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中国证券业的画卷，阚治东——这个被称为证券教父的人则是活化石。阚治东的清晰回忆和细腻的笔触让抽象的证券变得如此生动、形象。如果学习中国证券史，这本书绕不开。

阚治东是条好汉，闯荡股市二十年，辉煌时如日中天，沉沦时落为阶下囚。虽人生跌宕起伏，他从未改变自己的性格，准则，他在按他的原则做事。

在日本的时候，他和那个日本人吵，因为那个日本人总说，“这个你中国没有。”他的同伴总回答说，是，中国没有。他告诉他，你不能说中国没有，只能说你在的那个地方没有。后来，在申银证券受处分，他坚决不说出幕后主使，但却去证监会申请召开听证会，有人提醒他，“你那段时间不在国内吧”，他接过话 说，“我可以遥控指挥。”后来，在南方证券，他一遍一遍地辞职得不到回应，他就干脆给董事会提交，自动离职。到最后，他被逮捕入狱，他妻子说，找人融通，需要30万，他坚决不干。他运作的资金以亿计，他的月薪却只有万把块。

这是一幅中国证券业的画卷，阚治东——这个被称为证券教父的人则是活化石。我总觉得自己读书方面特别幸运，刚刚读完前本金融崛起之书，宏大叙事，却又买到这本“画卷”。阚治东的清晰回忆和细腻的笔触让抽象的证券变得如此生动、形象。如果学习中国证券史，这本书绕不开。

在他这个亲历者的眼中，许多事情那么清晰、奇怪，却真实。他几年后返回日本，同行者介绍说他是中国证券业的老大，对方非常吃惊。几年不见，一个学习的毛小子变成了老大。这是中国版的传奇，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在上演。在人才稀缺的年代，先行者依靠体制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地位。这或许也是张艺谋一直说，是国家的崛起给予了他的地位，此话不假。

在证券业的蛮荒时代，上海人从倒卖国库券到后来挤到体育馆里买股票，那场景，像是一部电影。可是，自发自生的东西，在后来却慢慢歪了。在上海金融地位保卫战中，神秘的领导——至今没有被点出名字，反复要求各家证券公司增加自营业务，把股市推高，为此不惜挪用银行资金。后来，在他闯荡深圳搞创投，募资金而不到，分管领导说了一句话，“你们都这么有钱，怎么都一毛不拔。”上十亿的资金就进来了。这是多么神奇的领导。再后来，为南方证券他找领导，每次他都要枯燥地等，一般都要等几个小时。这就像小说生死博弈里描述的，领导接待下属，就像老中医出诊一样，门口排成长龙，无论你有多么紧急的事，领导总是不紧不慢。这便是领导。

到最后，也是最精彩的文字之一，我甚至认为不亚于一个社会学家的记录。他详细记录了监狱里的种种细节，我想，大概当时去美国考察监狱制度的托克维尔也没有这么精彩。他把监狱中的心理、细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绘得如此生动形象。

