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展望:时代巨变 作好应对混乱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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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又一年京城雾霾锁城,又一年在这样的环境里展望新的一年。

不过,今年此时却比任何一年都要更加迷茫,2016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意外双双企稳,反腐大案明显减少,经济增速牢固地站在了6.7%附近。但是2017年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我们都不得不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时代。

中国与外部世界紧密连接,从某种意义上看,2017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要高于内部,相比于外部世界,中国2017年虽然可能会发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总体上的稳健性可能会更高。

从外部看,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可能涉及到军事安全、政治和经济多个方面。美俄关系会进一步改善,而欧盟则存在解体的风险。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恶化,并且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在内部,明年是中国的中期换届年份,十九大是明年最大的政治。最高层的大部分将要更替,而围绕接替的争夺战已经打响。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和社会都会强调以稳为主,向中央看齐。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将不可避免,这并不可怕。但问题在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越来越逼仄,难度越来越大,任何一项政策无论好坏,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经济需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两者之中取得平衡,改革需要更大力度推进。

但改革并不容易,社会言论环境的收紧使对改革讨论缺乏,这导致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改革大纲,但在基本问题上,仍然纠结不清,或是在执行环节脱节。改革是个整体的工程,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及时回应出现的问题,否则改革可能南辕北辙,走得太远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一、如何看待这个时代的巨变?

经过2016年,也许不会有人会否认,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再也无法坐井观天地看世界。内外部的问题相互关联、相互交织。

延续2016年各种意外的变化,2017年仍然不会好转。这是似乎是一个崩坏的开始,而不是重回复兴之路。在2009年,也许我们还在庆幸,全球各国通力合作避免了一次类似1929年的大危机,但是现在这个判断也许要改变。除了疯狂的宽松政策,我们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们也许还要经历一段时期的冲击或者混乱,甚至不排除是危机之后,我们才能重新回到正轨,而且现在还不清楚混乱的状态会持续多久。

这时,我们就需要思考,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是改变背后的深层次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第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积贫积弱,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gdp先是超过了日本,尔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而中国崛起的前提是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迅速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韬光养晦,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无论是从特朗普组阁人员构成来看,还是从近期针对台湾问题的动作来看,明年中美关系恶化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超过以往。但同时,在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和明年德法大选不乐观的前景下,欧盟甚至存在解体的危险。

俄美关系很可能得到改善,世界权力争夺的中心聚焦于中美之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会显著加大,但是从综合实力来看,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国内对此有清晰认识,但国际上却有不少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是超级大国。

中美之间的博弈将会在多个领域展开,主要可能在两个方面:(一)安全领域。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在全球的地位来看,中国的国防实力远远落后于经济实力。虽然这几年进展迅速,但中美之间的落差仍然巨大。这方面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美国的“以实力促和平”可能比希拉里的“重返亚太”更为强硬。如何应对相当棘手。

(二)经济领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率先复苏,并走出了货币宽松周期。如果美联储真会出现三次加息,中美两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将会倒挂,人民币将会面临巨大压力。美元加息已经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此外,在贸易和其他领域的博弈也不会少。应对同样不易。

奥巴马时代,中美妥善处理了许多冲突,如网络安全问题,在一些领域甚至建立了合作的典范,如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而今,整个盘面可能需要重来。

正如基辛格所言,中美双方如果走向对抗,整个世界都将分裂。特朗普即将上台,中国如何面对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最大的低潮期,如何维持闹而不破的局面,这是2017年最大的考验。

第二,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已经到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面对自由民主世界产生的危机,一些西方人士甚至开始高度赞扬中国的模式,分析中国为什么崛起和取得成功。

而今,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体系正在进一步的崩坏。从亚洲、欧洲到美洲,一大批民粹主义的领袖上台。他们抛弃价值坚守,玩弄权术。特朗普在大选期间,不断地攻击穆斯林和少数族裔人群,而他却能当上总统,这在过去不可思议。而在陷入恐怖主义袭击和难民问题泥潭的欧洲,右翼力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离大众越来越远,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弱。正如人们在分析希拉里为什么失败,因为民主党走得太远了。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既没有解决西方国家的财政和债务危机,没有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难民和恐怖主义的危险,也没有解决全球治理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难题,因此他们也许不会觉得自由有那么可贵。

在中国内部,价值观体系一直并没有达成一致,但现在混乱也在加剧,诸如早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一些问题,可能也要重新讨论,如政企分开,如计划和市场等等,但却缺乏讨论空间。

而今,受到大数据时代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年底,马云在一次演讲中骄傲地说,“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第三,科技的进步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诞生,信息传播的规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由发射台和印刷厂所构建的传播壁垒已经瓦解或正在瓦解,加上人工智能的兴起,这带来的改变已经远远超过了传媒业本身,而是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结构。

传播变得廉价,甚至是零成本,每个人都可以发声,但是每个人又无时不处于一个大数据算法的笼罩之下。这让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发生了变化,任何一个角落的碎片抖动,都可能影响全球所有地方的人。

特朗普通过煽动性的语言大选,现在似乎仍在通过这样的语言在twitter上治理国家和全球。谣言和仇恨在这个时代也可以得到最快速的传播,整个政治体系需要作出快速的反应。

上述马云的话虽然纰漏很多,但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每个人都成为数据的一部分,机器比你更了解你。人类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政府发挥作用的形式都面临新的变化。

第四,金融体系的贪婪和混乱并没有根本改变。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对金融体系的问题有诸多反思,这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此后,全球普遍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因为全球各国央行都比市场主体更激进,货币政策工具也不断推陈出新,从最初的宽松,到量化宽松,到负利率。

按照过往人类生活的常识,资金拥有者借出资金应该获得回报,因为资金变为资本,可以创造新的价值。而今这个亘古不变的规则也要被打破累,当你借钱给别人,你还要倒贴钱。这是一种怎样的颠倒众生的糊涂,还是世界太聪明?

当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客们为了满足选民的需求,确保短期的稳定,进而祭起了凯恩斯主义的大旗,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将一些机构认定为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但这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道德风险,市场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发达经济体的极端宽松货币政策,除了在美国带来目前的复苏外,欧洲和日本的问题愈发严重。全球泛滥的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流窜,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却没有得到重视。

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水平已位居全球第一,高达100万亿的负债,每年要相当于当年新增gdp总额来偿还债务利息。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迟早会出大问题。

同时,中国市场充满着过剩的流动性,却找不到投资的渠道,于是资产价格不断被爆炒,股市、债市、楼市、商品期货市场,一个一个被猛加杠杆爆炒,尔后又迅速崩盘,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而资本项管制在趋严,无处可去的资金在四处游荡,2017年将会冲向哪里?

