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的政经形势一直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客观环境变化引起,也有主观变革所致,其复杂性可能为近年之最。

在官方的表述中,2014年的国际形势 “错综复杂”,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则是“极为繁重”。

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宏大的国家制度层面,也深刻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政治氛围发生了持续性的明显改变、经济领域的新旧产业激烈变革,每个人都需要在这场新的变革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新常态”是统领今年经济工作的主题词,这个词在2014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但它不仅仅可以用于描述经济领域,政治及社会领域亦是如此。但是,对于为什么会出现“新常态”,至今的认识仍然相当不足。这种认识的模糊,带来了改革推进的难度。因此,今年的年度分析首先对出现中长期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分析2015年的政经走势和改革动向。

总体而言,2015年的政治形势比2014年更加稳固,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但是改革所要闯入的深水区则却要超越2014年。2015年,政经形势的总体平稳应无疑问,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会增多,不排除局部地区、领域出现一些不平稳的现象。

一、如何认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任何的变化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它一定是一定领域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2014年左右的形势恰是如此。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变化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化的冲击导致新的社会生产模式和运行机制雏形初现,但对这一新情况的应对严重不足。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起初,人们对这些新名词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个别产业的影响,如传媒、中介行业。而今,人们发现,其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此,它带来的是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

信息传播方式的去中心化和大数据运用结合起来之后,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和服务体系都要发生变化。过去,市场运行的源头是供给方,由其分析市场、制造产品、建立销售网络,而今模式变了,消费者不需要通过层层经销商网络才能与生产商建立联系,他们可以直接提出要求,然后再进行生产。生产和需求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行业都要受到影响。

新的生产消费体系为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带来了可能,同时也给制造业带来了更大的难题,过去整齐划一的规模化生产不一定受到欢迎,相反“小的就是美的”生产模式受到更大的欢迎,他们通过大数据找到隐藏在世界各个角落各种偏好的用户,满足每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一个行业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崛起,也可能在很短的时期死去,小米公司的崛起和传统家电企业海尔的转型即是典型案例。这要求更加高效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更灵活和便捷的金融体系、创业投资系统、企业登记注册系统和生产服务系统。过去,处处审批,偏爱规模效应的管理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了。因此,行政管理体系的变革十分紧迫,僵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权力控制体系会扼杀新经济的成长,阻碍一个信息化和扁平化社会的到来。

2014年年初,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并非空穴来风,除了网络安全因素外,信息化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未被充分认识。年底,国家互联网大会召开、网信办主任鲁炜访问美国,未来几年这些领域的走向需要密切关注。

第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可能要出现一些变化。过去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落后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主要体现在物质生产不够丰富、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

但实际上,现在的物质生产已经极大丰富,并且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单纯物质层次的需求大多已可以满足,但是矛盾在于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和新需求。如何让社会化大生产和个性化需求对接成为主要矛盾,而不是物质生产的多少问题。追求清洁的环境、精神文化的享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等新需求不断呈现,但满足这些需求则面临着严格行政管制体系。

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战略构架不再是物质生产促进型,所有的制度不应当是朝向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这些追求和过去大力促进物质生产的思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旧体系仍在,新的对接机制尚未建立。

第三,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中国人均GDP还只有6000多美元,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体,不仅仅通过贸易影响他国,而且也正在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影响他国,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入即将超越FDI。人民币国际化才短短五六年时间,已得到迅猛发展。同时,在政治领域,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国际责任,2014年美国打击ISIS,国内外都呼吁中国政府也参与其中军事行动,阿富汗新总统访华,中国在政治领域需要对这个似乎被遗忘的邻国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和东盟经济关系深入后需要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如果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她一定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庞大的、制度体系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外交思路需要发生变化,不能简单地韬光养晦,而必须有所作为。中国的所有政策也必须不仅仅考虑国内因素,而必须统筹内外,考虑对外部的影响和外部的反应。

正是上述的深层次的变化,所谓的改革,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变革。从根本上而言,是在信息化冲击、社会主要矛盾局部变化和世界格局调整之后,上层建筑作出的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趋势而作出的应对。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上述几个方面情况的冲击,在未来若干年会进一步显现。但改革的力度目前还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以上是对中国中长期变革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下面回归到对2015年政经走势的分析。

二、2015年政经走势分析

经过十八大以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刮骨疗伤的反腐运动,在2015年政治形势的稳定几乎没有疑问。

但是,政治形势的稳定并非轻易可以得来,2014年的上半年的反腐和政治权力结构重塑也曾一度带来对反腐是否可控、何时为尽头的担忧。

政治形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推进改革的前提。2014年,政治权力的重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周期,但以徐才厚、周永康案落定为标准,基本告一段落。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得以在2014年下半年密集展开。

