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岁末,寒冬腊月,只要没有风来,华北大地就会被雾霾锁城。辞旧迎新之际,站在新的时点上去展望未来,现在距关键时间节点2020年,只有4年时间。

2020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几乎所有的经济和改革目标都汇聚于此,比如“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比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再比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等等。

迎接这个关键节点到来的路途并不平坦,已经过去的三年时间,证明了改革带来制度变革的可能性,也昭示了既有体系惯性力量的强大,改革仍在半途。

刚刚过去来2015年,中国经济在“增速换挡”的下探过程中,仍然未见底部,但风险却在抬升,股市已经预演了一次流动性枯竭的危机。政治方面,继续推进的反腐已经在短期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惯性,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制度重建仍路漫长。副省级层次的干部淘汰率已大幅提升,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罪犯的局面仍没有改变。

2016年即将到来,反腐不会停滞,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反腐会继续发酵。在朝向十九大的布局过程中,新的人事调整可能会更为频繁。经济增速继续下探无疑,在供需两侧的政策发力都必不可少,但更需关注如何应对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开放的改革都会带来新的风险。这是一个窄门,需要高超的调控技术,在短期增长和长远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当下的情形让很多人回忆上世纪末的那几年,当时的经济同样遭遇困境,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带领下,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走出了困境(当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实现了新世纪以后“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目前,经济底部尚未明晰,谈论黄金时代为时尚早。依照往年的惯例,本文的分析分为三个部分:如何认识目前所发生的变化、2016年政经走势前瞻和2016年改革前瞻。

一、如何认识当下的变化?

对于增速不断下行的中国经济,如何认识目前变化的原因,这对未来的经济决策十分重要。笔者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 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全球经济的认识。

2016年是中国重新加入世贸组织的15周年,中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实现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并将经济体量推至世界第二位的水平,但中国可能仍然是全球化的小学生,对全球经济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仍十分不足。

中国已经习惯了外部旺盛的需求,并且将自己的发展战略定位为“大进大出”。中国在进行重大经济战略布局时,仍是按照世界需求不断扩张的模式进行的,却没有及时意识到,世界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这体现在对出口增长目标的认识,前两年,虽然有各种政策支持,但中国每年设立的外贸增长目标都无法实现。今年虽然也有类似稳外贸措施,但新的判断基本一致:世界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内部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改变。而且,出口形势的变化是全球贸易萎缩造成,中国的出口份额其实并没有降低。

正如李克强在中央党校的公开课上所讲,现在我们发现“大进大出”老路已难以为继。这导致了一些重大的战略布局遭遇到难题,过去按照高速增长不变前提下的高投资无法消化,产能过剩愈加严重。

2015年,世界经济的震荡进一步加大,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连连暴跌,这与中国需求放缓有关,也又反过来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

2016年,中国的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开放的进一步改革已箭在弦上,中国不仅在贸易层面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也在金融体系上深入参与到全球体系之中,更需要认真分析其中机遇和风险,敏锐捕捉变化的苗头,这样才能避免和减少全球经济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二、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避免热点产业一窝蜂一拥而上。

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只要中央政府一号召,从地方政府到企业,全都不假思索地一窝蜂地往上冲,这种盲目的重复投资造成宏观经济的风险不断聚集,而且不同地区风险也显得同质化。

这样的例子近些年越来越多,比如光伏行业的发展,这种颇具前景的新能源行业很快便严重过剩。再比如,在房地产库存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推动的城镇化热潮,让包括房地产及上游的钢铁、平板玻璃等行业仍不断地加大投资规模,导致现在房地产库存过高和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尾大不掉。

而今一些新兴产业,又在重蹈覆辙,市场总体需求并不大,技术水平也没有根本突破,但在各地政府并未经过严密的判断,就胡乱地推广发展这些产业,并给予许多财政支持,这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十分普遍,最后一地鸡毛。

这与中央政府仍掌握过多的经济资源有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简单迎合中央的方向,却难以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特点,走适合当地的发展道路。