阚治东就是阚治东，无论在哪里，他都要折腾，都会不安分，都会干出一番事。

假案出笼
办案民警对微点老总刘旭说，“你们公司有两条出路”，一是卖给“像瑞星这样有实力”的公司，二是搬回老家福州去。
这起冤假错案源于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
2005年上半年，成功研发出主动防御反病毒产品的东方微点公司，一边申请版权，一边在媒体上造势，推广新的反病毒理念。
这些文章引起了它的竞争对手瑞星公司的关注，东方微点公司老总刘旭曾在瑞星任总经理长达11年，瑞星公司清楚刘旭的实力，并知道东方微点即将有新产品上市。
按照公安部的规定，防病毒软件产品的上市需要取得销售许可证，而这个证件的颁发正是由公安部门网监处管理。在申请销售许可证之前，申请单位必须先进行备案和取得公安部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合格证。
为了阻挠东方微点公司的新产品上市，瑞星开始行贿计划。审判查明，瑞星公司前后向于兵行贿420万。
瑞星公司与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关系一向颇为紧密，他们长期联合发布每日的病毒预警信息，一直引起行业内其他公司的不满，认为这是非正当竞争。
为了彻底阻击东方微点公司的新产品上市，阻止该产品进行检验，拿到了瑞星“好处”的于兵开始处心积虑策划假案。
2005年7月的一天，网监处副科长、网络案件侦查队队长张鹏云来到东方微点公司进行“资质调查”。网络案件侦查队的主要职能是侦破对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案件，网上情报侦查、对网络犯罪线索进行前期侦查等。
东方微点公司董事长刘旭回忆说，当天张鹏云问他，你们公司有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吗？
刘旭说，没有。
刘旭好奇的是，张鹏云没有问任何有关公司资质的问题，而是拿出讯问笔录的信笺开始讯问，他当时就问民警，为何是这种信笺，对方回答说，随便拿了一叠纸。
张鹏云在事后供述时说，“从开始其实就觉得是胡弄的一个案子，本身是一个行政案件，根本不构成刑事案件。”然而，于兵非要让他们办成刑事案件，逼着他们找证据，每次开会于兵都说“能干的干，不能干的下沉”。所谓“下沉”，就是指下放到下面的派出所。
这次调查是东方微点公司厄运的开始。
事隔一天，7月7日，多名警察带着摄像机来到东方微点公司，他们查看公司的网络链接、电脑数据，并反复讯问多名员工。
这次视频拍摄镜头后来进入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法制节目，警察问微点副总田亚葵电脑有没有连接网络，田亚葵说连了。实际上，田亚葵回答的是办公电脑连接了网络，而非测试电脑（用于测试病毒的电脑）。在防病毒公司，办公网和测试网有严格区分。
此后半个多月，东方微点公司几乎无法正常办公，多名员工被反复讯问、传唤，网警不断“引诱”他们回答问题。
一位当时参与办案的网监处民警牟巍在法院调查中说，“感觉张鹏云的态度就是一定要找出东方微点公司的毛病来，否则绝不收兵。”
田亚葵也预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在7月的一个周末，他把员工紧急召回公司加班，让他们对公司所有电脑加三层密，这些工作防止了公司研发资料被窃取。
在后来的又一次讯问，办案民警对刘旭说，“你们公司有两条出路”，一是卖给“像瑞星这样有实力”的公司，二是搬回老家福州去。
2005年8月30日，田亚葵被刑拘。此前，东方微点公司迫于无奈开始了秘密的逃亡行动，他们购买了北京到厦门的火车票，却在南平下车，租了辆大巴到福州。
10月份，北京市网监处对媒体发布了一则轰动全国的消息：北京市公安局破获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这个案子就是于兵一手制造出来的东方微点案。
在通过舆论高调办案的同时，他们在迅速编制一个谎言网，让假案成真。
炮制“病毒”
在于兵的权力下，江民公司和金山公司也参与其中，被迫提供假证。
2005年7月，参与办案的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案件队队长唐京利发现案件材料里没有报案材料，也没有受害人，于是问于兵。
于兵把齐坤叫到办公室，问齐报案材料写好没有。齐坤当时任网监处副科长，次年升为科长，2008年2月出任网监处网络管理处副处长。他从2004年1月负责网络管理监察全国工作。网络管理处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北京市直属门户网站及重点单位网站的管理，网吧等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负责病毒管理、安全产品管理等等。
齐坤拿来一份材料给于兵看，于兵让齐赶紧找江民公司和金山公司提供假证。
在于兵的一手策划下，2005年七八月间，江民公司、金山公司和启明星公司分别向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书面报告了2005年5月至6月病毒高发情况。
江民公司的副总经理事后在供述中说，当时，网监处的人给他打电话说要掌握一些情况，让其公司写疫情报告，并对报告提出要求，“报告里的IP地址是网监处的人提供的”。
报告提交后历经一番修改，“写完后通过邮件发给网监处的承办人，他打电话说写的不行让修改，改完后又发给这个承办人，他说了行了，就打印了一份并盖章。”
而时任金山公司市场部经理在供述中说，他们公司出具的2005年7月初爆发病毒情况的说明，“内容是网监处拟好的。”
后来，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对2005年病毒疫情的分析检测显示，2005年五六月份的病毒疫情比较稳定，6月排名前三的感染数量百分比总体在下降。
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一名副处长后来也证实，“病毒每年都有，并不是2005年高发，现在看来应该是为做这个案子。”
报案材料找到后，还需要寻找受害人。
与东方微点公司共用一个路由器的健桥公司和思麦特公司被发现曾感染病毒。
时任健桥公司总经理的陈辉事后在供述中说，关于损失10万元的情况说明，内容和语言是网监处民警口述，由公司员工打印的。
张鹏云和齐坤的供述也印证了这一情况。张鹏云说，在发现健桥公司曾感染病毒后，他向于兵汇报，于兵让他按每家公司10万元左右的损失报，并且要求出具一个纸质的损失证明。
报案材料和受害人均具备之后，他们需要建立受害人和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于是专门为此召开论证会，证明这些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东方微点公司传播的病毒所致。
包括江民公司、金山公司、启明星公司等多家防病毒公司的相关人员参与了论证会，他们大多数认为“使用同一公共物理设备的其他15家ADSL用户”有可能会传播病毒。但这并不是一个肯定的结论。
会后，齐坤把论证纪要给于兵看，于兵说格式不对，“要有一致性的专家意见。”
于是，齐坤按于兵修改了纪要，把专家意见“基本可以确定”改为“可以确定”，把专家的打印记录签字一页附到了新纪要后。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2005年8月30日凌晨，东方微点公司副总田亚葵被从家中带走。
网监处办公室副主任证实，田亚葵案的刑事立案审批手续他也签了字，“是补签的，签的时候于兵也已经签了”。
利益输送
假案有诸多环节可以被败露，但最终还是顺风顺水地走完了全程。
2008年8月2日，北京奥运会前夕，瑞星公司副总经理赵四章正准备通过北京首都机场出境，但被办案人员拦下。
赵四章是于兵专案组成立后，首个被控制的关键人物。
赵四章是瑞星董事长王莘的表哥，擅长于政府公关。正是通过赵的手，瑞星向网监处输送利益，让网监处制造假案。
目前，赵四章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尚未起诉，对于他的行为，到底属于个人行贿还是公司行贿，目前还未界定。
据刘旭称，查处这起假案的材料堆起来达1米多高。他给纪委有关部门提供的举报材料显示，2005年6月，瑞星就开始向网监处有关官员行贿。
瑞星公司的独立董事、北京中润会计师事务所也参与了造假。
赵四章后来在供述中说，于兵让其找一个熟一点的会计师事务所。2005年八九月份，张鹏云带领中润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到思麦特公司和健桥公司进行损失评估。后来，北京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给这家事务所支付了评估费，这些账单和发票也列入判决书认定的证据中。
在后来的供述中，该所合伙人邹志文说，“评估过程中有一些瑕疵，健桥公司和思麦特公司的损失鉴定价值有点高”。
然而，这起假案的关键证据链条断裂并不在此，而是被指认传播病毒的电脑后来经过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的检测鉴定发现，被认定的受害人的电脑感染的四种病毒，该电脑中只发现其中三种，而且病毒从未激活过。
同时，用于上网的ADSL宽带的开通时间与病毒传播的时间也前后矛盾，在被指控的传播病毒时间，该电话机的ADSL宽带业务尚未开通。假案有诸多环节可以被败露，但最终还是顺风顺水地走完了全程。
假案披露后，背后的利益链条得以浮上水面。
于兵在一审宣判中被认定收受瑞星公司贿赂420万元。齐坤则在办案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瑞星公司副总赵四章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至此，于兵等人一手制造的假案，后被北京市纪委定性为“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的“三假”案件。
在于兵出逃前的几个月，东方微点公司的主动防御反病毒软件通过了公安部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验中心的检验，并取得了销售许可证。
此前，网监处曾给该检测中心发函，因为东方微点公司涉嫌刑事案件，产品推后检验。这一拖就是3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产品被用于开闭幕式电脑系统的病毒防御。然而，反病毒软件的最佳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东方微点损失惨重。

