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2009(009)我本准备从新疆入巴基斯坦,我要看看两边的伊斯兰教有什么样的差别,更要看看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对地处桥头堡位置的伊斯兰国家的影响。可是,巴基斯坦大使馆拒绝了我这个带了两本他们国家政治人物传记的以游客身份的入境申请,原因是中国十一期间,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发生很小的事情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只有新疆。

于是出发了,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

枪口之下

104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多,月明星稀,汽车行驶在南疆的阿克苏和喀什之间,我已记不清是入疆以来第多少次被查身份证,这次却很不一样。在列车停靠的路边垒起了沙包,固定的岗哨有数名持枪武警,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姿势不再是象征性地握枪,而是趴在沙包上作瞄准射击状,旁边一名小步来回走动的持枪武警。

所有乘客都被要求下车,正好站在枪口之下。突然,我想起了战争影片里出现过的无数次的镜头,而这是现实。如果车内真有危险人物或危险物品,将会怎样?

次日,车行至阿图什附近。又是一次例行的检查,等待检查的车排起了长龙。车上所有乘客同样必须下车逐一查验身份证,然后武警检查车上行李。我们逐一下了车,走在混杂的人群之中。突然,在我身后百十米的地方一个维族妇女大哭大叫,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我上车后,气氛也变得非常不一般。

车内剩下我一个汉族人,所有的人用我听不懂的维语说话,似乎群情激愤,我只听懂两个反复出现的发音:“汉族”。有的人盯着我看,我努力用笑容表示友好,同时心里也在暗自思量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懂汉语的维族乘客解开了我的疑惑:“你的刀被没收了没有?”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随身带的刀都被没收了。我说:“我没有带刀啊。”也许他们以为武警只没收维族人的刀,不没收汉族人的刀。

南疆之行,安全是我行前最担心的,我设计了几种方案,甚至约好了一个维族青年与我同行南疆,但因为花费太高最终放弃。在东疆的哈密和吐鲁番,那里的人们为我讲述南疆人的野蛮和面目可憎,当地传言那里的扎刺的人来自南疆。

我为此行准备了一件小小的“武器”,在家乐福超市购买的40厘米长的撖面杆,一直放在随身的包内。白天出行,我带着它。晚上出行,外加手电和口哨。当我到了喀什之后,我发现这些武器根本没有用,甚至反而会带来麻烦,因为从车站到艾提尕尔清真寺,再步行到人民广场,一路见到的外国人比汉族人还多,如果我在不恰当的时候错误地拿出“武器”肯定是挑衅行为,于是干脆没有带上它们。

104日正好是喀什著名的东巴扎的星期日赶巴扎,市场上人群摩肩接踵,但几乎没有汉人。我壮了壮胆,钻进入密集的维族人群。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我逛了许多地摊和店铺,并购买了一些物品,并没有遇到任何安全问题。生意人讲的是利益,他们希望做更多的生意,他们会主动地拉你品尝各种干果,介绍各种手工艺品。离开大巴扎后,我想我其实去了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那里几乎找不到汉族人,即使有试图对汉人实施暴力犯罪的人,他们也不会去那里寻找袭击目标。

后来,我听说,在我到达的前天,有一名汉族孕妇在一个商场门口被扎针。一个四川籍的汉族商人告诉我,政府曾召集他们开会,说十一期间可能会有人炸商场,让他们提高警惕。

新疆的各旅游景点也许为这个长假准备了很久,在我所游览的几个城市,如哈密、吐鲁番、库尔勒的新博物馆刚刚开张或刚刚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这些工程都耗资上千万。可他们显然都没有意料到7·5事件的发生,这让新疆旅游业遇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我每到一些景点都会问售票人员游客情况,大多数景点游客都维持在往年同期的1/10左右。我去许多地方能感受到“包场”的感觉,在哈密的木卡姆中心观看表演,40元一张门票,竟然只有两名中国游客和一名日本游客观看。在喀什阿帕霍加墓边的香妃墓植物园,花10元钱就能观看一场10分钟左右的舞蹈表演,我一人独享。旅游门票没有降价,但每个城市的旅馆老板、出租车司机都能诉说他们惨淡经营的故事。

因为签证收紧,新疆作为连接中国与中亚贸易的桥梁也受到影响,在喀什去往英吉沙的的士上,一同拼车的维族老板本来在乌鲁木齐二道桥从事与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国际贸易,可十一期间他干脆回家。另一位在喀什大巴扎从事汽车轮胎批发销售的维族老板说,巴基斯坦人来买东西少了,他的生意受影响很大。