中国各地差异甚大,中央应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去探索适合的发展模式。中央政府应当更好地提供经济信息的监测和分析,并向市场公开发布。让市场主体能够得到准确的经济信息,自主进行经济决策和判断,以减少和降低宏观经济的风险。

第三,需要通过在关键领域强有力的改革,重新提振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目前从各种现实因素分析来看,经济增速继续下行不可避免(具体分析见本文第二部分)。但是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7000多美元的水平,中国经济不应失去向上的动力。马云曾说过,哪里有抱怨,哪里就有商机。我们生活中仍有许多的抱怨和不满,而要改变这种抱怨和不满,主要依靠投资的增加、依靠商业的力量来改善产品或服务的供给。

中国有巨大的人口,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且资源比较丰富,人均GDP只有7000美金,需要投资的领域仍十分多。在教育、医疗、文化、传媒等消费领域,在水、电、油气、热等城市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在环保和低碳领域,投资的机会和市场管制、地区封锁一样多如牛毛,市场竞争中的扭曲和不平等十分普遍。

目前,市场上并不缺乏资金,也并不缺乏有待改革的服务和产品,那么为什么资金却对经济发展失去信心?这就需要打破垄断、行政管制和地区封锁,扩大开放,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自由的市场环境,这样,中国的增长前景仍然十分可观。

二、2016年政经走势

2016年政治形势。

近几年来,中国在政治层面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其中有两条主线:

第一,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和过去“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状态有所改变,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更为明显,同时新设立的深改组和国安委的作用明显,中央集体的权力进一步集中。这对于过去分而治之的局面有很大的改变,也是必须进行的变革。

第二,纪委的权力得到极大的强化。一轮一轮的反腐短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气氛,并且也成为这三年来分析中国政治走势的主线。从副省级干部,到国家级干部或是关键岗位的一些人物相继落马,震慑了整个官僚阶层。

2016年,反腐仍是政治领域的主线,尤其金融体系的反腐才刚刚开始,财富高度聚集,和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2015年下半年已显露尚未了结的案件和明年将出现的金融案件将会形成一波一波的市场关注热点。同样,军事领域的反腐和制度改革会继续同步进行。

相比于前几年,2016年的政治主线可能会有所增加,除反腐外,制度重建和朝向19大的人事安排同样是重要关注点。在反腐、制度重建与人事布局相结合的大逻辑下,2016年省级地方领导的调动可能会过去几年要频繁一些。其中尤其要关注这几年因反腐而在省级干部遴选池中发生的更替——每个省份都有副省级干部下台,这些空缺已经替补了新人。

在地方政治层面,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将举行,民进党执政看来不可避免,大陆如何与民进党相处仍面临考验。另外,在国际暴恐势力扩散和ISIS受训人员回流的大形势下,中国反恐安全亦面临挑战。

虽然有地方债数万亿置换的改革辅助,但一些地方财政的恶化可能还会来得更快,这些地方可能会对中央提出各种请求,这会对央地关系形成新的考验。比如养老金问题,全国统筹是个难题,但似乎又不得不做,如何平衡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的意见?

对于中国政治走势来看,更根本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因为反腐带来的官僚阶层普遍的不作为情绪至今没有化解,如何调动地方和中央部门、国企的积极性,在新的规则体系下积极作为,目前似乎仍无解。

在中国外部,朝鲜始终是一个高风险点,其发展核武的雄心对中国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此外,东海和南海的问题这几年一度成为国际焦点,风险几近失控令外界忧虑,但是目前来看在技术层面已得到有效管控,只是根本的分歧并未化解。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提出了双轨思路,在岛礁建造完毕之后,不排除会各个击破式逐一寻求更根本大解决方法,比如通过双边的谈判逐一明确九段线的范围。当然,这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完成。

2015年创设的亚投行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思维,这一机构明年将开始正式运作,发放贷款,相比于西方主导的类似机构,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值得观察。

在社会领域,市场普遍认为并担忧,2016年化解产能过剩可能会带来的失业率的上升。

2016年经济走势。

这两年的经济走势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和宏观调控不断托底并存。2016年这一基本态势仍不会改变。

