经济手段,逐步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政府机构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根据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如,建立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明确工作分工,“一是由于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事情不明确,很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当下面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向谁去汇报不清楚。”

……

这些改革,过去了二十多年,有些仍具有借鉴意义,因为问题仍在,没有解决,当时提出的目标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