安全保障措施在各个城市各有不同。101日上午,我3次前往二道桥。这里显然当时是仅此于天安门附近地区最紧张的地方,几米远一个持枪武警设置的岗台,五人一小组,四个朝各个方向站立。巡逻武警更是来回穿梭。

去往二道桥的公交车上前后各一名持枪武警,另一名安检人员专门仔细检查每个乘客的包裹,当这名安检人员检查时,坐在第一排的武警马上站立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当我第二次前往该地时,维吾尔族的一位大爷在路边伴随着民族的音乐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只是这里除武警外几乎见不到汉族人。

喀什当地是新疆第二个安保措施最严密的城市,当地居民告诉我,在76日这里发生了小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地居住告诉我,武警在那几天持机枪巡逻。我去的时候,军用绿色大卡车来回在城内穿梭巡逻,在人民广场、东湖公园边、大巴扎附近等都有七八辆军车停驻。

过喀什以后,往东走,紧张气氛渐淡。小城英吉沙,以制造英吉沙刀而闻名于世,这里的维族人是汉族人的十倍以上,晚上我在街头行走,只见民兵站岗巡逻。在叶城下车,车站前满是毛驴车,来自农村的小商小贩运来农产品在车站门前汇聚。街头未见武警站岗,但离开的时候却遇到四辆绿皮运兵车。将近凌晨1点,我到达和田,和田以其玉石闻名全国,也是南疆的又一中心,可在东郊客运站,连安检扫描仪都没有,我离开时未找到存包处,车站候车室的值班人员让我放在他的桌子下,收了我3元钱。且末和若羌因为矿产资源开发,近年经济发展很快,大小投资商和移民也逐渐增多,城内并无特别的安检措施。

离开新疆同样是搭乘货车,在若羌县境内的米兰小镇。路边饭店、汽车修理铺的人指着远处的群山说,“你穿这些衣服可不行,山上的冰都有上尺厚。”他们大概没有上过那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阿尔金山,虽然寒风刺骨,可并没见冰,山上干枯一片,没有水,也就没有冰。

在黑暗的戈壁和光秃的山野中颠簸了五六个小时,315国道基本损坏,所有桥道被重新挖起,车辆不得不自己在荒芜人烟的戈壁滩上找路,许多次差点迷路,幸好我随时携带了指南针,一直往东南方向,终于翻越了这座大山。

在即将进入青海境内时,我遇到了新疆的最后一个检查站,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屋,灯火通明,里面只有一名警察,一名协警和一名办事员,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条件艰苦。这里没有任何交通标识,我所乘坐的货车与另外一辆货车并排停靠,协警往门外扫了一眼,“罚款五百,违章停车。”

我觉得简直是天荒夜谈,当即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并开出罚款收据。我质问他们,这里是戈壁滩,没有任何交通标志,何谈违章?而且,即使有违章也应疏导,而不是罚款。他马上强硬地回应:“扣驾驶证。”后来双方妥协,我删除照片,他们取消处罚决定。

许多朋友对我独闯新疆表示惊讶,“那么不安全的地方,你也敢去。”从东疆听说对南疆人的种种偏见、到在喀什股起勇气逛大巴扎;在我到达叶城前,有人告诉我那里曾办过圣战者的培训班,我照样在路边搭乘陌生维族人的大板车;在和田的午夜时分,我一个人拿着相机在见不到汉族人的街头游荡,给维族的小商小贩拍照。

我并非不担心安全,但我却认为不论什么民族、信什么宗教,老百姓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谁愿意去打打杀杀呢?

新疆远没有到普遍的民族仇恨阶段,不安全是小概率事件。

“重点户”

L是我在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火车上认识的,她是南疆某乡的干部。她在火车上与同事打电话,同事告诉她国庆期间他们已经忙得两天没有睡觉。

“十一”期间,维稳是他们的工作重心。一位南疆的汉族双语教师给我讲述了他们协助政府维稳的故事。半夜的时候,他被分到一个小组下村突击检查“重点户”,“重点户是怎么是指什么,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有犯罪前科的吧。”“我们带上村支书,民兵,拿着木棍。进村民家里,首先核对在家的人口,再问一些问题,每次问的都差不多。有些农户被问烦了,说,这样三番五次地来查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我问他为什么教师也要参与这些行动,他说,“派出所人少啊,才五六个人,根本不够,他们靠查赌博罚款,嫖娼的很少。一般抓到了就拘留15天,派出所有自己地,就让这些人帮忙种地,反正他们跑了也可以抓回来,就一个乡那么大点的地方。”