2016年中国的经济还在奔向底部的过程之中,而投资增速是决定经济何时探底的关键性因素。从目前形势来看,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都会继续下探,房地产开放投资甚至可能变为负增长。稳投资的关键还是靠基础设施投资。

从对总需求的调控来看,稳增长的政策工具箱仍然许多工具可用,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比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要多很多,所以2016年可能还不是经济最坏的一年。以货币政策为例,降准降息都仍有空间。在财政政策方面,扩大中央的赤字率似乎是必然,但除了放松企业债和增加置换债中新增债务的额度外,地方政府已难以自主扩大杠杆。

不过,相比于刚刚过去的2015年,通过总需求调控稳增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比如降息的空间已经缩小,水利、铁路、棚户区改造等在2015年都遇到了瓶颈,棚改一万亿已定向到位,且房地产库存过大,不宜过度鼓励继续推高库存。铁路融资今年增速也急速放缓,明年如果没有新的融资政策支持,难度更大。地下管廊建设受制于部门利益,很难得到大的推进。虽然各级政府对ppp寄望颇高,但民间并不积极。总体而言,即使稳增长的领域,出现疲软的概率也相当之大。

在外部环境方面,因为美元加息周期的启动,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明年也难有起色,全球需求萎靡和贸易萎缩的形势也不会改变。但是,中国的汇率和资本项的改革却在不断地往纵深方向发展,这也会加大中国经济的波动风险。但美元加息之后是否再加息或退回原有轨道,仍需密切关注,这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化解产能过剩可能会成为稳增长之外明年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重心,这将可能会有一系列的组合拳出台,比如债转股、比如发行特别国债、比如重启政策性破产等等。

从资本市场来看,因为实体经济的萎靡、监管层对杠杆的严格限制、金融反腐和大金融监管改革的推进(市场的黑天鹅事件会因此增加)、海外市场利空因素的传导和国家队退出都会带来负面因素,但注册改革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养老金入市、A股可能纳入MSCI指数等都会带来利好因素。总体来看明年上半年的市场走势不会太乐观。

在房地产市场来看,虽然各种利好去库存的政策会出台,但目前其实为时已晚,调控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却难以挽回跌势。

因为高收益的资产难找,资产荒的局面仍会持续。今年股灾之后,资本一度蜂拥至债市,这个领域已积累了一定的风险。2015年的股灾是市场风险的一次预演,如果资本项的改革不当,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风波。中国需要为资本项开放作一份压力测试。

三、改革前瞻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为中国制定了改革路线图,这些路线图将中国各个方面的改革像工程师一样分门别类列出,一直细化到项,三中全会总共就有336项,四中全会则有190多项,这些任务大多都需要在2020年前完成。

在改革路线图的安排下,2015年的改革及政策热点连番登台,从一带一路、国资改革、京津冀一体化、亚投行、中国制造2025、国资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到自贸区金改,一系列的热点改革及政策词汇成为官方宣传的主线,但是实际的改革并非与文件发布同步,而是有着自己的理路。

在笔者看来,2015年最重要的改革有两个:一是金融领域的系列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的开放,这是全年一直持续进行、小步快跑的改革,而且成功实现了人民币纳入SDR的目标。

第二项改革是地方债改革。这项发端于2014年10月的改革,基本实现了改革目标,让地方政府安然度过了1.8万亿的偿债高峰期的风险,置换了总共超过3万亿的地方债。同时,这也大大约束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砍掉了地方融资平台胡乱融资的手。2015年,不同地区的地方债收益率的差异已经体现出来了,2016年这一情况会更加凸显。

站在对2015年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2016年改革重点。相对于2015年新的热点名词频出,2016年的改革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新的顶层设计文件出来,相反更多地是消化2015年的顶层改革设计。

按照往年对经济改革的分析框架,笔者将主要的经济改革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要素市场价格的改革,主要是利率、汇率、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二是基本市场体制的建设,主要是公平竞争体制、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今年的分析大致仍按上面两个部分展开,包括金融改革(资本项开放、大金融监管)、产业改革(国资改革、军民融合、产能过剩问题、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开放)、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注册制等)和其他改革。