二、2017年中国政治走势展望

1,2016年的政治主轴已经变换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重庆和广东两大重镇的政府负责任人发生了更替,也为持续一年的地方省部级更替收官。

这也是2016年中国政治的主题词之一,笔者在之前的年度及月度分析中也对此作了预测。2016年的政治主轴已经发生了变化,反腐不会停止,但是以反腐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重塑的时期已经过去,2016年的政治主题词已经转变为为2017年十九大的中期轮换进行谋篇布局。

这是在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所进行的换届,也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的鲜明特点。虽然总体来说,目前省部级调动仍然遵循过去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如年龄的刚性规则。但是一些新的特点已经产生。

全面的分析还需要进行更为量化的数据化分析,以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谨慎以见,在进行量化分析以前,本文暂不对这轮变换的特点进行归纳,如需了解请持续关注本公号。

虽然中国的地方和部委大员一般比较低调,谨言慎行,主动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还是有一些个性官方产生。在2016年的轮换中,已经退居二线的楼继伟、黄奇帆、张春贤等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2016年中国政治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新的“核心”,这是事隔胡温十多年后再次在党内树立“核心”,而且与江泽民时代提的“党中央的核心”不一样,现在不仅仅是党中央的核心,而且是全党的核心,两者有细微差别。

核心的形成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设立“深改组”和“国安委”进行中央权力集中的延续。其正面意义很明显,因为过去的“九龙治水”的格局导致了许多问题,而今在全党层面正式提出,对中国的政治未来走向会产生重大影响。

2,2017年最大的政治是十九大

2017年,在中国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事就是19大召开。按照年龄的刚性原则,无论是常委七人组,还是政治局25人组都会发生相当大比例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大规模的轮换,2016年已经发生的就属于这轮大变动中的一部分,2017年上半年肯定还会继续,尤其是余下的许多关键岗位,影响不仅仅是地方,而且直接衔接十九大的布局。

作为“十年期”中的中期轮换,其意义同样非同小可。一是影响到本届十年期内后半段的人事安排。官方人士在一次针对外媒的记者发布会上提出“七上八下”规则可能被突破,这意味着在最高层的七人当中,可能有人会继续留任。按照年龄规则,七人之中五个人将退出,那么五位中最年轻的那一位会否可能打破年龄规则,继续留任?如果是,他的职务会否改变,回归到经济领域?这种变化一旦发生,那么201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都会发生相当大的改变。

另外一个关注重点是:按照高层更替的传统,这个阶段会要为下下一代培养接班人,而接班人是谁?之前预期较高、年龄上占有优势的人士会否也按部就班,进入核心圈层?这仍是未知数,也是2017年政治安排中第二重要的看点。

在2016年权威人士讲话之后,坊间曾一度出现南北院政策之争的说法,这种分析方法可能并不科学,在经济下行期,政策分歧实属正常,不一定完全和不同的机关而区分。但核心确立之后,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会进一步的强化,这也会对经济政策、宏观调控产生巨大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释放出了一些变化的信号。

不仅仅是顶层的经济调控政策可能出现变化,按惯例,2019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召开,这是一件影响金融市场和政策走向的大事,尤其在风险聚集的情况下。这对未来的金融监管和改革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改革到底如何走?注册制到底搞不搞?混业监管怎么做?谁将成为金融监管执牛耳者,目前仍十分不清晰。具有鲜明改革色彩的财长楼继伟已经结束了任期,已超龄提级服役的央行行长可能也会改变,政治人事的变动同样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正因为处于政治轮换年,那么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可能更大,这很可能会导致在关键改革和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上继续难以做出决断。改革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温和的状态,而不会大刀阔斧推进。

3,地方政治出现新变化

在中国内部地区政治方面,2016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台湾地区形势的变化,今年两岸的小摩擦一直持续不断,直到蔡英文和特朗普通电话及特朗普的表态,形势又进一步恶化。

目前,很难对特朗普这样做的出发点做出判断,但台海形势进一步恶化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台湾一直是大陆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今情势变化,未来这块的军事准备力量投入会进一步增加。

香港地区的特首选举也会在2017年举行,在经历了漫长的占中风波以及一系列和内地有关案件发酵之后,香港内部政治呈现一定的混乱状态,一些当选议员不愿意履行一些基本的宣誓义务。类似的冲突和风波可能会在相当长时期存在。

在内地,新疆地区更换了自治区的书记,被外界冠以“柔性治疆”的张春贤结束了任期,西藏前任书记接任,新疆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被取消,新的模式可能会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4,金融风险触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增多

2016年,中国内部的反恐安全基本维持了平稳态势,基本可以确认扭转了昆明火车站事件以来的恶化趋势。但是中国在海外的安全形势有恶化的迹象,中国驻吉尔吉斯坦大使馆的爆炸事件显示了一些恐怖势力将中国海外人员和设施作为攻击目标的可能,而这恰恰是薄弱环节,不排除在这方面可能会继续出一些问题。

年中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之后,对于某些宗教领域前些年的一些做法进行了系统性的纠偏,这是好事。

在社会稳定方面,或许得益于经济增速的相对企稳,除年初两会期间出现的黑龙江龙煤集团的事件之外,全国的大型群体性事件并不多见。

国企改革也并没有像上一轮那样,导致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失业现象,或是即使发生,但得到了相对好的安排。明年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无法再如今年这般火箭速度上升,这意味着原材料等能源行业的改善空间有限,这些行业仍然面临去产能的压力,一些企业面临破产压力,不排除因就业引起的社会稳定形势会恶化。

此外,涉及到金融风险、环保等领域的问题恶化同样可能会带一定的社会稳定隐患。因为金融风险破裂而带来的群体事件这几年明显增加,主要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目前,债券市场暴露的问题众多,这些问题可能还会进一步暴露,引起投资者的不满。

在社会舆情管控上,从年初的任志强言论被围攻开始,社会舆论氛围明显收紧,社会氛围较为紧张和压抑。虽然有聂树斌案这样的纠错案例,但像往年一样,反向的恶劣个案仍在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人们在希望中起步,却在失望中收尾,年末的雷阳案是其中的典型。

5,外部安全环境十分不乐观

2017年,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十分不乐观。2016年,南海问题一度剑拔弩张,但却在菲律宾新总统上任后峰回路转。按照今年的规划,明年南海诸国将会达成行为准则,这是一个标志意义的举动,多年未能达成。但目前仍存在变数。

朝核问题也在进一步恶化,韩国的萨德系统令中国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但韩国需要获得安全的保障,否则也会发展核武器。在中美不能紧密合作的情况下,朝鲜问题几乎无解。但明年的变数在于,如果朝鲜的核武器真的达到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会采取什么举动?中国将又会做出什么反应?

在中国西边,中亚仍面临越来越不稳定的格局,年老的威权领袖一旦离去,更多的动荡和不安必将出现,2016年乌兹别克时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也一度引起了对加剧地区不稳定的担忧。这需要中俄协力来解决,某种意义上,需要俄罗斯来保证更多的平稳过渡。

当然,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最大的威胁仍然在东边,而不是西边。影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最大变数仍是美国,目前中美之间正在各个领域较劲,而且令人意外的是竟然在最敏感的两岸关系上开始,特朗普挑动中国敏感的神经。这种较劲会持续多久?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乐观。

相比于中国,深受难民问题、恐怖袭击和债务问题困扰的欧洲政治形势会更加不乐观,年底意大利的宪法公投失败则可能增加明年意大利举行脱欧公投的概率,意大利是欧元区较大的经济体之一,意大利一旦脱欧,欧盟离分崩离析也许就不远了。

2017年法国和德国先后迎来大选,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人选已经显露出风头,他们当选再也不能当成小概率事件来看待。

三、2017年经济金融走势分析

1,2016年支撑经济企稳的主要条件在2017年明显减弱

虽然2016年中国经济意外企稳,而且是相当之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17年可以延续这一趋势。因为2016年的稳定是以不断地在传统增长模式下狂奔的结果,2017年这些支撑条件许多会减弱或者不存在。

2016年支撑实体经济企稳有两大主要条件,一是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二是大宗商品在2014年触底的基础上开始反弹,这种反弹遇到国内的“去产能”政策叠加,表现得更为强烈。

但是这两个最大的支撑条件在2017年都会出现变化。首先新一轮房地产调控肯定会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产生影响,但是多大幅度以及在什么时点上集中显现出现,则仍存在争议。

房地产开发投资从2015年的1%的增速一度反弹到2016年的7%,此后便开始下行,2017年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而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需求减弱也是必然。不过,房地产进一步放松的条件仍然存在,尤其是针对三四线城市定向放松的空间仍存,房地产这个支柱不能一下子没落,中国经济难以承受。

