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翻开的这一页要为你展现的是2015年-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的全景,一幅貌似悲观,期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这个经济大图景中,许多工业行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乐观,需要找到办法化解;但与此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和大消费领域,不仅仅感受不到丝毫的寒意,反而正在经历一个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分化的现象,一些海外投行甚至将中国的新兴产业命名为“新兴中国”,这与传统中国的行业相对应。但是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时,同样孕育着希望和机遇。而在火热的新兴产业中,也并非遍地是金,同样面临着新业态的冲击。而且,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都面临着门外野蛮人的“觊觎”——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正在不断地上演,跨界的融合也成为经济的新常态。

在农业方面,粮食内外价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这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在服务业领域,仍然面临着许多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和内部保护,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

因此,需要更加深入理性地把握正在发生的变革,认识原因,看清趋势。本篇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大进大出”难以为继

困难的行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困难?兴盛的产业,为什么会如此火热?对于原因的分析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我们要进行改进的话,会采取什么办法。

2016年是中国重新加入世贸组织的15周年,中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实现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并将经济体量推至世界第二位的水平,但中国可能仍然是全球化的小学生,对全球经济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仍十分不足。

中国已经习惯了外部旺盛的需求,并且自然选择了 “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中国在进行重大经济战略布局时,仍是按照世界需求不断扩张的模式进行的,却没有及时意识到,世界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这体现在对出口增长目标的认识,前两年,虽然有各种政策支持,但中国每年设立的外贸增长目标都无法实现。今年虽然也有类似稳外贸措施,但新的判断基本一致:世界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内部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改变。而且,出口形势的变化是全球贸易萎缩造成,中国的实力依然强大——出口份额其实并没有降低。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党校的公开课上所讲:现在我们发现“大进大出”老路已难以为继。这导致了一些重大的战略布局遭遇到阻滞,过去按照高速增长不变前提下的高投资无法消化,产能过剩愈加严重。

2015年,世界经济的震荡进一步加大,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连连暴跌,这与中国需求放缓有关,也反过来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2016年,中国的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开放的进一步改革已箭在弦上,中国不仅在贸易层面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也在金融体系上深入参与到全球体系之中,更需要认真分析其中机遇和风险,敏锐捕捉变化的苗头,这样才能避免和减少全球经济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另一方面,为什么新兴产业会出现火热的现象?这恰恰反映了之前供给体系的不足,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在传统行业的高端制造和高端装备领域,一直以来存在严重的不足,而一旦技术水平提升至可以“补短板”的地步,需求就会迅速提升。比如,中国每年仅仅进口芯片就要花费超过一万亿,如果中国能生产物美价廉的同类产品,需求不是问题。

另外一方面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虽然这些年在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已有很多投资,但仍然不够,尤其是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的交通。还有一些明显的短板领域,比如地下管网建设、停车场的建设,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再就是在高端的消费品领域,中国过去一直采取抑制高端消费的政策,导致这部分需求流向了海外,但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这部分供给也严重不足。这些领域的不足导致了当下的火爆。

但在这些供给不足的领域,又普遍面临着互联网的冲击,互联网已经成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对过去的生产模式、经营方式都带来极大的改变。因此,无论是制造领域的智能制造,还是服务业领域的新业态不断涌现都是新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果。这种变革并未结束,甚至可以说尚处于前期,未来的变化会更为激烈。

当然,目前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原因的分析大体一致,但对于主要原因却存在不同的判断。但政策层已经发出了清晰的信号,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力度,这也会给经济带来更多的后劲。

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那么,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什么?笔者看来,根本在于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也应是经济工作最核心的目标。

从农业领域来看,之所以出现了严重的内外价差倒挂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内外差异。虽然在免除农业税之后,农村得到了休养生息,但是农业技术和资本投入并没有增加,相反却处于停滞的状态。农业的生产经营制度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导致了国内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远远高于国外,但是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又不能一下打开国门,放开市场。短期内只能逐步改革,慢慢地调整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反映市场的需求。但从根本上需要改革土地制度,扩大土地流转范围,甚至更进一步地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推动土地适度的规模经营,从而增加农民对农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提升农业生产率。这个过程同时又与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及目前的房地产去库存联系在一起。

在工业领域,同样最根本的是要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就在于价格调节机制失灵,尤其是要素市场方面,包括土地、资金、原材料等方面。这些基础行业的价格调节失灵会导致市场的指挥棒出现错误,投资者决策也会出现错误。同时,过多的行政管制也是重要原因,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都是政府审批的行业。

另外,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指挥棒”效应影响极为明显,一个行业被树立成标杆了,从地方政府到企业,大量资源就会一窝蜂地往上冲,这种盲目的重复投资造成宏观经济的风险不断聚集,不同地区风险也显得同质化。

这样的例子近些年越来越多。比如,在中央政府推动的城镇化的思路明确后,让包括房地产及上游的钢铁、平板玻璃等行业仍不断地加大投资规模,导致现在房地产库存过高和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尾大不掉。

而今一些新兴产业,又在重蹈覆辙,市场总体需求并不大,技术水平也没有根本突破,但在各地政府并未经过严密的判断,就极力推广发展这些产业,并给予许多财政支持,这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十分普遍,为经济埋下诸多隐患。

这一问题与中央政府仍掌握过多的经济资源有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简单迎合中央的方向,却难以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特点,走适合当地的发展道路。中国各地差异甚大,中央应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去探索适合的发展模式。中央政府应当更好地提供经济信息的监测和分析,并向市场公开发布。

要改变这些现象,就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改革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格改革,让市场决定价格。另一方面是垄断行业改革,让市场主体可以自由进出绝大多数行业。只有市场准入和价格同步放开,才可能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体制。

内部改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的开放度,尽快推进中美之间的BIT谈判,促进相关的市场制度和国际接轨。

朝向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目标,中国经济在冲过这个攻坚克难的阶段后,会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