2009年10月14日下午4点23分，何胜凯带了两把刀，闯进了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他的目标是法院院长和法官，此前他两次来踩点，打听院长办公室的位置。

两年前，他在日记中写道：“誓将满腔悲愤，化作三尺刀锋。”那时，他还在监狱服刑。

何胜凯后来对警方的供述中交待了他要进法院杀人的原因，“他们把我害惨了。”

他的全部行凶过程进入了法院的监控录像：一个神情紧张的年轻人，沿着法院大门前的台阶往上走，右手上搭着一件睡衣，头戴黑色帽子。

不到一分钟时间内，他刺杀了三名物业管理人员（包括保安）和一名法警。其中三人重伤，法警不治身亡。

其中一位身穿工作服的女物管，被何胜凯误以为是法官，遭到追杀，身中5刀。在警方的笔录中何胜凯交代了这一细节。

此案开庭前，何胜凯的辩护律师，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熊烈锁和解瑞松会见了何，何后悔自己杀害了那么多无辜人员，“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

在律师离开前，他反复强调，自己去杀法官的行为，“于私，是为了出气；于公，是为国家除害”。

2010年7月21日，此案在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何胜凯一审被判处死刑。

何胜凯被抓当日，警方从他家中发现不少他的日记、申诉书及摘抄的名人名言等记录。

这些文字成了他与内心对话的载体，苦闷与压抑、理想与现实，他在内心的激烈冲突中走向暴力犯罪之路。

 凶案前发生了什么？

凶案发生前一个礼拜，何胜凯的母亲和姐姐专门去了20公里外的一个村里，花8千元找了一个叫“曹神仙”的法师做法，“驱除何胜凯身上的邪气”。这是她们第二次去找这个“曹神仙”。

因为何胜凯一两个月以来“像撞了鬼一样”，不吃家里的饭菜，不喝家里的水，也不吃饭馆里的饭菜，只吃商店里包装的东西。去年10月18日，何胜凯被抓当天，记者在他家中看到何胜凯还没吃完的半箱方便面。

开庭前，何胜凯的辩护律师熊烈锁和解瑞松会见了何，何坚称杀人之前那段时间有人要陷害他。他对律师说，他在外面吃一碗米粉，结果生病了，为此他还专门去阳光医院检查，觉得有人对他下了毒。

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像何胜凯这种情况应当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何胜凯的辩护律师提交的鉴定申请、家属提交的相关情况反映均没有被法院采纳。

据何胜凯的家人讲，何的精神变化大约在去年八九月份，源于两件事。一是上访，二是与女朋友分手。

何胜凯自2008年3月25日出狱以来，因为对前案的判决不服，一直在上访。

大约去年8月份左右，他从遵义市中院上访回来后，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对姐姐何胜先说，“今天上访的人很多，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一个有冤，比我冤大的还更多。”那次，他在法院高声大谈反腐败，许多访民附和他。他的姐姐对他说，“你上访就上访，不要有事无事说国家腐败，什么时代都是这样子的。”

他却不认这个理，“那边上班的人用眼睛瞪着我看，有的人偷偷看我，我看他，他又不看我了。”从此以后，每次上访回来，他都觉得有人跟踪他，他姐姐开导说，“你是重要人物吗？你有钱吗？你对别人够不成威胁，人家怎么会跟踪你呢？”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段，他与女朋友分手了。“有人收买和胁迫我女朋友，让她和我分手。”在对警方的供述中，他这样说。可他女朋友否认了这一说法。

此后，何胜凯的精神幻觉更甚，有一次大晴天，他对他姐姐说，“你看，外面乌云密布。”姐姐说，“你神经哦。”

何胜凯的姐姐还记得弟弟刚出狱那天的事情。她觉得，何胜凯的精神幻觉也许与监狱生活有关。

2008年3月25日，何胜凯的三姐在看守所门口等了一整天，终于在傍晚等到了何胜凯，带他去洗了个澡，买了一身新衣服后，回了家。可是，何胜凯要住在外面，他认为家里一定有监控器，他把家里从客厅到每一个房间都翻了个遍，没有发现监控器才在家里住下。

行凶前半个月，正值国庆六十周年，电视里反复播放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镜头，他在家里看了2天电视。他姐姐说，平时他很少看电视。

看完阅兵式后，他觉得“共和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也“存在严重的阴暗面，无数的苍生在哭泣”。10月3日，他给国家领导人写的一封信中，这两句话出现在信中。

这封信还不乏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尖锐批判，“娱乐城里挤满了一批又一批供他们玩乐的女子，养就了一大批败类、寄生虫，严重侵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他觉得他要做些什么，在一篇没有注明日期的日记中写道：“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

何胜凯的人生路

何胜凯只有9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原因是，父亲是个酒鬼和赌徒，一年到头只知道喝酒和赌博，回家后发酒疯，扁担和火钳都成了父亲施暴的工具。

何胜凯和二姐何胜先跟随爸爸生活。何胜先说，从小何胜凯就言语少，喜欢读书。有了委屈，“经常一个人半夜里包着被子痛哭”。

对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记得很深，多次向姐姐、姐夫讲过。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上讲台朗读他写的作文，因为衣服破烂，他还没有走上讲台就被叫回座位。

“生来命就苦。”何胜凯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2006年9月23日的日记中，他自问，“我怎又如此懦弱，内心脆弱？童年迹痕？现在我就要改变造就自己。”

他很喜欢摘录人性修炼的名言警句，如“成功没有偶然”、“人生不怕遇事，就怕你不会去处理”、“永不言败”等等。即使对待监狱里严管生活，他仍然觉得“有好的一面，”“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身体”。

初中毕业后，何胜凯像普通的农村青年一样，开始找工作，当过餐厅服务员、学过厨师、推销过圆珠笔。因为离遵义市不远，他们不用长途跋涉去沿海地区打工，做些小生意，总能糊口。