另外就是大宗商品,在经过2016年的反弹后,虽然去产能仍然会继续,但全球市场因为美元加息和全球经济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并不存在持续上涨的基础。国内的价格上涨也正在加速向下游传导,ppi强劲反弹,cpi上行也不可避免。从正面意义上看,中国工业经济走出了通缩螺旋,这是好事。但是居民收入并未明显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如果没有终端需求的承接可能会带来制造业困境加重。虽然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低迷,外需并不一定会得到很大提振。

同样,这些年持续不断的稳增长政策成效显著,但代价也巨大。无论是国有投资的迅猛扩张以保持固定投资一定的增速,还是放松地方融资,扩大基建投资都是2016年稳增长的功臣。2017年,这些领域至少会保持与2016年大体相当的增速,但后劲会越来越不足,问题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对这些稳增长项目的资金支持,这需要金融部门使出洪荒之力。这些项目周期长,回报率低。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进入项目主要看有没有政府或政府平台的担保,而非项目本身预期的现金流。他们加杠杆的前提是认为地方政府大体上不会违约,而且凡是与政府相关的项目都会被评为优质贷款或资产。

但一些地区经济增速已为负,负担沉重,地方政府真的不会违约吗?2017年也许会打破这样的惯例。这将会有一次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带来极大的冲击。

稳增长的核心是稳投资,而稳投资的核心是稳融资,但过渡依赖低效的政府投资,未来的困难可能会更大。投资回报率的显著下行和中国融资成本在2017年的上行会带来更大的短期和长期风险。

2,实体和金融的风险都高度聚集

中国的宏观经济还面临一些严重的中期风险,处理不好,这些风险都会继续加速聚集,最后尾大不掉。如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已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实体企业背负巨大的利息负担。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全年新增的gdp总量已经等于实体企业所要偿还的利息,这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极大拖累。

中国的民间投资增速下行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虽然2016年下半年已有所改善。但是正因为民间投资下行,政府投资高歌猛进,这进一步挤压了民间投资的空间。

中国的金融市场风险这几年明显处于高发状态,无论是2015年的股灾,还是互联网金融乱象,或者今年短暂的“债灾”,以及商品期货市场的闪崩、外汇市场的“跌跌不休”,这都显现来相同的逻辑:资金不断地加杠杆涌入所谓的价值洼地,当市场开始高处不胜寒,资金退出出现踩踏。

这些现象本身无可厚非,但下一步的发展却问题巨大。每一个风险的出现,都会导致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明显加深,但是行政监管的水平并未提升。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在政策的放与松之间循环。

2016年,“三会”已自扫门前雪式地进行暴风骤雨式的监管,如证监会打击炒壳、强制退市等,保监会整治万能险和险资举牌,银监会整治表外理财,市场血雨腥风,鸡飞狗跳。

这些整治十分必要,但也给市场带来了最大的风险隐患——政策风险。政策监管的方向不是给市场主体赋予更多的权力,而是靠给行政机关自身增加权力的方式进行。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仍未得到提升。

年底,债券市场的国海证券事件和侨兴债事件都暴露出市场信用的巨大风险,几十数百亿的金融交易,期间的公章、保函竟然可能是虚假的,这简直是个玩笑。没有基本的信用规则,金融市场就无法交易。

侨兴债暴露出更为严重的问题,至今仍未有监管部门发生。类似于国外的高风险垃圾债,却被拆分卖给零散的理财户,这严重违反投资适当性原则。而且这笔基础资产此后还经过层层的衍生,风险进一步传导。市场关注的焦点是两家机构对于保函真假的认定,而真问题却被掩盖。

年底债券市场的风险只是开始,债市走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未来的风险还会更多,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亿万理财居民的收益,风险直接向最弱小的理财散户扩散。

中国的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太多过剩的流动性,沉淀、互相交易、自娱自乐,这些庞大的流动性这些年不断冲击着市场各个洼地,但是在股市相当程度已经国有化、债市如惊弓之鸟、资本项的管制更加严格,资金无处可去。

在市场投资回报率低下的情况下,这些资金正越来越堵称为一股赌性越来越强的资金。市场坚信中国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出了问题央行总会出手,总可以出手,因此道德风险越来越大。央行不是上帝,当庞大的流动性都在和央行对赌的时候,道德风险的积累会让市场崩溃。

3,外部冲击强烈

201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还面临严峻的外部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已率先走出了宽松周期,实现了两次加息。在特朗普新政预期的推动下,明年加息预期更加强烈。

这会对全球所有非美元经济体带来重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而且现在中国面临的冲击更为直接。人民币汇率2016年年初以来已经经历了数轮的贬值,本以为g20这轮贬值会在美元加息之后触顶。但美元明年加息的预期更加强化了,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大。

美联储加息前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陡然走高,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不断收窄。如果两者出现倒挂或倒挂预期加强,资金将会加速流向美国。

人民币汇率贬值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不可能三角”中,中国到底优先选择什么?目前看到,资本项开放的目标已经被放弃了,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战略会大大遇阻。不过,汇率政策虽然在增加波动弹性,但是远远没有实现清洁浮动。

汇率政策会严重制约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中国可能不得不面临被动加息的难题。受制于内部金融市场挤压杠杆的需要和外部的制约,今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也就是比2016年更紧,这会对整个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四、2017年改革形势前瞻

1,改革基本大纲已经基本完成

经过三中、四中和五中、六中全会,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总结,称改革的“四梁八柱”已经建立。这意味着,在几乎所有规划的领域,改革顶层设计的机构构架已经清晰。那么,下一步就应当是在这些基本框架上,添砖加瓦。

笔者在2015年底的分析即提到,2016年不会有太多的顶层设计方案出台,主要是消化2015年布置的内容,从带一路、国资改革、京津冀一体化、中国制造2025、生态文明、科技体制到价格改革等等,顶层设计文件均于2015年出台。

2016年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军事安全领域。2016年元旦发布的《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是军事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具有深远的意义。多年试图推进的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改革终于得以启动,全国由七大军区变为了五大战区,初步建立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管理体系。按照官方的说法,2016年“脖子以上”的改革基本完成,2017年主要是进行“脖子以下”的改革。

第二,在一些具体领域推进改革。如民族宗教领域,民委主要官员被换,民族宗教领域在进行一些纠偏。在电力行业,改革同样突出,通过“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售电侧已经放开,上游供电交易市场也在推进。在财税领域,营改增全面铺开,降低了一些行业的税负。在金融市场领域,各类监管措施频繁不断,加强监管是大趋势,但政策缺乏协调,且深层次的改革仍然很少。

2,官员激励机制缺失

按照往年的分析框架,2017年的改革展望主要分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

2016年政治方面的改革仍在深入体制,官僚体系内部的整风在继续强化,如对 退休老干部腾退住房等问题,采取了坚决的手段。

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并未从根本上建立。在反腐新常态的情形下,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大大强化,但民众监督的通道仍没有打开。在强力监督之下,官员利益受损较大,那么需要一套新的体系,进一步强化监督,并提升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而不是无所作为,不愿意承担责任。

2017年政治方面的改革可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监察委的建立,仿照廉政公署的职能,整合两目前检察机关和行政体系中对官员监督的职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反腐机构。目前改革在北京、山西和浙江试点,在国家层面成立监察委估计也会较快推开。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二是财税改革中的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2016年,国务院已经印发了这项改革的指导意见,具体怎么划分可能是2017年的核心事项,这不仅仅涉及钱怎么分,更重要的事涉及事权怎么分,一些归属于地方的事务很可能会划到中央,涉及面广,只是这项改革的执行者已不是楼继伟。2017年可能会先行开始一些调整。

