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00075 如果重新梳理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并不只晏阳初、梁漱冥在做乡村建设实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乡村建设行动,只不过前者名声大一些,但它却掩盖了多样的乡村建设经验。

     去年年末,一个去安徽的项目组志愿者告诉我说,“普法协会会长要罢免村委会主任了,我们弄出乱子来了!”我编写了一条短信发给参与过项目的其他人员:“我们的‘阴谋’终于得逞了,普法协会会长要罢免村委会主任了!”。项目骨干邵铭冷静回复说,“不知道这是不是借组织之尸还私利之魂……不要高兴太早。”

    两年前,第一次从安徽回来的火车上,我与邵铭就“塑造一个有权威的村委会还是发展多元的社区组织”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直至喉咙嘶哑,车厢里的其他人开始直接“干预”。

    两年后,“新农村建设”已经大张旗鼓,由学者话题进入了政府决策和公众视野。而学界和民间从事农村建设实验的人似乎也在重新洗牌,并正在形成一种“乡村建设权威”。2月19日,北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在总结发言中反问一位自由主义学者,“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做新农村建设要有实践经验,你有没有直接经验?”反问的背后是说一些人做了实践,有发言权。

    其实,如果重新梳理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并不只晏阳初、梁漱冥在做乡村建设实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乡村建设行动,只不过前者名声大一些,但它却掩盖了多样的乡村建设经验。

    现在,回过头来,以一种理性的思路去审视我们所做的不为人知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实验显得更为紧迫,也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供检视和反思的案例。

    庸俗的实验

 

    ■我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现实主义者。从现实出发,从需求出发,并根据项目运作情况改进工作。

     2005年4月30日,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为主力,与武汉其他几个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始了拓荒行动。实验点位于皖北蒙城县岳坊镇岳东村,它具有典型的中部农村特征。

    之前,项目组负责人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名义和安徽岳东村民委员会在武汉签订了三年的岳东社区共建协议。项目点的选取缘于当年3月该村下派村支书来武汉参加“乡镇体制改革研讨会”,他用地方方言表述来自民间的幽默使他成为会场的明星,而项目总负责人的家乡也在该县。

    5月1日早晨,我们7个人被分成7个组,一人负责一个区域,开始了地毯式挨家挨户的调查,调查采取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7天共完成了600多份问卷。调查奠定了继续深入这个村庄的基础——接触社区里的人,了解了当地的经济结构、政治状况和风俗文化等等。

    每份调查问卷均标明了调查者、被调查者、调查时间和编号。问卷后来由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李海金博士进行专业数据分析,而其他志愿者则为下一步项目行动做准备。如建立a11岳东社区发展人才库,这可能是我们所要依靠的村庄精英。另外,更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项目设计。

    项目设计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它是基于对社区做出的资源分析和需求评估,从中发现合作需求或制度改进可能,以项目为依托,以参与式为理论工具,推动农民充分参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促成社区内部力量的成长。

    我们把它成为庸俗的社区发展实验,因为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甚至连提“改造社区”的勇气也没有。我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现实主义者。从现实出发,从需求出发,并根据项目运作情况改进工作。

    在具体操作上,项目组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它分为三个阶段:调研进入、项目反馈和跟踪观察。如下图所示:

 

 

 

 

 初期进入村庄        中期项目(巩固、评估、反馈)              跟踪观察

 (调查和需求评估)     (强调专题调研)                     (基本撤离村庄)

 

                         图1:社区发展综合实验过程示意图

    社区,英文词汇为“Community”,变动后缀则成为英文单词“Communism(共产主义)”。“社区”是社会学上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它相对于社会而言。所谓农村社区发展,就是在逐步改善外部宏观环境的同时,以输入一定的资源为契机,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以期最终建设起一个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可持续内源发展的农村社区。

    岳东社区综合发展实验,也是一个多学科综合应用的过程,既有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又有诸如管理、建筑、艺术、农业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志愿者是团队的主力。

    在行动上,项目组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如需求评估原则,赋权、参与原则,超越原则(项目组将不涉足任何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村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纠纷,保持与村民和当地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专业化原则,开放性原则等等。