L所在的乡政府二楼的宣传栏摆满了每个人写的“‘7·5’打砸抢烧杀事件认识体会”的材料。村子的名字都是维语,他们就干脆用数字编号,如十村、十一村等等。L穿了一件迷彩服,这是他们的工作服装,他们属于民兵系列,每个人负责一个村庄的工作。

“听说附近一个民兵营着火了。”“今天晚上要抓人。”她的几个同事正在议论着。以前,他们要求这些驻村的男干部要住在村里,7·5事件后所有人晚上必须回乡政府点名。

当地农民正在提前收割苞谷,虽然苞谷成熟还有半个月时间,但这是政府统一行动,为了顺利种下冬小麦。L的工作就催促她所负责的村子尽快完成收割任务、灌溉任务,进度慢的村子要受批评。

我向L请教,如果农民不收割怎么办?她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个不好说,传出去不好。”后来我请教一个从当地良种站退休的老人,他说,“如果不收割,种不好地,地就被收回。”他对此的解释是,如果政府不逼迫,维族人的地就种不好。

当地几乎人人皆知道政府推广种豇豆的事,农民大规模种植后却卖不出去,于是政府官员每人都必须购买十至二十公斤,从工资里扣钱。不过即使如此,农民的豇豆仍堆积如山。

L说,“这里的农村比家乡落后30年。”她老家在河南周口,属于典型的贫困地区。南疆的农村路边种植了高大的白杨树,毛驴车拉着行人或玉米杆行走其中,风景如画。可如果仔细观察其房屋,仍绝大多数是用黄土砖建造的。

我本准备在维族农民家中住一两晚,结果却因为不安全,在晚上被“遣返”回县城。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他的自传中分析说,与阿富汗交界的农民正因为贫困才被恐怖份子收买,为其卖命。

新疆的经济近年发展很快,尤其是东疆及石油城市,然而南疆却有些不一样。

从内地进入新疆只有三条通道:312国道(我的入疆之路)、315国道(我的出疆之路)、219国道,我试图近距离靠近这些公路,以观察经济发展概貌。

当我在甘肃柳园的312国道边上搭车时,车队在收费站前排起了长龙,从内地运送各种产品、物资的车辆源源不断。车行在隔壁滩上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阳光照射在戈壁滩上热气腾腾,车辆缓缓前行,如果是2000年以前,车辆换成骆驼,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后来,我专门到大超市查看各种货物的产地,在哈密,日常生活用品大多产自内地。

星星峡是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要道,是咽喉之地。这个只有200人的小地方,没有学校,没有幼儿园,所有的经济社会围绕货车司机而生。当地加油站工作人员说,一天这个加油站要售出60吨油,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我到叶城寻找新藏线的源头,并在219国道的0公里起点拍照留念。当地人告诉我那里没有收费站,那里的车辆稀少。去往西藏阿里的班车四天才有一班。当我到达315国道所在的米兰小镇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几十分钟才见一辆车通过,这条从和田至兰州的国道在阿尔金山一段基本损坏,夜间车行戈壁滩上,只见远处阿尔金山上几处“星星”般的灯光。这些彻夜兼程的货车司机运送的多是石油。

南疆地处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的边缘,地理条件使之与内地经济交往的运输成本大增,而当地工业不发达,经济发展只有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南疆的一些地方政府曾专门组织无业青年到内地打工,由一名副县长带队,联系内地厂家。即使如此,不少人仍然不愿意出远门,无论是气候、生活习俗他们都难以适应。许多维族青年有外出闯荡的想法,对他们而言,乌鲁木齐已是很遥远的地方,可7·5事件后,许多准备前往乌鲁木齐闯荡的维族青年都打消了念头,他们觉得那里的就业肯定更难。

我在喀什老城区拜访了一家低保户,他们家4口人,男人在外靠开电动车载客赚钱,每天最好的时候可以赚到20元,女人不出门,这是惯例。他们靠每月320元的低保生活。当我与女主人聊起家常时,她几次落泪。她家的房子是租的,和丈夫结婚20年已经搬了5次家,现在住的房子每年租金1000元。

她的儿子明年初中毕业,她准备让他去烤馕店当学徒,至少3年没有工资。当了学徒之后呢?他们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烤馕的生意竞争激烈,男主人前几年与人合伙开烤馕店赔了3千元,至今债务还没还清。

“你愿意儿子出远门,到内地打工吗?”我问。

“不愿意。”