何胜凯2008年3月份出狱后（此指前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2年半），一度陷入迷茫，他考了驾照，去应聘过小货车司机，家电商场的送货员，都没有成功。他问他姐姐：我到底能干些什么？他姐姐安慰他说，“你的驾照是新卡的，肯定不好找工作。”

在一份自述中，他写道：“生来命就苦，不能怪政府；时运有点背，不能怪社会。”

但去年3月份，他还是找到了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开了一个文具店，生意还算不错，一个月的收入有两三千块。而且，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幸福似乎重新在向他招手。

在店里闲来无事时，他还经常《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为此他需要纸要坐十多分钟公交进城买报纸。

在自述中，何胜凯有时觉得他自己“身无长物，唯有笔似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有时，他又认为自己是一个精英。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穿的棉衣太脏了，“我是国家的精英、社会的精英，哪怕是衬衣上有一点污垢，都是很不好的。”

何胜凯曾反复思索人生的意义，“我深深地迷惑，生命的意义在那里？” 他自问，“何以未成为国家栋梁，却来到这里（指监狱）学习反省，成为了人民的罪人呢？”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皑分析说，何胜凯存在三重心理上的冲突，第一层冲突是‘自我正义感’与司法正义的冲突；第二层冲突是过高的自我预期和现实生活中属于弱势群体的冲突；第三层是对国家的理想预期与恶劣的现实环境的冲突。

面对这三层冲突，“何胜凯的态度不是否认自己，而是否认了他所处的环境”，认为一切不幸都是环境和他人造成的，“他把他认为的一切不幸都归责到外部环境，因而采取了极端行为。”

 他为什么上访？

何胜凯的命运转折发生在2005年9月25日。

这一天傍晚，何胜凯在陆安霞的店门口遇到了唐坤地。唐坤地是他的邻居，祖籍是四川，和何胜凯的奶奶是本家，两家结拜了表亲，关系本来很好。

1997年，唐坤地修建房子，占了一部分属于何胜凯家的地，当时地并不值钱，唐坤地也没有为此支付费用。

郊区的发展越来越快，外来人口一年比一年多。土地越来越值钱，成为第一稀缺资源。

他们两家都开始把平房改造成楼房，为了房子的采光等问题，两家开始产生矛盾，本来并不算是纠纷的“占地”旧事也被重提。据何胜凯的姐姐讲，2004年八九月间，唐坤地无缘无故把她母亲的脸打肿了，但她母亲既没有报警，也没有要对方赔偿。

9月25日那天，唐坤地和何胜凯在陆安霞的店门口打了起来。这件事在何胜凯的日记和申诉信中多次提到，“我在回家路上遇见唐坤地，问他赔不赔我家土地，他就骂我老子还怕你这龟儿子，让我饱尝老拳，我奋起抵抗自卫。”

厮打过程中，何胜凯用刀将唐坤地刺伤了。闯了祸以后，何胜凯吓得跑到浙江去躲了一个礼拜，他姐姐劝他，“事情都发生了，总要面对。”他回来了，还没到家，就被抓了。因此，何胜凯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2年半。但到底是谁先动手打人，当时的判决并未查明。

何胜凯杀人案的辩护律师熊烈锁和解瑞松分析说，“唐坤地所受的伤都在身体左侧，那么很可能是其被唐坤地殴打并挤压在地上是拔刀自卫，这也符合何胜凯事后对家人说的情况。”

何胜凯的辩护律师还写了一份前案的再审申请书，申请书中还提到前案的诸多疑点：何胜凯是否是蓄意带刀？伤者唐坤地到底是自己去医院，还是被人送去？关键的目击证人陆安霞在事发后遭到唐坤地殴打有无调查？

这些至今仍没有得到法院方面任何答复。相反，在开庭之前，法院有关人员曾给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在法庭不要提前案。

何胜凯的申诉信中，还提到自己在前案中被刑讯逼供，“长征派出所李昭翔将我吊起来，4个多小时，水米不进。李昭翔写好材料，提着我的手乱盖……”对于这一情况，官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本报记者获悉，李昭翔在半年多前被调离该派出所，但原因不明。

在唐坤地和何胜凯发生纠纷前，唐坤地当上了生产小组的会计，何胜凯认为这也是自己败诉的一个原因，他在日记中说，“资源的不对等、地位的不平等，我知道，我所能动用的资源太悬殊，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

那次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唐坤地，在电话中听到是记者后，立即挂断电话。本报记者再次拨打，并问当时是谁先动手打人，他避而不答，而是说，“我只见公安，不见记者。”然后挂断电话。

2010年7月21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宣读完毕，法官问何胜凯还有什么要说，何胜凯要求法庭把前案重查，“死也要死得个明白。”何胜先转述说。

去年10月，何胜凯杀人案发后，贵州省政法委的有关人员表示，对何胜凯前案的情况正在调查，而至今没有公布任何调查结果。

何胜凯在一封申诉信的结尾写道：“来到这里，就是相信国家有正义，民族有正气，为民做主是政府的天职，义不容辞。”

为什么悲剧一再上演

    因为弟弟在法庭上的“死也要死得明白”的一句话，7月22日，何胜凯的姐姐何胜先来北京了。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日夜兼程，还在重庆机场大厅睡了一晚上。

弟弟被判死刑是她意料之中的事，但当听到法官说出死刑二字时，她还是忍不住咬着嘴唇痛哭，她怕弟弟听到更伤心。

何胜先曾经说，她与弟弟不同，他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可现在，为了弟弟那句话，她也开始坚忍不拔地上访。这像是一场接力赛，弟弟上访多年走向犯罪。现在，轮到她继续上访，上访的事由却没有任何变化。

