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2014年上半年放在新领导层十年的执政周期中去看,这半年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时期,在政经领域都出现了一些震撼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目前有明朗的迹象,但是仍没有定论。
今年上半年的主轴不是改革,而是进行的政治权力重塑和被动应对经济下滑。围绕上述两项变化会否稳定,可以观察下半年的动向,进而预测2015年中国的政经走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制度体系的改革和重建尤其不易,未来进展还高度依赖于两项前提条件–政治权力结构重组进入稳定期;经济稳增长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那么,这些是可以预期的吗?今年下半年的政经走势和改革形势会是怎样的?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
1. 政治

在政治领域,激烈的变化已经出现。目前看来,正在产生影响的反腐还不是多少位副省级官员落马,因为自十八大以来,这已经成为新常态。副省级干部的淘汰率已幅大大提高,笔者认为这十分必要,无论是通过何种手法,中国高级官员都应当增强竞争性和淘汰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在竞争中发展,不可能只有高官永远稳坐钓鱼船。
2014年上半年,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马,徐才厚掌管军队政工超过十年,在军中关系盘根错结,如此高级别的重要人物落马,意味着这次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塑绝非表面功夫。笔者认为,这即是上半年在政治领域的震撼性变化。
但未可知的是,目前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塑到底是就此为止,还是进一步发展,引向更高层?许多人对四中全会有期待,认为会通报重要事项,目前种种外围的迹象似乎也显示了问题的明朗化。但笔者认为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四中全会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不过,比关注“打老虎”更重要的是,看谁填补了这些空缺,进而观察高层如何在30多个省份和军事单位中,不断地游转、挪腾,进行新的政治布局。如果“打老虎”基本趋向稳定,那么这一部分会加速。这才是真正影响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事件。
2. 经济

在经济领域,同样正在发生震撼性的大事件:房地产自动回调。从年初的杭州楼盘降价开始,楼市回调的风在没有任何新调控政策的干预下自动刮起。最初,观察者对此判断并不明晰,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延续前几年鄂尔多斯、温州等地的局部性风险爆发的案例,并无大碍。
但是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不是单纯的个别事件,这是一个长周期的回调。各地偷偷摸摸放松限购,现已基本得到默认,但难改市场大势。
笔者认为,那种基于中国城镇化率过低,然后引申出中国的房地产业仍有巨大潜力的观点值得商榷。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概念和计算,农民工中真正有多少人愿意和有能力进城,有多少农民工真正可以转化为房地产业的需求,这还需要认真去研究。目前,对于房地产是否达到需求峰值,进而进入长周期回调,经济学界大致认可,但仍有争议,需高度关注最高领导层对此事的表态。
因为房地产回调,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6%,这还不包括对钢筋、水泥、家电等其他产业的影响。如果没有国开行的一万亿棚改投资,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一定会加速下行。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60%以上,房地产下滑带来的是整个经济增速的下滑。
而且,房地产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影响经济增速,还影响土地市场,进而影响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和银行抵押品的价值稳定。
目前,人们对房地产下行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长期影响,仍未有足够的认识。但短期内,房地产下行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决策层为对抗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已继续加码铁路投资,出台各种“微刺激”政策,以维持经济的“稳增长”,但这只是短期救市之举。
3. 改革

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目前看来,今年上半年的主轴不是改革,而是进行的政治权力重塑和被动应对经济下滑。
但从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到政治局会议通过相关改革方案的时间间隔来看,中央对于推进改革相当急迫。目前,司法改革、财税改革和户籍改革获得了相当的重视。
在这三项改革事项中,与司法改革密切相关的纪检体制改革已经先期进行,即强化直属的人事权管理,弱化属地管理,这也让纪委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监督同级一把手的条件。但是六大项司法改革的内容,在六个试点省份,目前都没有看到实际动作,只听雷声,未见雨点。
财税改革目前仅仅停留在较为浅层次的税收等小调整,而核心的央地关系改革,显然在今年还不可能开始。明年地方土地财政可能进一步下滑,财税改革的形势并不妙。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早在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就已确定,可拖延了六年之久才实现。所以,外界对央地关系的财税改革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不可能一蹴而就。
户籍改革,本来并未被外界视为三中全会的核心改革议题,但在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却单独提出来,显然源于高层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急迫需求。事实上,小范围的改革早在推开,可户籍只是一张皮,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大事。
今年上半年,国务院的工作方针的排序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稳增长排在第一位,改革排在第三位。深改组统筹重大改革,目前并无明确由国务院推进的重大改革事项。因此,国务院层面的改革并不多(除了继续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并且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监管),每周一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大多是围绕应对当下的问题(如融资成本过高等),或是进行主动的“调结构”而进行,这种结构调整主要是指产业结构,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因为经济活力不强、债务负担沉重,本来在去年急速推进的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开放)有一些迟疑的迹象,央行再也不敢再贸然来一个620 钱荒,相反却不得不应对当下的各种问题,要么是为稳增长计,创新刺激方式(定向降准、给国开行融资等);要么是为金融稳定计,整肃同业业务。国企改革部分,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忽略,虽热热闹闹,但未见到什么真正有效的改革举措。
4. 未来走向

目前看来,中国制度体系的改革和重建,高度依赖于两项前提条件–政治权力结构重组进入稳定期;经济稳增长基本达到高层预期。
那么,这两项是可以预期的吗?
政治的变化相对比较难以预测,政治整肃的力量一旦发生,各种力量都掺杂其中,有的可能是为了塑造清明的政治,有些是借机生事,而偶然事件同样可能改变走势,又不得不应对新的结构变化。但是,目前看来,总体趋势是可控和稳定的。
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尤其是东海、南海的形势,一度引起了外界很大关注和担忧,但在短期来看,随着981钻井平台的低调撤出、中日斗争进行长期的僵持阶段,中国的周边形势应相对可控。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应相当清楚国内外形势,目前不大可能在这上面出现问题,但同样不排除偶然突发事件,并非本意的冲突也是冲突,同样会造成恶劣的后果。
经济稳增长从短期来说,实现目标没有问题,如西部地区的铁路投资可以加码,棚户区改造可以加快,城市基础服务设施不足都需要大量投资。依靠这些投资,在一两年内经济增速应可保持,但中长期问题盘根错结,解决起来十分困难。
中国要维持目前一两年的经济稳定应无问题,但是经济要冲出目前的重重难关,需要深化改革,逐步消化脓包,并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力量,它在哪里?这是一个影响中国未来中期,甚至是长期竞争力的话题。从根本来说,依靠教育、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
但短期来看,需要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和企业之间的政商互动,他们在思考哪些产业可以带领中国重新找到世界工厂般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智谷趋势的政商关系对此的专门分析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