融合

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乌鲁木齐兵团党校总部旁的将军宾馆,这里过去叫“王震宾馆”。王震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在一本书中记载着一个曾流传的故事,一个汉族人提着大肉(即猪肉)擦到了维族人的衣服,维族人要求赔一件衣服,为此反映到王震那里,王震让汉族人赔了一件衣服。这个维族人出门后,王让士兵往维族人身上抹猪油,维族人又跑到王震这里讨说法,王震,“脏了衣服换衣服,脏了脑袋换脑袋。”现在的将军宾馆已修葺一新,王震的雕像和他种下的树木屹立在那个小花园中。在接待厅里,戴着维族小花帽的王震接待各族群众的照片仍然工整地挂在墙上。

王震宾馆所在地位于五家渠,距乌鲁木齐市中心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当年,王震不愿意进城,一直住在这里。

维族人与汉族人的分区在新疆许多城市很明显。在乌鲁木齐,公交车过了南门车站,车上几乎见不到汉人,维族人聚居在二道桥等区域;哈密的大什字附近、库尔勒的兰干路才是维族人的聚居区。而在南疆则是另外,必须寻找才能找到汉族人的聚居区。在喀什,维族人聚居区内的新华书店,维语书籍仍然只占很少一部分。人民广场的60年辉煌成就展板,只有很少一部分采用双语,大多仅有汉语。

在新疆,大多数汉族人会告诉你,他们不了解维族人,交往很少,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生活习俗。而维族人也不轻易谈论汉族人的好坏,他们的生活中心是清真寺。

有一位维族老师对学校排斥宗教的措施——比如不允许女老师带头巾,每周五中午提前上课(周五是穆斯林去做清真寺做礼拜的日子)等等——极为不满。我与她在喀什的一家高档餐厅见面,她的情绪因为我问她“你为什么没有戴头巾”而表现得激烈,她觉得她之所以没带是因为学校禁止。她觉得汉族人做什么事都是一路绿灯,维族人都是“红灯”。她的一个亲戚是建筑商,可为了获得工程项目,不得不挂靠在汉族人的名义下。她说,有些学生为了毕业后就业方便,在上大学前就把名字改为汉族名字,可招聘的人看到是维族人还是不给他工作机会。不过,她却歪曲了很多事实,比如低保户不准进清真寺、学校不准戴小花帽等等。

我在一路上遇到许多老师,有的是汉族,有的是维族,大多数老师对自己的待遇和工作很满意,因为教师工资不低,学校各方面开支都有政府财政买单。

在喀什的一个汉族卖酒商店的老板眼中,维族人喜欢喝酒,而且许多是天天喝,“如果是汉族人,回家老婆肯定要管,维族人的妇女没有地位……”去她的店里买酒的也有维族妇女,她认为都是妓女,“看都看得出来,汉族的(妓女)也看得出来。”在她看来,许多维族的年轻女士主动选择不带头巾。

经济与社会发展、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趋势正冲击和激荡着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民族和习俗。如果将之放在更长远的历史长河中,变化更为明显。

两千年未曾中断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的见证,而这里则是两种文明交汇的中心。战火和硝烟曾使这片地区的文明形态发生巨变,过去信仰佛教的人们却改为为伊斯兰教,至今在许多清真寺的柱子上仍雕刻佛教的莲花座造型。新疆独特的干燥气候为保存历史痕迹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楼兰文明的发现在20世纪震惊世界。

建国之初,这里的人口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而随着生产建设兵团的进驻,汉族人大量迁徙入疆。在旅途中,只要遇到在新疆的汉族人,都能讲述一场独特的奋斗与迁徙的故事。

年纪较大的汉族人大多随兵团而来,或是60年代大饥荒时期从甘肃等地逃难而来,他们仍自认为是“口里(新疆对内地的简称)”的人,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已在内地终老,可因为路途遥远,他们也不能回去见最后一面。

兵团的第二代、第三代除了部分还留在兵团,大多数脱离了农业生产,做小生意,打工等等,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新疆人,因为这里有他们全部的童年记忆。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自发来到新疆谋生存,或是因为家乡遭水灾,移民至新疆,他们已在这里落户生根。一个四川南充的农民即属于此类,90年代初来新疆在建筑工地上打工,闯遍南疆各地。后来,他又去过广州。

2005年,他定居到且末,并将父母、兄弟姐妹都带过来了,筹了两万块,开了一个面粉加工小作坊。他的儿子也在且末出生,“儿子回到四川就不适应,皮肤起红斑。”

对他而言,新疆不仅仅是工作之地,还是新生活开始的地方。“还是新疆好,地方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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