三是产权保护问题,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要清理一些针对民营企业的冤假错案也非一日之功。而且,真正的保护需要一套根本的尊崇法治的制度,而非靠下发几个文件可以实现。当前的产权保护与民间投资下滑和资本外流密切相关,仍然是一种应急的行为,而是根本上尊重法治的价值。

3,经济深层次改革难度较大

经济方面的改革。土地制度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试图寻找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药方”,但这个问题绝非简单药方那么简单。药方并非没有,但如何服用、分几次服用也是大问题。房地产市场大而不能倒,既不能允许大起大落,又不允许大涨。

土地供给制度最需要改变的,表层次的是针对政府供地的改革,如目前,跨省区的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再次放开、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挂钩等,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调整,很有必要。

更深层次的改革是对基本土地制度体系的改革,虽然年底有消息传出土地管理法将要修改,集体土地可能可以直接入市。但2017年肯定不可能,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每年数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不可能拱手相让。

房地产市场下手太狠怕翻盘,下手太轻市场不认,这正是微妙之处。201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也会继续处于这样微妙的纠结之中。

在城镇化发展战略上,中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均,且不足;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在实现严格的大城市限制政策,这导致了普遍的效仿,城市变得越来越封闭,而不是越来越开放。虽然官方的城镇化提升数据仍如常,但农民工外出打工人口基本已经是零增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虽然认为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呼声不小,但是反对声音同样巨大。

而在资金的价格方面,这涉及到整个金融发展战略的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已经公开批评了这些年金融业膨胀的问题,延续2016年的思路,强化金融监管是必然。

金融监管改革在2016年可圈可点,但是显得过于零碎,缺乏统筹和目标。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要召开,市场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当前金融行业的混业经验如火如荼,资金在各个金融资产类别之间来回穿梭,但监管跟进严重不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会放什么大招?如何规划中国未来中长期的金融监管框架,这是架在2017年金融市场要面对的重要不确定性。

除“一行三会”在加强金融监管外,财政部门在年底也开始对各地各种担保函、安慰函排查,公开宣布和地方债务的切割,并且扩大财政专员办的权力,让其加强对当前地方隐形融资的监督。ppp在2016年火热之后,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这轮加强监管继43号文之后,中央层面再次行动,2017年必将持续,并且会影响地方投资积极性,对经济稳增长带来负面效应。

2017年的国资改革既值得期待又让人担忧,因为当前的国资改革在往两个方面拉扯,一方面也提出要试点资本监管的方式,但另一方面诸如新公有制、董事长书记一肩挑,以及“三重一大”要过党委会等要求也在继续推进。公司治理结构有全球的规范,冒然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国企改革仍然面临着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政企不分的顽症,不下狠药难以治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混改在七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个领域在市场层面可能会带来较大反响。

4,市场基本体制建设仍是短板

在市场基本体制改革上,2016年年中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这个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是执行力却存疑。

但在既得利益如此强大、计划经济思维仍难去除的背景下,这个文件缺乏细则,层级不够,显得力不从心。市场经济的根本就是竞争,竞争性政策应大力强化,而非产业政策。2017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不乐观,不排除进一步的倒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6年的工作重心,但是“结构性改革”变成了“改结构”,煤炭和钢铁行业在去产能政策的推动下价格飞涨,计划和市场之争再起。

对于去产能的效果,中央并不满意,明年会继续推进,而且行业上可能要扩围。但上游行业的涨价加重了下游制造业企业负担,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虽然中央也提出了“降成本”的中心任务,但制造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专门提出,这意味着粮食的价格改革会加速推进,尤其是已经在进行改革的部分地区的玉米和棉花,但是在其他主粮上可能仍面临较大的难题。

当前的改革政策过于追求十全十美,试图在不做出取舍的情况下,实现所有的目标,这导致改革目标模糊,许多领域的关键改革停滞不前。

总体而言,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改革当中出现利益分化和竞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但是如果缺乏对改革基本问题的争论,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要求,对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认识,加强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的调查研究。

基本面没有搞清楚,改革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走入歧途也未可知。除加强调查研究之外,正如吴敬琏所倡导的,还需要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尤为重要,改革有争论、有辩论,改革才能更活跃,改革思想才能真正统一。如果关键领域改革能够势如破竹地推进,未来中国经济还是能够冲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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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改革向后

我等这次会议很久了,今天终于开了。

这是一年一度的风向标,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而经济工作会议则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调。

去年定调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中心任务给今年中国经济带来了怎样的翻江倒海的影响,今年已经看到了。煤炭和钢铁在强力去产能的推动下,价格轮番暴涨,暴涨推动了ppi转正和工业企业利润的改善,但上游原材料的涨价正在带动许多下游工业品涨价,这个传导链最终要到最终的消费品,但终端消费并没有扩张、收入也没有明显增长,接不接得住这轮涨价?

强力去产能,市场急剧波动,煤钢的价格都是陡峭陡峭的曲线,谁受得了这种震动。计划管了煤炭产量,煤炭的价格却脱轨了,但下游的电厂钢厂却受不了。计划的手下下去,一连串的利益都要计划来协调,手心手背都是肉。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若隐若现,可即使争论又能会有什么结果呢?

国资改革,本来说好了管资本,而不是管人管事管企业,现在好了,既要管资本,又要管人管事管企业,资本到的地方都要管。

在房地产火爆的带动下,民间投资也没有什么起色,经济增长仍然靠基建的火车头带头,地方平台松一松,PPP玩一玩,国有投资还在突飞猛进增长。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是必然,增速若要不变,除非让国有投资坐火箭。

带着一系列的疑问,等来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前瞻信号,下面回到正题,看看会议带来了什么干货,明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吹什么风。

这篇新华社通稿可为字字珠玑。我们来对照原文进行分析。

【2017年经济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指导明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关键领域工作取得突破。

分析

这段话的信息含量巨大,“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没有变化,但是特别强调了“前提”,即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

那么,什么是关键领域的改革?什么关键领域的改革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呢?下文就列举了基础性关键性的改革,即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

这四大项,哪一项的大改革都会影响巨大,比如国企改革问题,在今年年初,黑龙江的龙煤集团的事件一度让市场担心今年的强力去产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但显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那么,明年也不要指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动真刀真枪来对付僵尸企业的事看样子2017年是难了,稳定是第一位的。

财税、金融和社保也是同样。财税改革的下一步焦点是央地关系的调整,涉及的不仅仅是“财”,而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金融更是影响面极广,大金融监管一日不落地,金融市场的稳健性不可能建立,而监管会触及利益,会影响市场,甚至是触碰风险点。社保更是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这些改革在2017年要以稳为前提,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慢下来了。

可是,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到底怎么评估呢?中国社会稳定真有那么脆弱吗?其实没有。有时候是自身过度紧张了,只要增速不急剧下降、就业不出大问题,社会稳定短期内稳健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如果改革被社会稳定而束缚了手脚,那深层次的问题只能是一步步往后拖延。

哎。

【2017年的具体工作方针 】

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要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完善法治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开放领域,积极吸引外资。要继续做好各项民生工作,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分析:

这段话同样信息含量巨大,需要逐条逐条地分析。

1,对于今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在对2016年工作进行总结上,并没有直接作出评判。而这里第一句话“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则相当于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总结——即,今年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是到了明年推动它有实质性进展。

不知发改委等部门看到这句话有何感想?!他们从年头忙到年尾,可谓呕心沥血,手心手背都是肉,煤价涨了,发电厂不高兴,钢铁厂也不高兴。不断地调和矛盾,不断地刷新去产能去得的成绩,一度在年中只完成了38%,然后蹭蹭地上涨为70%以及更高,现在已经是年底最后一个月,就差把完成目标任务写上100%了。

虽然在11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说法是“任务基本完成”,但话锋一转,却是进展不平衡、个别企业还新增,中央要开展验收工作等,于是几个钢铁大省都开始打击地条钢、关停中频炉,螺纹钢期货价格再度猛涨。显然,表面上说了基本完成,仍然很不满意,所以中央要搞验收工作。

虽然市场已经鸡飞蛋打,价格体系已经乱了套,但是显然去产能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明年力度不减弱,如此预估下去,钢铁煤炭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PPI会继续上升。可是,到底何时是去产能的尽头?价格一年间已暴涨如此,那么暴涨到何时是尽头?你知道吗?请留言告诉我。

当然,五项中心工作显然不只是去产能,还有房地产去库存,还有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降成本显然没做好,能源价格都在上涨,运输价格在石油价格上涨和查超载的双重压力下也在上涨,成本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去杠杆,显然杠杆在上升。补短板,这个不好评判,但基建算短板吗?

