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一个月前,发表于南方农村报,昨天终于看到了关于异地转移的报道,难人可贵的进步。20091225

如果我们还记得去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时的情景,我们就不会忘记在珠三角地区每个社保局(所)门口排起的长龙,农民工们失去了工作,一个个等待退回自己缴纳的社保资金,然后收拾行李,回到家乡。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社保本是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而设,而现在这些外地来的农民工们却主动退回自己的钱,放弃这一基本权利。表面上看,是农民的愚昧,实则是他们的无奈!

这种无奈又发生在湖南的农民工易承芳身上,2009年10月12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讲述了珠三角第一代打工者易承芳没法退休的故事,她辛辛苦苦在广州工作了22年,缴纳了11年的社保,而现在到了退休年龄却领不了退休工资。她的这些钱都白缴了,她的养老仍必须靠拖着年迈的身子回到农村继劳作,或依赖经济并不宽裕的儿女。

这莫不是对我国社保制度的一个巨大的讽刺。当初,国家强行要求农民工和企业缴纳社保。而今到了他们需要这套制度发挥作用的时候,却发现它失灵了。

以易承芳为例,易承芳缴纳了11年的养老保险,没有到15年的缴纳期限,按理是不能领退休工资。然而,这一规定却存在歧视性的补充规定,对本地居民来说,只需要补缴费就可以,而对易承芳却不能。另外,既然易承芳工作地不能领取社保,那么她应当到她的户籍所在地主张社保权利。可这又出了问题,易承芳如果要转移社保资金,只能转移个人缴纳的部分,企业和广东地方政府的补助资金不包括其中。如果每个人都只转移个人缴纳部分到户籍地就能享受社保,那么显然是湖南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的。

这样,易承芳和像易承芳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就成了社保制度的牺牲品,他们卡在中间,工作地不能领取社保,户籍地亦不能领取社保。这种困境的背后实质正是地方利益作祟,退保给易承芳这样的个人带来生活困难,却给广东地方的社保基金增加了收益。有人以某市的数据作过推算,如果有83万人退保,每人退保后留给地方2000元(退回个人缴纳部分后,剩余的企业缴纳部分)计算,那么该市社保资金就可以净赚16亿。难怪乎有人说,农民工退保,广东地方劳动部门偷着乐。

在另一边,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则叫苦连天。当沿海发达地区需要劳动力时,他们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当经济形势不好时,农民工就被踢回来,安置就业等工作都由他们承担。农民工在工作地付出汗水,可回到家却是“赤身裸体”,他们带回来微薄的工资所得,而为他们企业缴纳部分、工作地政府补助部分却不能转移到家乡。这样的社保制度根本保障不了候鸟般迁徙的农民工。

有人认为,两地生活水平差异太大,不可能实现社保衔接。诚然,生活水平差异不小,然而这就像不同地区土地价格不同一样,社保同样可以通过计算各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水平,实现跨地区转移,这套体系并不复杂,至今却没有建立。而至于不少地方社保基金亏空,不宜实行全国统筹,这也同样是阻碍改革的借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实现了自由流动,而与劳动者权利紧密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比“计划经济”还要“计划经济”,仍然实行严格的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制度。如果再不着手改革,关注像易承芳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农民工的基本生活问题,一方面完善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跨地区资金转移的制度,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社保的支出,尤其是对落后地区的支出,那么社保将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正义性,背离了社保的根本要义,甚至有可能葬送整个改革开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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