(1)以金融为主的要素市场的改革

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之前,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开放的改革不会止步,这方面的任何动向都需要高度关注,因为一招不慎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风险。

大金融监管改革在年底突然成为热点,这与对股灾的反思有关,目前仍无顶层设计方案,但在一些突出和关键领域率先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大,如金融的登记、结算等基础设施领域和统计、监测等信息研判环节,在比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分而治之的中国债券市场广受诟病许久,会否会得到彻底的改革?目前仍不清楚。

但无论大金融监管如何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市场层面的监管执法都已是必然方向,证监会在2015年底对市场各类案件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个动向。

(2)以产业政策为主的结构性改革

第一,国资改革。国资改革顶层设计文件气势宏大,要求打造中国的淡马锡模式,但另一方面强化党的管理。既然要打造淡马锡模式,那么类似于国新控股的公司会大规模出现,由南车和北车所组建的中车在集团层面整合也会朝这个方向前进。同时,归属于其他部委的非金融国企也会进一步的被国资委收编。

在市场层面,2015年年底披露的五矿和中冶、中远和中海的整合说明,针对走出去为主要业务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整合逻辑会继续。国资改革的系列文件还在陆续下发过程之中,2016年这个层面引起的市场风潮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军民融合改革。年底,官方已经披露了军事领域的超级改革方案,军事的组织体系、权力结构等都要发生重大变化,但是除政治领域的变化之外,军民融合的改革还会以更高的层次和规模展开。这既是发展军事技术的需要,也是提升国家高端技术竞争力的需要。

第三,价格及垄断行业的开放问题。这项改革也同样涉及诸多方面,价格涉及到许多基础性行业的定价机制问题,顶层设计文件已出,但改革需要逐个行业突破。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开放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因为仅仅放开价格而不放开准入,等于任由垄断行业涨价。目前,垄断行业开放的呼声不小,局部的改革也在启动,如电力改革的试点正在进行,试图放开两头,管住中间。再比如油气领域的改革方案也已经上报。

此外,价格改革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农产品的价格问题,越来越棘手。农产品内外价差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从目前的政策信号来看,小麦和稻谷仍然会受到政策的保护,但是在其他如玉米、棉花等领域可能会更加倾向市场化。这不仅仅会导致相关农产品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速放缓甚至倒退,也会对这些产品的种植面积带来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市场上国际国内相关农产品的所占份额。

(3)以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为主的市场体系建设改革。

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明年的热点,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目前来看改革很快会得到推进。这可能也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一项改革内容,在实体经济困难时期,企业更需要股权融资。

(4)其他改革。土地制度不会很快启动,但改革试点仍在推进,2015年已经放开了承包经营权和农村住房的抵押问题。但改革一旦启动,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另外,中美之间的BIT谈判需要继续关注,以及TPP协议各国的签署情况,这对全球新的贸易秩序会产生巨大影响。

下面再来看政治改革。在与党政层面相关的,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反腐的新规则下,如何提高部委、央企及地方的积极性的问题。官员的不作为成为近年来的突出问题,但仅仅靠中央监督不可能实现。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让地方“既清廉,又干事”是个难题。

第二是如何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政府权力过大既有管得太多的地方,主要是事前的审批,也有管得不够的地方,主要是公正、高效的市场监管十分缺乏。如何实现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有新思路。第三、如何将个案反腐成果制度化,变成一种规则硬约束,不至于过些年又出现反弹。

与司法相关的改革同样是一个庞大的体系,2016年全面铺开的司法改革试点将涉及多项重要的议题,包括法院体系内部的立案登记制、员额制、独立审判等等,也包括公检法系统之间的关系审判中心制等,还包括不同层级司法机关的分权问题,如省级人财物的管理问题。这些改革直接涉及到司法系统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难度不小。

军事改革自然会成为2016及以后若干年的一个重大主题,这项浩大的改革已经启动,改革将会重塑中国的军事组织体系和构架,并非一两年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