综合说来,五项中心任务,今年显然完成得不怎么样

但关键问题是,达成这些目标的方式方法——更多地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一定要不放弃计划的手段呢?这点仍有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观察风向。

2,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一直在提,翻看陈锡文去年和今年在财经年会上的讲话就知道了。但是,现在到政治局会议的层次特别提出来,市场可能一惊:莫非明年农产品也会像今年的煤炭、钢铁一样涨价。那CPI估计就真的守不住了。

这些年农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价差,说到底是前些年乱搞的临时收储带来的尾大不掉,国际粮食价格超低,一些品种配额外65%的关税到岸的价格可能都和国内的差不多,那国内的农业还怎么玩?

但即使如此,农业的改革并没有那么迅速。玉米是三大主粮中用来开刀的,去年陈锡文说,就玉米价格改革这项,东北和内蒙的农民损失2000亿。而现在从玉米和部分地区的棉花,缓慢推向水稻和小麦可能势在必行了。

还有在加入WTO时已经牺牲掉的大豆产业,现在全世界出口的大豆三分之二来中国,中国进口的粮食中,三分之二是大豆。现在似乎又要恢复一些,但很难。

农业供给侧改革,会减少部分农产品的种植,休耕轮作。还有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促进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改革补贴制度等等。但经营制度不会大变,连关键性改革里也没有提农村经营制度或土地制度。

农产品价格2017年会出现短期大幅波动吗?不排除,尤其气候可能不好。在年末的一次投资者的会议现场投票中,明年的商品市场,有许多人看好农产品。

且行且珍重。

3,房地产还是没有找到解药。

这次会议提房地产问题和之前提大金融监管一样,要研究办法,也就是还没有找到办法。

但与大金融监管又不一样,研究的办法又加了一些限定词“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这就复杂了。市场本来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的,而现在加了一个符合国情,大意是中国特色罢了。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是关键?如果抛开这个,房地产市场发展应该纠正大力控制大城市人口、土地供应的政策,应该促进中国形成更多的超大规模的城市,改进城市的管理,提升城市的效率和宜居性。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就是要加大这些城市的土地供应,而不是收紧。但是加了中国特色,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土地供应的情况下,确保这些城市的房价不要飞涨。

说实在的,这很难。市场规律就是人要往大城市寻活路。

3,加快改革不可高估。

今年这样表述“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而去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是这样表述,“加大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也就是说,两年来,对牛鼻子的改革领域认识一直没有变,也就是国企、财税、金融和社保。可是2016年这些改革领域又怎么样了呢?

4,一带一路继续是热点。

王毅同志已经说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明年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这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今年的G20会议那样重要的意思吧。

5,如何理解“完善法治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开放领域,积极吸引外资”这句话呢?

法治建设更多是针对安抚民间投资的需要,强调保护产权。

而“释放消费潜力”其实比较难,今年的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对稳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明年不排除继续在这两个“拳头产品”上下功夫,比如定向地对三线以下城市的房地产放松(可是谁去那买呢?),再就是对汽车消费相关税费继续优惠,汽车消费仍有增长潜力,只是路太堵,停车场太少了。

“扩大开放领域”大有可为,中美之间BIT谈判谈了很久,美国希望中国开放高端服务业,也就是金融业,中国也小步在做。明年和美国关系不好处,谈判总有舍有得,估计金融业的开放会继续推进。只是人民币贬值,资本项只会收紧不会放开,所以开放存在一定悖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也会受制约。

【2016年成绩总结】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效益提升,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成绩来之不易。

分析

这句话每个逗号都代表一个意思,有相应的数据或事实支撑,比如质量效益提升,显然是指工业企业利润。比如结构优化是指消费对增长的增量贡献,比如开放只是人民币纳入SDR等等。

“成绩来之不易”怎么理解呢?今年经济意外地这么稳,其实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虽然这里没有提资产泡沫。政府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继续飙升,杠杆继续提升等等。付出的代价不小,换来的是6.7%的超级稳定增速,高增速当然有好处,但代价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2016年问题总结】

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一些领域金融风险显现,部分地区困难较大等。对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努力加以解决。

分析

这段话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是当前经济中突出矛盾的归纳。第二是金融风险不再是潜伏,而是显现出来了。第三是部分地区困难较大。这三点显然都是有所指的,而非无的放矢。

首先,对中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认识。供需错配仍然是中国当前经济的突出矛盾,产能过剩主要是指供给,这好理解,LKQ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作一个比喻,我们本来是炒了两个人的菜,结果吃饭的却只有一个人,所以菜炒多了。这是指,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急剧萎缩,而国内的产能设计,尤其是4万亿的产能设计都是按照全球经济仍高速增长来预计的,后来发现生产太多了,仅仅靠国内的需求接不上去。

这里提到的“需求结构升级”之前也提过,其实就是高端需求无法满足,低端产品却过剩。高端需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海外购物,但海外购物除了品质之外,与当时人民币币值、海外税收低带来的价格低等密切相关。

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低端产品过剩,在全球遭到围剿,欧盟和美国都针对中国钢铁产业的扩张不满,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本来我们成本低,低端产品并非完全没有竞争力。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更厉害,海外市场很难好起来。这是个麻烦。

这个麻烦怎么办?自断手臂,砍产能。所以就去产能。可是砍产能真应该用市场的办法砍,而不是计划的办法。计划扭曲市场会扭曲整个产业链,导致问题会越来越多。

第二,金融风险显现。金融风险这几年确实一个接一个,从股灾到互联网金融,再到今年商品期货闪崩。一个接一个显现,显现了就强监管,已管就死。这是大难题。

那么,这里的显现到底是指什么?可能有这几个方面:债券市场的风险,尤其银行“理财买理财”,委外加杠杆,期限错配,而今债券市场经历了数年牛市之后风向似乎正在转变,这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再就是地区的风险,目前城投债还没有违约案例,明年也许会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真正听到风险破裂的声音,而不是救助救助再救助。

目前,中国的流动性关在国内,向洪水猛兽,只有那里有一点点风险可控的利润空间,所有的洪水就会奔涌过去,迅速填平洼地。

这个猛兽现在真的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了,样样都是风险,或者样样都有管制。股市、房市、外汇、商品,你去哪?你去哪?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根本的是在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让市场起基础性决定作用,加强对金融的监管。这是最最关键。没有改革,就没有稳健的金融市场,当前的很多风险,同样不少是由于政策的不稳定所带来。

大金融监管框架不知内部讨论了几何,明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重头戏,千万别让市场失望啊。当前保监会查保险,来势汹汹,确实万能险这些年狂奔得太激进,保险公司背负的压力巨大,但又想扩大壮大自己,只好采取激进政策。而今遇到了强力监管,但远不是保监会一家的事,应当“三会”联合调查,保险、股市、理财的问题。可谁牵头呢?