但是,政治权力重塑在2014年并没有完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机构——国安委,至今只公布了其召开第一次会议的信息,这个新设立的机构许多信息仍然不全。2015年国安委的运作情况值得高度关注,一旦这一机制运行平稳,在涉及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变革一定会加速。

中国高层政治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集体负责制变成了最高领导个人负责制。2015年这种变化还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对这一新变化的讨论在2015年肯定也会继续增多。这是其一。

第二,纪委“复位”成为近年来最明显的党内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按照党章规定,纪委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而非政治局,这意味着本身就可以对政治局及常委会进行监督。纪委不仅仅横向重构自身和其他机关的关系,在垂直体系上也完成了以上级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反腐进入下半场,制度建设更为重要,2015年纪委体制机制上的任何新举措都值得关注。

第三,以朝向十九大的眼光来看待2015年省级地方大员和部委负责人的变动,其变动仍不会太快,但应会超过2014年。十九大召开的2017年,全国将有8个省区的书记超过65岁,6个省区的书记刚刚65岁,2018年将有三个省区的政府负责人超过65岁,这些年龄将超任的地方大员是否会退居二线、什么人将会填补空缺值得关注。

在2014年的人事调动中,一批官员填补了反腐留下的空缺。在调动中,产生了一批政治新星,如李希、何立峰等人。2015年,政治新星会更多地出现。

第四,条条块块的权力在一些局部的领域,在2014年已经发生调整。如不动产登记等一些具体的监管领域。这些变化在2015年会加速。在久拖不决的条条分割的领域,如食品安全、市场监督执法(工商、质检、药监等)、海洋管理、债券市场管理和海洋管理等领域可能会进行更多的改革,强化市场监管会是2015年延续2014年的改革主线条。

第五,2014年,亚太地区十分不太平,中美之间的军机一度在南海十分接近、中日几乎处于擦枪走火的边缘令国际社会忧心忡忡,南海问题也上一度沸沸扬扬,这些问题2014年表面上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矛盾仍无破解。2014年末,台湾地区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可能又增添这一地区安全问题上未来的不确定性。

第六,以上所述,均非中国政治领域最艰巨的挑战。最艰巨的挑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让反腐高压下的官员,既要不贪,又要干事。这种转型,仅仅靠中央监督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开启地方人大、民众有序的监督渠道,目前还看不到这方面强化改革的迹象。

在经济领域,在年终岁末的官方宣传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投资,这被解读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因为中国宏观经济最明显的失衡出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

但其实,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变化并不意味着结构的改善,因为贡献率考虑的是增量因素。投资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以第三季度的数据看,投资占比达到了85%,再创近年来的新高,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

而且,在占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投资中,房地产占比进一步增高。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的最大变化出现在房地产的长周期回调,从杭州楼盘降价开启的楼市下行风云,环绕全年,地方政府的放松和救市从遮遮掩掩到光明正大,直至中央层面的930新政救市。新政短暂促进了部分地区的成交量回暖,并带动了土地价格再次暴涨,但是房地产库存压顶,库存增速远远超过成交量的增速,明年下行压力会继续加大。

受债务总量、财政减收的压力,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不可行。2014年,中央政府使出浑身劲数试图拉动民间投资,如发改委和财政都在推进PPP模式,但目前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消费和出口领域,几乎不可能指望其会取得突出的成绩,美元重回强势、国际油价暴跌对中国经济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评估。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旧的增长模式陡然失速。2015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一定不会好。

面对这些难题,需要回到一个本源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到底是多少?

如果不考虑前提条件,在老模式下探讨增速问题,显然没有价值。但新的增长动力形成需要人力资本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充分发挥、体制机制改革到位,可目前无论哪个方面,都非一两年之功可以实现。

不过,影响增长的还有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变革可能会提高增长,尤其是吸纳被低估的服务业增加值,以及将研发支出计算进入GDP。

对2015年的区域经济走势,还需要密切关注受经济下滑等因素影响,支柱产业遭到重创的地区,如黑龙江、山西和河北等地。

另外,2014年末,股市的繁荣会对中国经济走向带来新的变量。因为房地产库存压顶,而房产是这些年国民投资的主要渠道,吸纳了大量的资金。如果拥有多套住房的人群大量抛房入股市,对房地产业会带来更大的冲击。2015年,中国也许需要一份应对房地产下滑的预案,这份预案应该测算对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银行抵押品价格和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以及对水泥钢筋建材等行业的影响分析。鄂尔多斯和温州的案例仍值得深入解读。

以上是对2015年政经走势的初步分析,此外,社会领域的变化同样值得高度关注。2014年,就业形势取得良好成绩、网络言论的得到加强,普通的群体性事件并没有大规模发酵,但是因为经济下滑,持续多年的工资水平上涨趋势在2015年可能会回调。这对社会稳定可能会造成新的影响。