在2010年7月9日的庭审现场，被害人钟世鑫的妻子和儿子到了庭审现场。凶杀现场的录像作为证据在法庭播放，钟世鑫的妻子心如刀绞，伤心抽泣。

她的丈夫是遵义市中院的法警，为人和气厚道。遵义市的几名老上访户自发给他送来了花圈，因为这个法警从来不骂他们，大热天还让他们到里面坐，冬天还问他们冷不冷。

凶手何胜凯曾经是一个积极生活的好青年。遇害人钟世鑫是一个和气厚道之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互不相识，没有任何仇恨。可是，莫名地，他们走到一起，一个人命归黄泉，另一个人等待进一步的审判。
    这个凶杀案中，其他几位受害人分别是刘育红、王义碧和璩先武。至今，受伤较重的刘育红和王义碧还没有完全康复，在医院做理疗。刘育红只有27岁，还没有结婚，受伤时来法院上班只有4个月。璩先武伤势较轻，但运动过后，还是能感觉到胸部的伤疤不舒服。

 对于这五个家庭来说，没有一个赢家。他们的亲人们都在默默承受着失去亲人，可能失去亲人或亲人伤残的痛苦。

何胜凯案曾被网民称为“贵州杨佳案”，它距杨佳案发生只有1年3个月14天。8个月16天以后，湖南永州零陵区法院再发惨案。

这些几起案件都有类似的特点：凶手的目标都是这个机关的公职人员，但是凶手和死者之间互不相识。

已经处理，或正在处理的案件，也呈现相似的特征：司法机关快刀斩乱麻把这个案件处理掉，至于引起这个案件的主要原因——在前案中可能存在司法不公，从来没有公布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没有人因为前案而被追究责任。

法律人士评价说，民众对单个个案的疑惑没有消除。司法机关人员受到莫名的攻击之后，自身保卫意识越来越强，与民众隔膜越来越深。血案没有使我们警醒，反而一步步倒退。

 大概是在奥运会前夕，我通过卫星电视收看到巴伯对温家宝总理的采访，其中谈到外汇储备的运用问题。

后来，某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问到，中国为什么不把大量的外汇储备用到国内的建设，比如农村什么。温家宝再次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到外汇储备的管理体制，财政部要用这个钱是要发国债的。从这些提问和回答来看，西方记者在金融知识方面仍不够专业，温的回答倒是运用专业知识把这个问题回避了。

从这次两次问答，我一直试图搞明白外汇储备的使用问题。我一直以为，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由中央银行持有，实际并非如此。另外，还涉及到强制结汇制度，后文再谈。

抄录一段如下：

一国的外汇储备可以由财政部持有，也可以由中央银行持有。当一国的外汇储备由财政部持有时，财政部可以用财政结余资金收购外汇形成储备，此时，外汇储备的增加只会通过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的增减影响银行和货币政策的操作。如果财政资金没有结余需发行国家收购外汇，则会对社会资金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对银行信贷和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而在这种时候，财政部一般在做出发债购买外汇的决定后，具体操作由中央银行执行。央行可以通过代财政部发债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来调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也叫超额储备或头寸），并通过公开市场的操作影响货币市场利率。

如果是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则外汇储备的增加必然伴随货币的大量吐出。当基础货币的吐出超过正常货币供应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货币数量时，中央银行必须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流动性。如果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课供卖出的油价证劵，央行就只能在负债访民做文章，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或者发行自身的债券，即中央银行票据。

由于财政资金主要存放在央行，因而无论是发行国债还是发行央行票据，都会减少社会公众的资金量，都会起到减少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作用，因而也都会对货币市场利率产生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外汇储备增加爱的情况下发行国债和发行央行票据兑市场的影响是等价的，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外汇储备制度。

2，           八家农村资金互助社。P40

农村金融这些年有所发展，可都去发展小额贷款了，互助金融却被忽视。我看到这本书后才知道，到这本书截稿时，全国才只有8家资金互助社，真让人吃惊！是因为信用社垄断了市场？还是政策放不开。

通过百度百科查到相关资料：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业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银监发〔2007〕7号

基本概述

农村资金互助社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以服务社员为宗旨，谋农村资金互助社求社员共同利益。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独立的法人，对社员股金、积累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法人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以其社员股金和在本社的社员积累为限对该社承担责任。

 　　农村资金互助社从事经营活动，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诚实守信，审慎经营，依法接受应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

可是，看这个暂行规定，把互助社限制死了：

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审慎经营，严格进行风险管理：

　　（一）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二）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

　　（三）对单一农村小企业社员及其关联企业社员、单一农民社员及其在同一户口薄上的其他社员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20％；

　　（四）对前十大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五）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

（六）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要求。

第四十四条 农村资金互助社开办其他业务应经属地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入股限制

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村小企业向资金互助社入股，其持股比农村资金互助社 入股例不得超过资金互助社股本总额的10％，超过5％的应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社员入股必须以货币出资，不得以实物、贷款或其他方式入股。

入股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农村资金互助社 入股达到一定年龄和智力状态正常的公民通过自己独立的行为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 　　2.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本地有固定住所且居住满3年）在入股资金互助社所在乡镇或行政村内； 　　3.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且来源合法，达到规定的入股金额起点； 　　4.诚实守信，声誉良好。

3，           经常项目。P59

经常项目指本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而经常发生的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对外贸易收支、非贸易往来和无偿转让三个项目。

通常国际收支平衡表有三项主要账目，即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平衡项目。

经常项目的内容

（1）商品的进出口

　　包括绝大多数可移动货物在跨国界交易中所有权的转移。有时商品所有权已经转移，但商品尚未出入国境，也应列入商品进出口项目中。其中包括：船舶、飞机、天然气和石油钻机几钻井平台等；本国船只打捞的货物及捕获的鱼类等水产品并直接在国外出售者；本国政府在国外购进商品、供应本国在另一国的使用者；进口上已取得商品所有权、但在入境前已湿或损坏者。有的商品虽已出入国境，但所有权并未改变的，不列入商品进出口项目。 　　例如经过加工转制、包装、修理、改装后再运往国外销售的商品等，但经加工增加的价值，应作为向外国人提供的劳务。此外，列入商品进出口项目的还有：作为一般商品的黄金等贵金属和宝石，政府的进出口商品，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移民的随身携带财物，走私货物等。