第三,一些地区困难较大,自然不必说了。前三季度,辽宁经济增长-2.2%。

负增长,这是塌陷啊,塌陷在进入中等陷阱之前啊。之前的高增长,数据造假估计是少不了呢。

特朗普当选:全球在颤抖

遥远的美国现在正是午夜时间,大选结果即将揭晓。是的,特朗普要当选了。这是今年以来最让人惊悚的消息,远远超过了英国脱欧。

相信此刻,在全球各地的政商巨头正在紧急会商。我正在写这个文章的一刻,韩国国安委正在开会商讨策略应对。

对于许多人来说,美国选什么人当总统与我何干。但全球化的时代就是这样,遥远地方发生的大事会影响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这种影响会在未来若干年内不断得到验证。

美国大选之所以重要在于,美元在全世界流动,美国军舰在全球每个角落巡游。美国是这个地球的领导者和支柱——无论是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

全球的安全支柱是美国,经济支柱也是美国。而现在,这个支柱要动摇了。

他要奔向孤立主义和超级的现实主义。它不试图在价值观上引领世界了,什么人权,什么原则,让它见鬼去。他变得很现实,他是美国的总统,要让美国变得更富足,而不是世界。世界好不好,关他屁事,美国好就行了。

支柱要退缩、要塌陷了,地动山摇。

一、孤立主义时代的到来

近年来,美国对全球事务干预的顶峰是小布什时代,发动了两场战争,但战后治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都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对于发动战争的缘由到底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多一些,还是理想主义情怀多一些,现在不去争论。

但战场上胜利了,治理上却失败了。

奥巴马时代对这些进行了反思,其调整了反恐战略,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更多的是培训合作方的军事力量,而不是自己派兵冲到前线。所以,虽然ISIS惨剧不断上演,但除了极少数的特种作战人员外,美国没有派出地面部队。

美国在全球的干预虽然在这两场战争后的结果来看,相当失败。但是,美国的安全力量仍然是全球稳定的支柱。

在欧洲,二战之后的混乱局面,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洲,虽然没有北约,但美国在亚太的存在,避免了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混战。二战之后,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都有许多仇怨,如果没有美国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定是战火纷飞。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让日本、韩国可以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而不是扩张军事力量。

试想,如果没有美国构建的安全体系,多少国家会发展核武器,多少国家会陷入战争泥潭。当初,台湾也有搞核弹的计划,被美国一手浇灭。

这就好比一个江湖,小弟之间纷争不断,但是有大哥在,小弟之间就打不起来。现在,这个大哥说,它不管你们了,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那么,这个世界会好吗?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甚至说过,让那些国家去搞原子弹(大意,非原话)。果真如此的话,既然金胖三都可以搞原子弹,韩国也可以搞,日本也可以搞,如果没有美国按住他们,他们真的都会搞,这不是笑话。可这样下去,天下到底是大乱还是大治呢?

特朗普还说过,如果波罗的海的北约国家遭到攻击,美国是否提供帮助要看他们对美国履行的义务。这句话可让多少小国家不安,北极熊虎视眈眈,你美国要真不管我了,我是不是也得自己搞军事力量?都这样的话,是不是安全组织可以解体了?

虽然这对于中国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因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是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提出的,如果她当选,美国对亚洲的军事投入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而特朗普上台就不一定了。

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面临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他们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而今如果美国弱化(不一定)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这些国家将会发展和中国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近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出现的变化。亚洲现在最焦急的国家大概是日本了。

正所谓物极必反。当年,卢旺达大屠杀,美国政府不管不问,美国民众从电视画面看到悲惨的场景,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干预。而今,难民和穆斯林给繁荣平和的欧洲带来的混乱让美国人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管人家家里的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仁厚地收留了人家,人家不报恩反而来伤害我们?

是的,孤立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全球的稳定的支柱正在被打破。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趋势的延续,而不是逆转。全球将进入一个更加不安定的时代。

二、全球贸易将倒退

全球的稳定运转,安全是基石。而孤立主义时代的到来,影响的却不仅仅是安全,它会涉及全球治理的所有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全球市场在选举期间已经用脚投票了。凡是川普希望增大时,美元指数就会走低,避险资产黄金价格就会走高。即使美联储发话要加息也不管用。加息预期升温初期,美元指数一路走高,甚至有人猜测会到100,但是当FBI试图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之后,美元指数又开始回调。

对于年底美联储是否加息,最大的悬念已经不是经济数据,而是川普会否当选,以及当选后对全球市场带来的影响。

今天上午,这样的逻辑又在重演。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特朗普在猛烈攻击全球贸易体系,他认为WTO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甚至扬言要退出WTO。当然,更不用说奥巴马苦心经营的TPP和TTIP了。

WTO曾一度被看作是自由贸易的基石,是伟大的成果,而今如果全球经济的领头羊美国都要抛弃它及新一代的TPP及TTIP,全球贸易今后怎么走?

而且,特朗普还可能发动贸易战,四处出击。中国钢铁行业给美国造成的竞争压力正好给了他口实。

在经济之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美之间这些年难得的合作的典范,也可能面临倒退。

三、理想主义的死亡

在基辛格的书中,他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摇摆,时而理想主义优先,时而现实主义优先。

而现在答案很明了,特朗普是一个坚定的,甚至是一个无原则的现实主义者。甚至,不能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来定义他,因为他可能破坏美国立国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

虽然中国领导早已说过,更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更看重利益,而不是那么多价值观的要求。现在特朗普可能不仅仅是右派那么简单了。

特朗普已经说了许多触及美国价值观底线的极端言论,他要阻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要驱除非法移民,要更强有力的反恐才不管会不会威及公民隐私和信息,同时他才不关心人权。

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能倒是好事,都是超级现实主义,都不关心人权,大家就谈利益。

可是,和特朗普谈利益会比和民主党谈利益更容易吗?显然不会。

 

提醒:本文分析依据特朗普竞选期间言论,代表了整体政策走向,但上任之后,并不会马上发生改变,这个一个循序渐进的政策方向。谁当美国总统也不可能马上掀起巨浪,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和趋势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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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粱一梦,还是改革号角:一文读懂央地财税关系改革

最近,领导层海边暑期休假结束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变化在明显加速。对于一些显著的变化,本公号将持续推出独家原创分析。

今天要分析的是财税改革,财政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基础。财税要动,尤其是央地关系要动,动的都是国之根基,弄不好地动山摇。古代中国的政治变动,很多就是因为处理不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一旦羸弱,地方群雄并起,纷争不断。

中国目前的央地关系的制度体系仍非常不成熟,有一些不成文的惯例,但法治约束少。这也是要推进改革的原因,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定的目标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稳固的财税体系,哪有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们仍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上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则打开了重大变革的号角,提供了可能性。但切勿过于乐观,且看下文分析:

1,微妙的发布时点

这份学究味浓厚的改革文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一书的翻版或浓缩版。

这是财政部强势主导的改革,代表的是楼继伟的梦想——虽然上任已数年,但它才刚刚开始触及他真正的梦想。他要践行上任前对中国政府间财政问题的一套系列看法。

可是,这个时间点却非常微妙。按照政治年龄来看,楼继伟出生于1950年,早到点了。当时周小川到点之后连任,办法是给他挂了政协副主席,成了国家领导人。而楼的前途至今未定。

年龄到点,但他的梦想却没有开始——这几年,他都在处理一些相对急迫的事情。先是拆弹,将隐患重重的地方隐形债务公开化,搞了置换债务,去年换了3.8万亿,今年上半年置换债3.5万亿,狂飙突进。

这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至少扎了口袋,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时间窗口,不至于让隐形负债胡乱膨胀。这大概是楼部长不得不做的事。另外一件事是属于税制改革领域的营改增,这同样是大事。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转移支付的改革等等。

但这都不是楼继伟终极梦想,他的野心是希望在中国建立一套稳健的财税体系。他有自己的著作,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清晰的判断。虽然有时候某些改革会有些书生气,比如清理地方税费优惠问题,遭遇强大的反弹最后不了了之。但这也代表了试图建立规范统一的财税体系的努力方向。

现在,债务置换和营改增都轻舟已过万重山,楼继伟真正施展抱负的时候到了。

可是尴尬也恰恰在此——他的职位,到底是往上走一步,还是退居二线,仅仅成为一个过渡财长呢?