在项目运作中,我们始终非常注意发挥本土力量的参与。而项目成功与否,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在于:如果我们离开,它还会不会存在?我们是外来者,甚至不能干预他们的任何行动,更不会去代替他们去做什么,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引导他们、激活他们的内生力量,无论是经济合作、权利意识培养还是其他方面。

当然,毫不讳言,作为民间组织进行的社会实验,许多问题项目组“不能碰”,比如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制度、乡村宗教等等。

 

    项目的星火

    ■作为外来者,如何、多大程度参与到这些本土的自组织中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也是项目组区别于其他乡村建设力量的关键点,因为“组织化”如果不是真正的农民自组织而越俎代庖,以完成任务指标式“帮助农民建立协会”,这不过是精英组织农民,农民自己仍然失语。

    项目运作是个长期过程,它在不断反馈中调整。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把握说,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带去的一些理念、一些制度能留下来。

从大的方面来分,我们所进行的项目可以分为5大部分:经济合作项目、文化项目、公益项目(村庄规划和住宅设计)、公民权利项目及服务项目。细分起来,它包括十几个子项目。

    (一)经济合作项目

    经济合作项目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合作达到成员利益的共赢。在已有潜在的合作需求基础上,去激活它,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做”,然后告诉他们合作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

    作为外来者,如何、多大程度参与到这些本土的自组织中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也是项目组区别于其他乡村建设力量的关键点,因为“组织化”如果不是真正的农民自组织而越俎代庖,以完成任务指标式“帮助农民”建立协会,这不过是精英组织农民,农民自己仍然失语。

养鸡协会是项目组根据需求评估做的唯一的经济子项目。按照去之前的想法,该村地处著名相声演员牛群任副县长的蒙城县,项目组试图帮助农民建立养牛协会。但根据调查统计,村内有许多养鸡户,他们在购买饲料、疫苗,出售成鸡等方面有诸多共同利益。2004年7月,在项目组的帮助下,于灯甫等8名养鸡户最为踊跃,每家入股3000元,作为协会的运作资金,并选举了协会的组织机构。协会的主要业务是统一进购饲料和鸡药,但协会章程并没有对进购价格、加价幅度等重要环节作出约定。

协会一成立就发展迅猛,先有二三十家养鸡户加入。他们团购饲料、鸡苗等引起了其他村、镇养鸡户的关注,甚至一度突破社区界限而成为一个跨社区组织。在这期间,协会通过统一购买饲料和鸡药每棚鸡约能节约1000元左右的成本。当时,赚了钱的养鸡协会主动提出把协会部分利润“为村民做点好事”。

然而好景不长,至2004年12月份协会已经矛盾丛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向,一、面对市场价格的频繁变动,有时进购一批饲料或药物后,市场价格突然降低,而进购者仍然以较高价格卖出;二、财务制度不清,会计和出纳均由一人担任。许多会员质疑外出采购的费用报销问题。最终把矛盾表面化的是争夺上级支持的1万元资金,会计于志田为了表明清白,自己掏钱补齐了帐目上的1000元缺口,而负责进购饲料的会长于灯甫和负责进购药品的赵西才、于怀鼎则形成了对立的双方。

去年年末,项目组成员刘李海告诉我,养鸡协会恢复正常运作了,会长彻底退出协会,出外经商,而副会长重组协会。这表明,养鸡协会已经顺利渡过了第一次危机。

    协会内部出现矛盾后,项目组一直试图寻找专门人员,对会员进行基本的财务制度、业务流程控制的培训,但因为项目组工作不力,一直没有进行,也未找到相关专业且热心的志愿者。但我们始终相信:这些事需要专业人士来做,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志愿者,而不仅仅是仅仅对他们宣讲:“你们要合作,一定要合作。”

    另外,项目组一直尝试进行新的经济合作子项目。如2005年元月,项目组专门就筹建住宅合作社立项,并进行了充分的调研。村内有许多村民有建新房的打算,住宅合作社试图让他们在购买建筑材料上进行合作,建立一个单纯的消费合作社。但因为建房宅基地等问题,我们无法干预,此项目在初次调研后并没有进入运作阶段。