（2）劳务费用

　　主要包括：商品的运输费、保险费和其他附属费用，如港口费用、客运的车、船票及车、船上的其他劳务费用等；旅游，即旅游者在该国停留期间为本人或他人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投资收入，包括经营直接投资企业的利润收入和参股投资者所得的股息收入；以及其他商品和劳务收支，即上述各项以外的官方交易、私人交易和私人财产收入等。此外，使领馆人员工资等开支，本国居民在国外的财产收入，商品进出口以外的商业销售、专业服务和技术服务，如通信和计算机服务，金融服务如贷款的利息，版权及许可证费，乘客保险等非商品保险等，也包括在劳务费用项目中。

（3）单方面转移款项

主要包括移民转移款项、侨民汇款，政府无偿援助、赠款，政府向国际组织缴纳的行政费用等。

4，           同业拆借。P58

同业拆借是指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之间为了调剂资金余缺，利用资金融通过程的时间差、空间差、行际差来调剂资金而进行的短期借贷。我国金融机构间同业拆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负责管理、组织、监督和稽核。金融机构用于拆出的资金只限于交足准备金、留足5%备付金、归还人民银行到期贷款之后的闲置资金，拆入的资金只能用于弥补票据清算、先支后收等临时性资金周转的需要。严禁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参与同业拆借活动。

我国同业拆借市场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鼓励金融机构利用资金的行际差、地区差和时间差进行同业拆借。1986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相互拆借。其后，同业拆借市场开始发展起来，并在广州、武汉、上海等大中城市成立了资金市场、融资公司等同业拆借中介机构。1988年，由于部分地区金融机构违反有关资金拆借的规定，用拆借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拆借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对同业拆借市场的违规行为进行了整顿，撤销了各地的融资公司，对融资中介机构进行了整顿。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第一次用专门的法规形式对同业拆借市场管理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拆借市场有了一定的规范和发展。

　　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受当时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同业拆借市场又出现了严重的违规拆借现象，大量拆借资金被用于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开发区项目及炒卖炒买股票，一些市场中介机构乱提高拆借资金利率，一些商业银行绕过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规模的控制，超负荷拆借资金。这种状况造成了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外流，干扰了金融宏观调控，使国家重点资金需要无法保证，影响了银行的正常运营，扰乱了金融秩序。为了扭转这一混乱状况，199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整顿拆借市场的要求，把规范拆借市场作为整顿金融秩序的一个突破口，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再一次对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整顿，撤销了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的同业拆借市场中介机构，规定了同业拆借最高利率，拆借市场秩序开始好转。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同业拆借市场的混乱现象，199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同年6月放开了对同业拆借利率的管制，拆借利率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自行决定，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CHIBOR）。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包括金融机构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提供的交易系统进行的同业拆借（称一级网），以及通过各地融资中心进行的同业拆借（称二级网）。随着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金融机构直接进行拆借交易的渠道已经开通，199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停办各地融资中心业务，清理收回逾期拆出资金，撤销相应的机构。

　　随着同业拆借市场不断完善，同业拆借市场交易量逐年扩大，2000年成交6728亿元，比1999年增加了1.04倍。从货币市场交易的期限结构看，1997年7天以内(包括隔夜)的同业拆借的比重为32.5%；而2000年同业拆借的期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7天以内(包括隔夜)的同业拆借比重已上升为71.4%。这一指标的变化表明，同业拆借市场已成为金融机构之间调节短期头寸的重要场所。

作为货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8月19日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到2000年底，已有12家证券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拆入资金2981亿元，拆出资金6.4亿元。

列金融机构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进入同业拆借市场：

　　（一）政策性银行；

　　（二）中资商业银行；

　　（三）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

　　（四）城市信用合作社；

　　（五）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合社；

　　（六）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七）信托公司；

　　（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九）金融租赁公司；

　　（十）汽车金融公司；

　　（十一）证券公司；

　　（十二）保险公司；

　　（十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十四）中资商业银行（不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授权的一级分支机构；

　　（十五）外国银行分行；

　　（十六）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机构。

5，           城镇化率。P37

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通常用市人口和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人口城镇化率的统计方法，是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城镇化率为基础，以每年的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结果进行推算。

6，           非审慎限制。P64

7，           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 P89

　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是与经常项目并列的两个主要项目之一，用于统计资本国际收支的项目，主要包括资本和储备两项内容。

　资本项目资本项目（Capital Account）资本项目：指资本的输出输入，所反映的是本国和外国之间以货币表示的债权债务的变动，换言之，就是一国为了某种经济目的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发生的资本跨国界的收支项目。在国际收支统计，资本项目亦称资本账户。包括各国间股票、债券、证券等的交易，以及一国政府、居民或企业在国外的存款。分为长期资本（合同规定偿还期超过1年的资本或像公司股本一样未定偿还期资本）和短期资本（即期付款的资本和合同规定借款期为1年和1年以下的资本）。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项目按期限划分为长期资本往来和短期资本往来。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也就是要消除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各项目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兑换限制、区域限制、补贴及课税等，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资本项目自由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居民既可以通过经常项目的交易获得外汇，也可以自由地通过资本项目的交易获得外汇；二是所获外汇既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给银行也可以在国内或国外持有；三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所需要的外汇可自由在外汇市场上购得；四是国内外居民可自由地将本币在国内外持有来满足资产需求。

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巨额直接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逐渐对资本流入国外汇市场形成压力。第二，外债总额的持续增加，将加大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金融风险，这部分债务的偿还和安排需要全面均衡。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出将会有增无减，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在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动更为便利，资本外逃的成本降低。第二，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基于逃避金融压抑、规避国内风险等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会进一步加大。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后，随着资本流入和外债的增加，银行和企业也会增加对外资产，从而导致国内对国外的直接投资或证券都将大幅度增长。

8，           汇金公司。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目前直接控股参股金融机构包括六家大型商业银行、两家证券公司、两家综合性机构和一家再保险公司。