他是一个难得的有鲜明个性的官员,在农产品进出口、劳动合同法等许多他完全不必发言的领域,他也敢于出风口说话。

他不CARE很多事。但现在,他必须考虑他自己的去处。

按照央地关系的重要程度来看,此文件不应当只有国务院发,而应当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最好过政治局会议,至少也应该是深改组会议,否则谁能搞得定这么大体量的利益调整?这也是让外界不解的地方——难道真的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改革吗?目前很难判断。

人事与政治,决定改革的节奏和进度。现在是关键节点。

2,改革的优先方向:首先是强化中央

对于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问题,这些年来市场上似乎有一种看似主流的观点,即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倒是越来越富裕了,地方财政却紧缺。因此认为改革的核心是要给地方更多的钱。

如果这样理解这次央地财政关系的改革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次改革动不的仅仅是“财”,而且“政”也要一起动。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分钱的问题,而且还要动权力。有些权要收中央,有些要下放。

这也是改革的艰难之处,很可能改革既得罪中央也得罪地方,两头不讨好。而且各个条线的权力调整都不是省油的灯,绝对不是下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因此,改革方案还必须考虑现实中种种的扭曲、种种复杂而隐秘的利益关系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对改革者而言,这是个鬼门关,没有担当的人是不会去做这个事的。

另外,按照楼继伟书中所著,中国调整央地关系和市场的想法恰恰相反,不是给地方加钱,而是给中央增加事权和支出责任,给中央加钱。

楼继伟通过国际比较看出,中国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太少了。他的书中举了一些例子,如果将政府性基金收入也计算在内,中国的中央收入所占比重为32.2%,从支出比重看,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比重为15:85。同时,不包括军队和AN全部门人员,中国的中央公务员仅占6%。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至今难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凡是涉及到全国统筹的事都很难推进,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很难协调。

楼继伟在书中认为,中国是一个过度分权的国家。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因此,可以很明显地从文件和楼继伟的书中感受到,改革的思路首先是强化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文件第三部分“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点就是适度增加中央的事权。

在改革的时间表部分,2016年选取的优先改革领域也是归属于中央事权非常明显的领域。

那么,哪些是可能的改革方向,在楼继伟的书中,他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十分值得关注(本文仅简单列举),每一项都是重磅

“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改为中央收入,并由中央全额负担出口退税。”

“应该将一部分司法支出责任上移。对于跨地区纠纷、高级官员渎职等犯罪行为应该由国家法院审理,同时必须建立独立的检察侦查体系。”

“全国范围内销售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具有较大的全域外部性,如果由地方管理该事项,对出现问题的企业进行处理就会影响当地就业、税收,不符合激励相容原则。”

“中央把应当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中央公务员的人数要增加,要从地方划上来一部分。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相应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大量减少,大幅减少对地方事务的干预。”

“健全地方税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房产税或物业税体系。”

“按照全口径政府预算要求,逐步将土地资源类收入以及石油、通讯、电视频道等特许经营权收入纳入中央和地方划分范围。”

“对某些政府性基金和附加收入,可以改为税收,纳入现有税种之内或开征新税。”

……

3、改革的时间窗口

任何改革都需要看清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方向,重大改革更须如此。否则再强势的人物、再坚强的意志、再完美的方案,也会被历史的浪花风吹雨打去。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迈过去的槛,迈不过去,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无本之木。

但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深度转型,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和内部结构也在发生急速变化,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如何把握处理应急问题和坚守改革方向的平衡,是个巨大的挑战。

经济增速下行,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滑,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为了稳增长,财政支出却仍维持在高位,收支矛盾更加尖锐,而且社会保障支出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财税管理体系也存在问题,几大账本至今没有统一,国资搞国资预决算。这些问题盘根错节,穷地方希望中央支持,富地方反对中央统筹,中央需要在贫富分化极大的地方利益中做协调。

同时,税制结构也体现了一些不稳定性,中国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都太低,但要贸然增加也存在现实难题,因为产权制度改革仍不到位。房产税的问题缠绵多年,仍未有定案。税收法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改革就好比在下坡路上修车,既要控制下落速度,把握方向,又要对车子进行维修,很难。

地方债务置换给这轮改革赢得了时间窗口,但地方债务问题并未解决,只不过是把问题往后挪了,让地方发行长期债券,债务没有消除。

在这个窗口期内,恰恰是需要快马加鞭进行改革,否则问题越来越多,改革难题会越来越大。

上周国务院的文件列出了改革原则、时间表和路线图,但这仍不是一个EXE文件,操作落地难度大,如果只是在国务院层面来处理此项改革,时间表内完成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更清晰的信号,才能看得清这步棋怎么下,走多远。

 

外管局用心良苦 外债轻舟未过万重山

近日,国家外管局公布了今年6月末全口径外债数据,外债总额9.2万亿人民币(约1.4万亿美元)。这一数据环比增长了2%,逆转了2015年二季度以来外债总规模持续下降的态势。因此,外管局称,“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外债去杠杆进程接近尾声”。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并非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为了金融安全考虑,一般并不希望外债太多,因为债务总要偿还,如果没有足够的储备资产进行偿还的,就可能出现债务危机。

但中国这段时期却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即我们不担心的不是外债增长,而是担心外债减少太快。因此,当外债出现环比增长时,外管局将这个现象进行重点解读。

但其实从同比数据来看,相比于2015年6月末,无论是全口径外债,还是占外债接近半壁江山的银行债务余额都仍然在减少。如果再考虑当前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加大,外债企稳仍然十分脆弱,轻舟仍未过万重山。

 

为什么担心外债减少?

在2015年央行进行五次“双降”之前,“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实体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据媒体统计,2014年李克强在各类会议中,十次提及这一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在2014年11月底,由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出,“支持跨境融资,让更多企业与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这意味着,从国务院层面支持企业借外债。

道理很简单,内外的资金成本的“水坝”太高了。当年,中国国内一年期及以上的银行贷款利率都在6%以上,这意味着国内的实体经济必须支付6%的资金成本。在全球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央行意识到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于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回收货币。

但是,全球并没有同步这样做。全球许多经济体在降准降息的措施发挥到极致之后,继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央行直接进入市场购买债券,而市场的基准利率仍然维持在极端水平,甚至是零。除美联储率先小幅加息之外,其他经济体甚至进一步采取了负利率政策。

这就导致了资金成本越来越大,境内人民币贷款的利率是境外的数倍,国内实体经济的融资负担沉重。鼓励企业去用境外低成本资金也就不奇怪了。

于是,中国企业的境外负债迅速增长。可是,在这个时候却遭遇“双面夹击”:一方面,2015年国内不断降准降息,大幅降低了融资成本,境内外利差仍然存在,但缩小了许多。另一方面,8·11汇改,人民币中间价机制得以落实,人民币迅速贬值,这导致了企业的损失更为严重。

于是乎,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外债余额迅速下降,9月末和12月末的外债余额环比分别下降8.9%和7.4%。企业在迅猛地进行外债去杠杆,买入外汇,偿还外债。这也是导致去年资本外流严重,人民币汇率承压。对企业主体自身而言,之所以着急偿还美元债,就因为预期人民币会贬值,规避贬值风险。贬值预期和提前偿还外债相互交织,推动资本外流不断加剧,人民币贬值预期不断得到强化。