    2004年暑假,项目组曾尝试开展“劳务输出和家政服务公司”子项目,帮助岳东村的闲置劳动力转移出去。当时,项目组专门与一些高校后勤集团商谈并找了一些愿意参与的村民。但因一些原因,这个项目也没有正式开展起来。

    金融合作是实体经济合作的助推器,只有实体经济合作而没有金融合作,实体经济肯定不会壮大。但目前项目组尚未涉足这一块,它需要更为专业的风险控制、更为理性的合作意识。

    (二)文化项目

    文化是社区综合发展的重要一环,相对于经济项目,它有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农村社区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建立村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复兴民间社会的过程。它通过新型社区秩序的建立和文化认同,使社区成为村民愿意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当然,乡村有强大的文化资源。一方面,革命时代遗留的文化资源。对比于一些人所主导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和农民一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自称为“红军”等等,试图利用这种文化资源促进农民合作。另外,各种宗教组织在农村发展迅猛。有学者认为,宗教力量也被人们认为是进行农村社会复兴的一个契合点。

    然而这两点,我们都没有“涉足”对于革命时代的文化记忆,我们去理性记录,比如通过老人的访谈,记录那个时代他们的生存状况,但项目组反对以唱革命歌曲、搞目标比赛的形式进入任何项目。宗教是个“敏感地带”,基于长远考虑,我们没有涉足。

    岳东村地处皖北,没有南方传统的宗族组织,也没有形成北方大聚集的村庄社区。如何找到已经破碎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是难题。文化项目主要包括图书馆和信息室建设子项目,社区报子项目、文艺联欢和夏令营等子项目。

图书馆是在项目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一段时间,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两名馆长每周周末负责管理,200多页的借书登记本记得满满的,半年多时间未丢任何一本书,每个周末,图书馆便挤满了来看书的中小学生。

图书馆子项目开创者是中南政法大学的郭唯家,之后有三位负责人接手。2004年7月,项目组专门对该村村民阅读及文化状况进行了专门的调研并筹划成立图书馆。10月,从各高校捐献的书籍(注:大多数捐献的书籍被卖掉,再购买适合农村的读物。)被运到岳东,此后,又在武汉高校发起过多次捐赠书籍活动,并且得到了蒙城县图书馆的支持和援助。至去年末,岳东村图书馆共有藏书1100多册,按照农业科技、法律、文学、课程辅导等分为9类,并编上号码。

项目组从图书馆的选址、赠送书籍的种类到如何协助制定适合乡土的管理制度、调查主要读者的爱好等,每一步工作都做得非常细致。当时,项目组还试图专门派人去考察山东的小河图书馆,并准备专门建立一个小型网站,专门关注乡村图书馆面临的困境和分享管理上的经验,但因为经费短缺,此事一直没有着手去做。nEO_IMG__MG_6749

图书馆子项目运作经历了一个波折,这个波折最终导致了目前图书馆子项目的停滞。去年暑期,副馆长向项目组提出“要适当给点工资”。项目组为此事考虑了几个晚上:1,为社区服务获得酬劳是应该是,但如果给了这个项目负责人工资,那么是不是其他项目也要付工资呢?2,图书馆是他们社区的资产,即使给工资也应由村委会交给他。最后,得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项目组出大头,村委会出小头,项目组出资的比例将逐年减少。然而,今年正馆长随儿子去县城,副馆长在始终未得到村委会那份工资的情况提出辞职。

    目前图书馆遭遇了一些挫折,一些书籍流失,而且至今没能找到稳定的管理人员。但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乡村图书馆事业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或许需要更长时间的耐心去做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与图书馆并称的子项目是信息室,最初我们捐赠了一台电脑,现在添置到三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在乡村,这些东西在乡村肯定是“新玩意”。最先想学电脑的是村干部,因为他们需要打印文件。项目组开展了几次简单的培训,但我们指导的几个人仅仅会开关电脑而已,当地的一些高中生则把它当成了临时免费的网吧。要在传统乡村,普及这样现代科技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拼音都不会。当信息时代到来,社区发展不仅要弥补工业化带来的城乡裂痕,还要弥补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