和新疆有关的暴力恐怖事件在2014年初呈现向内地蔓延之势,但在下半年这一形势又有好转,因缺乏资料,这个领域的变化还难以评估。

三、2015年改革前瞻

2014年的改革呈现明显的上下半年的特征。上半年进展缓慢,深改组也仅仅只开了两次会议,而下半年改革加速,深改组召开的会议次数明显增多,在地方债、农村土地等一些深层次领域开始推进改革和改革试点。

2015年的改革进展同样要考虑到政治权力重塑进程,这是改革得以推进的前提。在2014年,中央深改组的会议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节奏,改革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推进,而且即使会议召开过后,大多数改革方案并没有公开,而是有待具体部门在落实中调整。2015年改革可能继续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一些重大改革可能出乎意料地被加速推进。

按照去年年度改革前瞻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同样将改革分为两大板块,第一部分是经济改革,其中核心是土地、利率和汇率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这是经济改革核心中的核心。今年的分析会将“建立全方位的开放体系”和“宏观调控”也放到这个部分分析,因为这些和利率、汇率制度都密切相关。另外就是基本的市场体系建设,包括产权、反垄断、国资改革等等。

第二部分是与政治有关的改革,主要包括这两年一直在推进的行政审批权改革、司法改革和2014年启动的财税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新兴的消费体系密切相关,也放在这部分分析。

(一)利率、汇率和土地制度改革

对于解决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仅仅站在国内的角度看问题显然不够,而要有全球视野和眼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配置全球资源首先要考虑的是汇率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近年的汇率急速升值也导致了加工贸易受到较大影响。

2014年,人民币两度出现明显的下跌,引起市场的广泛讨论。而据央行官员的说法,即期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动期间由1%扩大到2%,从第二季度开始,央行基本上退出了日常外汇市场干预。虽然2015年国际经济形势仍十分不太平,美元加息,日欧继续宽松,但汇率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汇率的波动区间可能会继续扩大,市场需要做好准备,也许人民币会出现更大的跌幅,央妈不管不问。但是,多大的波动幅度是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围,目前仍不清晰。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资本项开放的问题,虽然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但全面的开放不会在2015年到来。扩大QFII和RQFII,开通沪港通都是增加了资本项下的流动渠道,但这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2015年,重点需要关注自贸区账户体系可能的创新举措,包括一直在传言中却未落实的个人跨境直接投资。

国际收支的平衡还带来了宏观调控的新问题,因为过去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释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而今,顺差减少之后,外汇占款相应减少,但市场需要更多的流动性。这也许恰好为居高不下的存准降低提供了空间,2015年降低存款准备金可能不只一次。

除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外,利率市场化也一直在小步快走,无论同业大额存单规模扩大,还是存款保险制度推出,都是在为利率市场化作准备。但是庞大的银行利益集团,不可能允许改革很快到来,虽然今年银行存款在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业务的冲击下已大幅减少,但利差仍是其主要收入。

利率市场化改革另外的难题在于,其改革需要在可控的前提下实现。但是,目前中国的资金价格市场传导机制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央行在2014年试图通过既管总量又管结构的“定向调控”来解决部分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效果存在争议,因为定向实际上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另一种不公平。

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未受监管的各种金融业态在大力发展,其中最大的部分是未计入存贷比的银行非标资产。市场资金价格由各种因素影响,如果银行自己都实行两本账、两个价格,其中一个接近市场价格,却无法被监管、测量,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改革的方法有些类似于对地方政府债的管理,开明渠堵暗道,将非标资产纳入正规体系管理,将地方债纳入正式的债券市场。同样,健全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形成机制也是在为利率市场化作准备。如果要继续推进这项改革,货币的相对宽松不可避免。

与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密切相关的是投融资体制的改革。2014年宏观调控的主线条除了加大棚户区改造、铁路和水利工程投资外,就是千方百计吸引民间投资。2015年,既要关注为稳增长发改系统储备的工具箱,又要关注各类促进民间投资的各类金融创新手法。

除利率和汇率问题外,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会在2015年全面展开,因为试点才刚刚推出。但是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很低,内外价差很大,背后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而要求扩大规模、增加投入,提高农业的竞争力。这要求土地更多地被集中使用。工商资本下乡由过去处于无监管的混乱和总体抑制政策,转变为在有监管条件下的允许,但不会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如果改革节奏、力度把握适当,这场改革会有一石三鸟的功效。

2014年的全国的土地出让收入数据尚未公布,目前情况不明,但一线城市肯定不会低。2015年房地产投资会继续下滑,土地市场不会火爆。但即使如此,公共财政也需要更多地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收入,纳入统一监管的轨道。当然,改革需要一段过程,2015年不可能完成。