而今,从环比来看,今年二季度中国的外债规模上升而不是继续减少了,这说明企业的外债去杠杆已经进入了尾声,这样解读有一定道理。

 

轻舟未过万重山

 

但是,当前的外债企稳仍然十分脆弱。

从同比数据来看,2015年6月末的全口径外债余额人民币10.27万亿(约1.68万亿美元),而今年6月末的数据为人民币9.21万亿(约1.39万亿美元),同比减少了人民币1.06万亿(约2908亿美元),减少了11.5%(美元计约21%)。这个减少的幅度并不小。

再从分项数据来看,和2015年6月末相比,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外债仍然在加杠杆,直接投资也在增加,但是占大头的银行的外债仍在去杠杆。从某种意义上看,市场主体仍然在去杠杆,而官方机构则在加杠杆。不过,从环比来看,相比2016年3月,6月份银行的短期和长期外债都在增加,这说明外债有企稳的迹象。但是,这一趋势能否延续还要观察下个季度的数据。

今年以来,外管局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以便利企业境外融资,包括推广全口径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管理、统一中外资企业外债结汇管理政策等政策,以便利企业跨境融资。未来可能还需要推出更多的改革措施,稳定外债水平,以避免出现去年汇改以后,企业集中偿还外债导致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加剧相互交织的局面再次出现。

但当前,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仍然较大,这对外债企稳不利。如果预期人民币还会加大贬值,那么企业主体外债去杠杆可能还会加速。虽然从短期看,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在,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企稳的良好势头,再加上人民币正式纳入SDR,会利好人民币汇率稳定。同时,美国大选前景仍不明朗,美联储会否在今年年底加息仍存在不确定性。

汇改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企业需要适应新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环境,理性认识汇率波动。同时,做好与市场沟通的工作,管理好市场预期,尽量避免企业偿还外债和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的换汇需求叠加,进一步导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惨痛代价换来的一点曙光

这本书本来准备假期之后看,但一口气看了停不下来,因为和最近思考的问题有关。书很薄,用语简练,很精彩。

这本书主要是讲债务问题,从书名也可以看出来,《“债务-通缩”压力与债务风险化解》,讨论的问题非常聚焦,也非常清晰。

债务负担有多沉重?

首先,中国企业杠杆率之高,已居全球之首,比奇葩日本还要高。这么高肯定不行,但我却不知道到底有多严重。这本书引用了两个研究数据,可以看出债务负担沉重有多吓人。

第一,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9.03%上升到了12.53%。2015年企业要支付的债务利息就高达8.5万亿!要知道,去年一年的新增人民币贷款才11.72万亿啊,债务利息就有8.5万亿,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况。当然这几年企业从债券市场融资比重大大提高,但银行贷款仍然是主体。这么沉重的利息负担,企业还如何发展?如何投资?

第二,再从信用债市场看,这一个比例同样很高,2008年为29%,2015年已经上升了62%,也就是还本付息的规模占总发行规模的一半还多。债务借新还旧,企业竟然却困难,这叫经济如何发展?!

这就是书的主题,即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的债务和通缩的恶性循环。经济不断螺旋下行,而无论是PPI还是CPI始终低迷。

一度激烈地先去金融杠杆,但后来换了种方法

对于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怎么办?去杠杆。对于去杠杆,有很多方法。

一度我们做的非常激烈,比如620钱荒,以及整顿银行的表外业务,试图通过金融体系的自身去杠杆,抬高资金成本倒逼企业去杠杆。

虽然持这一观点的大有人在,刘煜辉也提出,去杠杆首先也去进入杠杆。在企业端,任泽平提出要用炸掉钢炉子的勇气去产能等等。这种猛烈去杠杆的方法以及尝试过。但恰恰也是作者这本书所担心——债务和通缩的恶性循环。经济不断地收缩,债务风险不断地暴露,再加上输入型的通缩(全球大宗商品暴跌),经济在螺旋式下沉。

不过,我看这本书思考更多的不是债务问题,而是当前千夫所指的资产泡沫问题。

我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称房价暴涨并不疯狂,当然有瑕疵,很多地方确实已经疯了,取标题时也意识到会引起争议。但我这里的“不疯狂”主要是我觉得居民信贷虽然飙升,但是仍未到风险触发点,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并不高,目前可以承受。

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未来居民部门可能还要继续加杠杆,还有很多玩法,中国还没有。消费信贷市场还不够大,而且地产抵押的多是企业,居民房产抵押不容易,也不普遍。这些市场工具迟早会发展起来。

当前的宏观政策确实有种到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程度(虽然还未到),越来越逼仄。左右为谷,进退维艰。资产泡沫有巨大的负面作用,伤害了经济长远发展的活力,且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但是资产泡沫也是以时间会空间,如果没有房地产的飙升,就没有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去年的1%反弹到7%,也不会有钢铁煤炭等去产能行业的价格反弹。房地产是个命门,做什么都靠它。

巨大的代价,艰难的成果

巨大的资产泡沫代价,换了艰难的成果——工业企业利润转正,8月当月甚至增速达到了19.5%,同时PPI已经在持续了53个月为负后接近转正的曙光、民间投资增速也由负转正。这是在连续多年中国经济螺旋式下行之后赢来的难得的曙光,也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代价巨大。

因为债务的沉重,因为PPI的下沉,整个经济体在收缩,即使货币政策已经偏宽松,但是投资积极性始终提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工业出厂品价格不断下滑,谁敢投资,产品出厂价格还不只跌到什么程度。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通过刺激资产泡沫,实现了走出通缩(目前还未走出)。

现在中国经济到了新的垭口,资产泡沫不能猛烈地压制,这是付出的代价换来的成果,所以楼市调控小心翼翼,不能太狠,不能比上一轮狠。看到有企业卖楼还债,被广泛传为笑谈。但这做得太对了,资产泡沫可以改善或维持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而变卖资产还债,就等于减少了违约风险。这个时候做更好,也最好。应当鼓励更多的企业趁高价变卖土地、房产还债。

但是,现在下结论说,这轮资产泡沫的惨重代价已经换来了经济企稳,即使工业利润继续向好、即使PPI转正、即使民间投资增速提高。现在还处于微弱的转变期,如惊弓之鸟。

而且,面临的困难和变局很多,高投资不可持续。资产泡沫膨胀的过程中,其实还伴随着这轮地方杠杆的重新扩张(基建投资),混乱的PPP将两三年就可以完工且无任何现金流回报的项目全都整成七八上十年项目等等。而这些迟早要掉落。

历史会如何评价这轮房价暴涨?

现在还有很多工具可以玩一阵,或者玩一年。比如刚刚山西搞了一个增信公司,不是担心煤炭的债务风险吗,我给你们增信,发行CDS。这是好事,迟早要做。各地也搞了许多债委会,不让银行抽贷,帮企业渡过难关。

但关键是,各类帮扶政策且勿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杠杆本来是由于2008年以后糊涂和混乱的政策造成的,市场机制被扭曲,而现在解决问题,即使扭曲市场机制,也要保持敬畏之心,这是不得已为之。不要因为短期解决问题,摆平就是水平,让这些扭曲长期化。

这轮房价暴涨,各地纷纷调控,未来会进入平缓期。但也许,泡沫过后,短暂的曙光很快会消失,暗淡,窗口期马上关闭。关闭之前还有一轮疯狂,然后难题从一个变成了两个——杠杆没有去,资产泡沫也没法去,经济僵化,掉落那个啥子收入陷阱的洞里了。

无解。那时候,我们回望历史,会如何评述这段房价暴涨的历史呢,苍山如海,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