    除图书馆与信息室项目外,社区报是当时做得较好的一个项目。这个仅仅属于700多户人家,靠项目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免费发放的报纸初创于社区发展综合实验揭幕仪式,当时只A3纸大小。之后的两期实现了质的飞跃,印刷上采用了报纸纸;文章选取上,尽量采用当地人的文章,或写当地人的文章,并且免费登一些村内的小广告、祝福语。

    这份报纸名称为“(岳东)社区发展通讯”,“岳东”两字竖排,其他的横排。项目组一直在推动这份报纸彻底本地化,试图建立起以当地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采编队伍,第3期的报纸专门刊登了一文:《办一份岳东自己的报纸》,明确告诉村民,这份报纸不仅属于你们,而且报纸的内容也属于你们,“记岳东的事、登岳东人写的文字”。在文章上,除征文获奖的学生作品外,有志愿者的日记散文,有项目组的活动公告,有村支书的工作计划、有针对当地气候特点的农业科技知识,有最新的法律政策介绍,有评论文章和祝福语。为了表彰老馆长的贡献,第3期的报纸还做了一个“老馆长与图书馆”的专版。目前,该报已出过4期。

    项目组一直在探索如何利用参与式工具让岳东村的所有村民、小孩都参与到我们的社区发展中来。2005年,我们先后多次举办了与当地大学生的联谊活动,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为以后的社区发展综合实验寻找到了另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暑期,项目组会组织中小学生的夏令营活动,让他们去收集村内的垃圾,做一些小调查等等。寒假期间,办一场联欢晚会,让当地的老艺人表演传统的戏曲,志愿者和当地中小学生则带去了现代的城市里的歌曲和舞蹈。

    另外,广播节目是文化项目的一个方面,广播内容包括最新政策法规、故事、歌曲等等。后来根据村民的意见,傍晚播放村民喜闻乐见的当地戏曲。另外,还让当地学生为父母、朋友点歌,让当地学生自己做播音员,别有趣味。

    (三)公益项目(村庄规划和住宅设计)

公益项目是相对于经济项目和文化项目而言,它没有经济项目所具有的直接经济利益驱动,也没有文化的连接纽带。在岳东村,公益项目主要是围绕北后于自然村的规划进行,包括村庄规划、房屋设计、环境保护与卫生整治、推广沼气池等。

    北后于自然村是岳东行政村中规划最为混乱,卫生状况最差一个村。村民的小四轮车已经开不进村、牛羊拴在大门口、畜生的粪池设在门前。一到下雨天更是污水横流,无法步行。村民对村内的道路、卫生状况有极强烈的改进愿望,而没有外来力量的激活,他们已经形成的一种利益平衡难以打破。

    村庄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主要由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建筑等相关专业的志愿者承担。整个过程,村民都参与其中:绘制自己村庄的地图、绘制当粗略建筑结构图等等。2005年底,项目组不仅带去了专业的村庄地图,还设计了根据当地结构改进的建筑模型。然后,项目组再次把地图和模型带到村内,让他们提改进的意见。有一些村民已经拿去了设计图纸,准备按照改进通风和卫生设施的图纸建新的房屋。

    同时,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保护协会承担的环境调查也做了比较扎实的工作,在四期项目中完成了几百分高质量的问卷。他们专门去附近乡镇考察沼气池建设情况,让农民知道建立沼气池要多少钱、要有什么条件、要做什么。

    疏通村内道路是村民对项目组的最大期盼,但这必须拆除一些安身立命的房子。项目组试图通过成立村庄精英组成的公益事务理事会协调村庄规划,但在筹备建立公益事务理事会项目的工作交接上做得不是很好,多次重复调研却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操作,导致并没有达到双方预期的比较好的结果。项目仍然在继续,这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四)公民权利项目

    公民权利是个宽泛的概念,甚至可以说,社区综合发展实验的立足点就是基于公民权利的行动,即充分尊重他们的自己的权利,并激活他们的权利意识的一个过程。

普法协会是公民权利项目的一出大戏。2004年7月16日,项目组组织了一次观摩影碟的集体学习会议,会议开得异常热烈,并决定成立岳东村普法协会筹备委员会,推选了退伍军人李文勇为筹委会主席,并确定了筹委会的责任和具体工作。7月22日,普法协会“正式成立”,普法协会成立大会上,会长表明:普法协会是村委会的参谋,协助村委会进行村民调解工作。同时,村支记和主任均为普法协会的顾问。23日,项目组试图去县民政局注册,但被以“已存在同性质协会”为由拒绝,但未注册并不影响它在社区内发挥作用。