2003年12月，中央汇金公司成立，总部设在北京，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对国有商业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2007年9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从中国人民银行购买中央汇金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将上述股权作为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出资的一部分，注入中投公司。中央汇金公司的重要股东职责由国务院行使。中央汇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由国务院任命，对国务院负责。

　　中央汇金公司根据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中央汇金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目前中央汇金公司控股参股金融机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投公司根据国务院要求持有中央汇金公司股权。中投公司开展投资业务和中央汇金公司代表国家行使股东职能的行为之间有严格的隔离。

9，           混业

所谓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企业以科学的组织方式在货币和资本市场进行多业务、多品种、多方式的交叉经营和服务的总称。金融混业经营是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从国内外的情况看，混业经营有诸多公认的好处，比如：为资金更合理的使用、更快的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助于金融各个领域之间发挥协同作用，减少或避免拮抗作用；有助于对风险的系统监管等。只有混业经营才有助于对风险的系统监管。

10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指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即由国内各家银行购买不向社会发行）和交易并约定在一年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还期限在一年以内十年以下的是中期债券，偿还期限在十年以上的叫做是长期债券。

11场外交易

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 OTC ）:指非上市或上市的证券，不在交易所内进行交易而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的活动，而是私下以高于或低于供销会上规定的价格或附有其他条件（如搭配次货、以物易物等）的价格达成的交易。 又称“店头交易”或“柜台交易”

我国场外交易的证券形式 我国现有场外交易证券，至少包括以下类型： 　　1．定向募集公司发行的股票。依照1992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我国曾批准设立了近万家定向募集公司。目前，除少数定向募集公司增资转变为上市公司外，尚存相当数量的定向募集公司。定向募集公司向社会法人发行的股权证依然具有股票的基本属性，只是其流通性受到法律法规限制，但依照协议办理转让依然是实践中常见的交易方式。我国历史上的两个证券交易系统STAQ和NET，均以接受定向募集公司发行之法人股股票作为主要交易对象。该两个交易系统已停办，法人股通常以协议方式转让。 　　2．公司发起人股股票。从1992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直至1994年《公司法》实施，我国法律都认可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此类公司不得向社会公众募集股份，而只能由发起人认购股份。对于募集设立的股份公司来说，同样存在发起人股。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份在公司设立后3年内不得转让；在3年期限届满时，发起人股可以协议方式转让。 　　3．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本中，通常都包括发起人股、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有些还有待上市的职工股。其中，除社会公众股属于流通股并应进行场内交易外，其余股份均属于限制流通股或非流通股，可依法进行转让。根据现行法律，转让发起人股应当符合公司设立后3年内不得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其他国家股、法人股和职工股仅得以协议方式进行转让，不得上市流通。依法转让发起人股、国家股、法人股以及职工股时，必须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过户登记申请，并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相应手续，否则不发生股份转让的效力。可见，转让上市公司发起人股等非流通股，也同样采取场外交易形式进行转让，而不能按照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规则流通。 　　4．非上市公司债券。《公司法》确立了公司债券的独立法律地位。就已发行公司债券来说，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债券尚属少数，大多数公司债券只能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此类转让在性质上，也属于场外交易。 　　5．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或公司债券可以依法办理质押。证券质押虽未形成证券的现实流通，但却使得公司股票或债券具有了发生转让的潜在可能性，同样有赖于场外交易和场外交易市场的存在。 　　6．不记名证券。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股票和债券有记名证券和不记名证券两种。记名证券应由证券持有人背书转让；不记名证券则因证券交付而发生转让。从实践情况看，公司股票多属于记名证券，公司债券则多属于不记名证券。在理论上，非上市证券的背书转让和交付转让，也属于场外交易。 　　场外交易市场确实存在着某些现实特点。它不同于证券交易所，甚至没有类似STAQ和NET了那样相对集中的市场形式，有的学者甚至明确否认证券公司可以办理柜台交易。在此情况下，我国场外交易市场的表现形式十分零乱，有时是以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交易场所，有时是以股票发行人营业地作为交易场所。在证券公司挂牌收购非上市证券时，甚至无法否认证券公司营业场所具有场外交易市场的性质。无论场外交易和场外交易场所的存在形式如何变化，我国存在场外交易和场外交易场所的事实，属于不争之理。

12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经政府证券主管机关批准设立的集中进行证券交易的有形场所。在我国有四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台湾证券交易所。

柜台交易，是指在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所进行的债券交易，又称店头交易或场外交易。交易的证券多为未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证券，但也包括一部分上市证券。

13柜台交易

柜台交易是交易商通过电子网络进行集中交易，减少了市场庄家这环节，成本相对交易所要低。柜台交易市场没有固定交易场所。在柜台交易市场交易的股票是未在任何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比较著名的柜台交易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的柜台交易市场（OTC Bulletin Board，OTCBB）和粉色板市场（Pink Sheets Board）。

14利率互换

利率互换是指交易双方以一定的名义本金为基础，将该本金产生的以一种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支出）流与对方的以另一种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支出）流相。交换的只是不同特征的利息，没有实质本金的互换。利率互换可以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利率互换是在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之前进行转换。

利率互换是受合同约束的双方在一定时间内按一定金额的本金彼此交换现金流量的协议。在利率互换中，若现有头寸为负债，则互换的第一步是与债务利息相配对的利息收入；通过与现有受险部位配对后，借款人通过互换交易的第二步创造所需头寸。利率互换可以改变利率风险。 　　利率互换固定利率支付者：在利率互换交易中支付固定利率；在利率互换交易中接受浮动利率；买进互换；是互换交易多头；称为支付方；是债券市场空头；对长期固定利率负债与浮动利率资产价格敏感。浮动利率支付者：在利率互换交易中支付浮动利率；在利率互换交易中接受固定利率；出售互换；是互换交易空头；称为接受方；是债券市场多头；对长期浮动利率负债与固定利率资产价格敏感。

15保险深密

保险深度是指某地保费收入占该地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反映了该地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保险深度取决于一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保险业的发展速度。