经济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近几年均实行了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此2015年的CPI很难走高,这既为货币宽松创造了条件,也为各种久拖不决的价格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基本市场体制改革

在基本市场体制改革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国资改革。虽然这项改革在2014年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改革意见,国资委也选择了部分央企试点,“混合所有制”这个模糊的概念被热炒。但目前国资委官员讲话透露的信息来看,2015年的国资力度会相当大。这对推动民间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大大有利。除国资外,涉及外资相关的法律,在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的统领下,相关的三资企业法可能也会得到修订,以推动进一步的开放,维持FDI的稳定。

涉及到企业兼并、重组、反垄断和破产的相关法律制度,2014年的加强监管执法属于个案方面的,但中国经济真的去杠杆,必须要经历一场庞大的重组、兼并过程。2015年,在这方面或会有更大的动作。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是2013年和2014年政府改革的核心事项之一,但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审批权改革,可能不仅仅是按数量来减少,而是要划分一份清晰的界限,用负面清单的模式,一扫彻底。除关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缩减的负面清单外,2015年还需要关注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更激烈的动作——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为了解决2014年一直未能处理好的企业融资成本问题,2015年在债券市场的建设、监管,股市的注册制、民营银行的设立等方面,可能都会有进一步的动作,以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

养老金并轨改革的消息也在2014年底得以释放,但改革肯定不会在2015年实现,不过公务员工资的调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到来。

对外部而言,除一带一路等区域整合战略外,更应紧密关注中国和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的进展,其中包括和美国的投资保护协定、ITA协定,中日韩、中国和海合会、以色列、东盟10+6等各类自贸区的谈判,这些谈判不一定马上达成协议,但2015年肯定会开启很多双边的自贸区谈判。中国也由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变为进口鼓励型,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在2015年还会加速出台。

(三)创新驱动战略

2014年从深改组会议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创新驱动战略一直贯穿始终,以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方面的改革正在展开。虽然科技体制改革不会马上带来促进增长的成效,但效果会在更长远的未来释放出来。2015年,科技领域的改革还会加速,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促进创新驱动的政策出台。一些领军型的重大科技项目也值得关注。

以上是对经济改革的分析,下面是与政治相关的改革。

首先要关注的是司法改革,正如上一年度所预测的,核心的改革目前仍未全国铺开,而是在局部地区试点。核心难题仍然是人财物的统一管理问题,这不仅仅涉及到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更涉及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省级统筹的工资水平也会发生改变,富城并入穷省难度很大。但是,2015年新增了一个难题,即员额制,一般来说法官、检察官占比不低于33%,剩余的均为司法辅助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从目前的进展看来,在改革的细节上,2015年或还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改革推进无疑问,2015年这项改革如果能在全国推广,速度就不算慢。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这是和三中全会文件并列的重要文件,除司法改革外,涉及的问题更为深远,其中提及立法、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要改革,可能要动权力结构,要真正建立监督体系。在一些具体的方面,要关注立法法修订及在保障机会公平、国家安全、互联网领域的立法,以及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在法律审查方面的工作,行政综合执法方面的改革等。

财税改革同样可能是明年改革重头戏。2014年底,从预算法的修订开始,启动了一轮地方债的改革。近年来地方债务的各种小风险不断,从云南城投债停止付息风波,到今年山西一款短融券出现兑付危机,地方债成为中国政府畸形膨胀的肿瘤。

改革先要切除肿瘤,这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并加剧经济下滑。但改革势在必行,2015年的财税改革应会在更高的视野层面讨论或者启动初步,比如央地之间事权的划分,也可能启动要到2016年。这些涉及重大体制机制变革的事项,都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而可能需要更长的历史周期考察。其影响及具体的走向,也需要在2015年的月度政经分析中密切关注。

中国政治运作的核心在执政党,而目前为数不多的党内规章确实对于内部监督、内部管理远远不够。在反腐之外,2015年党内的制度建设同样值得关注。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的运作规章、地方党委常委的运行规则细则等等。

在社会领域,笔者维持去年对此领域的评价,认识仍远远不够,达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水准,但改革的急迫性却一点也不亚于经济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主要是放开公共服务,平等对待国办公共服务单位——事业单位和民营机构。

民众新的消费需求很多来自公共服务行业,无论是政府提供的,还是事业单位,如医院、教育等各领域。这些垄断领域如果能打破国有民办的差异,让民办机构享受同等待遇,不仅仅能拉动经济增长,还能促进社会和谐。

(本文于2015年1月首发大公网,已被中信出版社《2015小趋势——读懂新常态》一书所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