年初,普法协会会长要求罢免的情况完全出于项目组意料之外,普法协会已成为岳东村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团体,它的成立意义已超出了当初“法律学习小组”的范畴。今年1月15日,普法协会在村委会召开会议,秘书长戴文生带头提出罢免现任村主任的提议,“村主任应接受村民的监督和质询,要公开帐目,否则联名启动罢免程序……”

目前,该罢免动议在提出之后并没有进入具体运作阶段,相反提出罢免的人反而在各种利益关系和斗争中被边缘化。

不可否认,普法协会里面存在一大批希望通过协会获得威望,从而在下一届村委会选举中具有优势的村民。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因素,至少可以促进他们去为村民做事。

    提高农村妇女的地位也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一部分。2004年底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蔡小燕负责了新的项目——筹备妇女识字班。但这一项目在需求调研后便停止,一是项目组当时人手有限;二是妇女对识字班的需求不大,普遍认为“待在家里,不需要认字”。当然,要真正办识字班可能需要一种传教士的精神,从文字的起源,结合文字的文化历史来讲,从文字中寻找故事,从生活中发现文字的趣味,让农村妇女不仅仅是像我们在文化的沙漠上背诵英语单词一样记忆汉字。

    村委会是村庄权力的核心,其态度也直接影响到项目组工作的进行。去年年初的岳东村换届选举,项目组专门派出3名成员进行观摩。

    (五)服务项目

    社区发展不能遗忘任何群体,尤其是村内的弱者。因此,项目组每次进入都会专门去关心村内的五保户等困难群体,送一些衣物等等。

 

    行动者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沉思,并时时警惕自己:走好每一步,一点一滴探索,以力求成功的心态去做好每一个项目。坦诚做人,塌实做事,独立思考。

 

    一个团队的对外行为方式与它内部的工作制度和文化密切相关,社区发展实验也是如此,它面临一个庞大的管理难题:如何凝聚一批人负责任地做事?而且这个事似乎与追求财富和地位的主流的价值观并不相符的,深度村庄进行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项目总负责人具有强烈“立德、立人、为公”的知识份子情怀,它推崇一种基于理念相投的自由合作。他把曾参与一系列NGO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融入整个团队及实验项目,并且采用了国际NGO通行的参与式方法与工具。

2004年4月中旬的一次会议,项目组成员投票产生了团队的名字:济和。“济”源于《国语·郑语》中“和实生物,同则不济”,韦昭注曰“和,谓可否相济。”“和”则源于《论语·子路》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否相济,和而不同。”—

—它强调在尊重个性基础上的合作,而社区发展实验团队是发挥大家个性和专长的一个平台。虽然至今为止,“济和”仍然没有注册,但它是团队的一个心灵家园。

    内部工作制度分为三大块,即项目制度、后勤制度和档案资料制度。

    团队运作模式图示:

 

项目统筹
资料支持
后勤统筹

 

 

 

 

 

 

 

 

                       图2:社区发展综合实验团队运作模式图

 

   项目组把每个独立的事务称之为“子项目”,如公益事务理事会子项目、广播台子项目等等。在项目运作前,各子项目负责人要拿出项目计划书,项目组必须列明的项目基本内容,如预算、时间、执行人员、工作与方法、后勤需求等。项目运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子项目的负责人同时可能又是其他子项目的成员。2004年5月,项目组制定了《济和社区工作行为规范》,其中对项目管理制度、例会、后勤、财务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资料保存和理论反思总结是项目组非常重视的另外一项工作。笔记本,数码相机和DV摄像机是项目组常用工具。这既是为社区发展实验提供了历史档案,也为团队工作的继承提供便利。

    后勤工作也由项目组自身承担。财务上,我们自己独创了“日报日结,经手人汇报,负责人签字”的方法,每天晚上的项目会议之后,财务负责还必须核对每天的帐目。生活上,借用当地村委会的办公室和厨房用来住宿和做饭,志愿者轮流值日,负责后勤工作。

    项目统筹、资料统筹和后勤统筹三大块互相合作,形成一个团队的内部管理体系。每天晚上的工作会议和会议后的子项目讨论则完成庞大的内部信息沟通和交流,同时也在会上探讨项目方案的改进和对学术观点的辩论。项目负责制使我们推崇细致、严密的工作态度,通过调研,找出问题的原由,然后共同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整个项目运作过程犹如工厂的生产流程一样,每个人任务和责任明确,有条不紊。

    专业的培训对一个团队必不可少。2004年7月,项目组专门对全体成员进行了若干次参与式理论、有限政府与治理理论及项目管理的培训。

    此外,项目负责人始终在推动一种开放的、坦诚的、负责任的、人本的内部文化。项目组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她不带成见地欢迎任何人的加入,无论他(她)的观点和知识背景如何;坦诚和人本性是一致的,项目组鼓励反思和批判,并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观点和个人选择,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和特长。项目组倡导一种“我们没有秘密”的文化,通过网站,把能公开的资料全部公开。

    另外,团队内部非常重视理论指导:一方面,社会调研的基本工具和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另一方面,社区发展中碰到的问题需要专业知识去解决,如图纸规划、建筑设计等等。读书成为团队内部的一种文化,我们认为读书可以获得知识,增加阅历;而一个人的权利能力从根本上体现在其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意见并表达这一意见。

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时候是在沉思,并时时警惕自己:走好每一步,一点一滴探索,以力求成功的心态去做好每一个项目,坦诚做人,塌实做事,独立思考。

 

    机遇与困境

   

    ■如果说,新农村建设应由政府主导,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以外来资源注入村庄为契机,激活农村民间力量的过程,它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和社区文化的复苏。

    nEO_IMG_P1120246两年多的社区综合发展实验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岔路口,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值得进行全面的总结。

    从项目本身来看,各子项目呈现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的已经超出项目组预先的轨道,表现出了社会实验极大的不可控性;从参与该实验的各方力量来看,当地村民对项目组从初期的“希望带来很多资金”,到现在心态基本平和。参与项目的村庄精英也和当初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出于自己多种考虑,或沉寂或积极亢进。当地官员比当初更明确了以本实验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的好处,但却比当初投入更少。

    当发端于民间的这场实验成为被关注的样板之后,成员的价值理性可能被外界的工具理性所覆盖,即为了出成绩而去做实验。如果急躁的情绪一旦产生,那么我们的行为很可能就为了促进某个目标、某个数据指标而行动,而放弃本身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而部分老志愿者因个人原因都慢慢淡出,人员面临更新。项目组一直试图打造的稳定的机构始终没有实现。资金不足一直是困扰项目组的问题。据最新的结算,至今全部项目经费不足2万,许多费用是由项目组成员垫付的,这里面还包括赠送电脑、书架书籍的费用等。资金不足,人员流动过大,而机构尚未建立,这限制了项目组更深入地进行项目。

    资源匮乏是中部农村的典型特征,这使得安徽实验更为艰难。相对于城市,萧条的村庄社区难以承担合作组织的成本。项目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但本身并不能直接输入资源。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对我们是一个机遇,也使我们更充满紧迫感。社区发展实验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业,它是一个发育民间社会、激活村庄内部潜能的过程。如果说,新农村建设应由政府来推动,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以外来资源注入村庄为契机,激活农村民间力量的过程,它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和社区文化的复苏。

我们承认,在这个正在进行的社区综合发展实验中,我们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一些项目陷入了困境,甚至可以说是失败,但我宁愿说:这是一次尚在进行中的理想之旅,他不是构造理想社会,而是带着社会关怀、从现实出发的一次学术实验,它还未完成,可能在遥远的未来。

(本文的完成,要特别感谢项目总负责人彭大鹏对我的多次指导和对文章的精心修改,也感谢项目组全体成员对文章提出的许多中肯的意见。)

 

(本文发表在<中国农村研究>2005年卷)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