保险密度是指按当地人口计算的人均保险费额。 保险密度反映了该地国民参加保险的程度，一国国民经济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16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其实就是一类投资公司 investment company 。作为公司，每一个共同基金都有各自的经理、员工、运作方式和目标等等。基金的投资目标反映出它之所以成立和存在的理由。简而言之，共同基金集合了一部分委托人的资金，并代表他们的利益进行有预设目的投资。每个基金公司都会雇佣投资专业人士来管理基金的投资组合，通常称他们为投资组合管理者。共同基金是把大量投资者和雇员的钱集中在一起，从而购买各个厂商的股票。以一组投资者的名义购买并由专业投资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管理的股票、债券和其他资产的组合。

在英语中，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的mutual意为joint（联合），而fund有holding（控制）之意,即把许多人的钱集中起来进行专业化投资的运作。

开放式基金

（在美国也叫 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随时可以以净资产价值（NAV）赎回或发行股份，净资产价值是所持全部证券的市场价格除以发行股数。开放式基金的发行股数随着投资者购买新股或赎回旧股而每日变动。A

封闭式基金

不以NAV赎回或发行股份。封闭式基金的股份和其他普通股一样通过经纪人进行交易，因此它们的价格不同于净资产价值。 　　共同基金，是指基金公司依法设立，以发行股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者作为基金公司股东面目出现。它在结构上类似于一般股份公司，但本身不从事实际运作，而将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同时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为保管基金资产。其设立的法律文件是基金公司章程及招募说明书。

简单点说共同基金，是指基金公司依法设立，以发行股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者作为基金公司股东面目出现。它在结构上类似于一般股份公司，但本身不从事实际运作，而将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同时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为保管基金资产。其设立的法律文件是基金公司章程及招募说明书。

17无风险收益率

无风险收益率是指把资金投资于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对象所能得到的收益率。一般会把这一收益率作为基本收益，再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无风险收益率的大小由纯粹利率（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补偿率两部分组成。

18再贴现率

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再贴现率，常为中央银行控制通货的手段之一。即当市面资金过多中国人民银行时，中央银行可提高利率，以促进市场一般利率提升。反之则降低再贴现率使市场利率下跌。想要预测市场利率的可能变动，再贴现率，常是最好的先行指针。

19基准利率

基准利率是金融市场上具有普遍参照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平或金融资产价格均可根据这一基准利率水平来确定。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融资者衡量融资成本，投资者计算投资收益，以及管理层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客观上都要求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基准利率水平作参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机制形成的核心。

基准利率在西方国家传统上是中央银行的再贴现利率，不过也不尽然，英国的基准利率就金融机构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著名的基准利率有伦敦同业拆放利率（LIBOR）和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在中国，以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家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规定的存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具体而言，一般普通民众把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市场基准利率指标，银行则是把隔夜拆借利率作为市场基准利率。

20，强制结汇

　强制结售汇制度强制结售汇制度是指，除国家规定的外汇账户可以保留外，企业和个人必须将多余的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外汇指定银行必须把高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头寸的外汇在银行间市场卖出。在这套制度里，央行是银行间市场最大的接盘者，从而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

　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结汇是指外汇收入者将其外汇收入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后者按市场汇率付给本币的行为。结汇分为强制结汇、意愿结汇和限额结汇等形式。强制结汇是指所有外汇收人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不允许保留外汇；意愿结汇是指外汇收入可以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也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保留，结汇与否由外汇收入所有者自己决定；限额结汇是指外汇收入在国家核定的限额内可不结汇，超过限额的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

实行结汇制度的目的是将我国企业的外汇收入及时足额地汇人外汇储备，为进口支付外汇提供保障，通常在外汇储备规模较小时，主要采取强制结汇方式；随着外汇瓶颈的解除，意愿结汇更符合间接管理的需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外汇收支状况，我国同时采用强制结汇和限额结汇两种方式，即对一般中资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而年进出口总额和注册资本达到一定规模、财务状况良好的中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开立外汇账户，实行限额结汇。在银行结汇制度下，特别是在强制结汇制度下，外汇指定银行比较被动地从企业和个人手中购买外汇，无法对外汇币种、数量进行选择，由此形成的外汇头寸特别容易遭受外汇风险。

21做空

是卖出建仓，准备赚取下跌差价！ 做空是一种股票、期货等的投资术语，比如说当你预计某一股票未来会跌，就在当期价位高时卖出你拥有的股票(实际交易是买入看跌的合约)，再到股价跌到一定程度时买进,以现价还给卖方，这样差价就是你的利润。

做空机制对于股票市场来讲，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绝对不容忽视。

22做市商

做市商(market maker) 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证券经营法人作为特许交易商，不断地向公众投资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即双向报价），并在该价位上接受公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做市商通过这种不断买卖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满足公众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做市商(Market maker)，指金融市场上的一些独立的证券交易商，为投资者承担某一只证券的买进和卖出，买卖双方不需等待交易对手出现，只要有做市商出面承担交易对手方即可达成交易。做市商制度是不同于竞价交易方式的一种证券交易制度，一般为柜台交易市场所采用。做市商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证券经营法人作为特许交易商，不断向公众投资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双向报价并在该价位上接受公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做市商通过这种不断买卖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满足公众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做市商通过买卖报价的适当差额来补偿所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并实现一定的利润。

可现在，为了弟弟“要死个明白”那句话，她也开始坚忍不拔地上访。这像是一场接力赛，弟弟上访多年走向犯罪。现在，轮到她继续上访，上访的事由却没有任何变化。

他的姐姐有板有眼地向我讲述了多次被人跟踪的经历，这正如他的弟弟之前所述一样。我问她：你是不是也是幻觉？她说不是。我没有亲历，无法证实。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马皑提醒我们，做犯罪人的报道不要刻意偏向弱势群体，使‘弱势群体’成为一种犯罪的‘自我合理化’。我也有这样的担心：报道会成为帮杀人犯的开脱罪责的文字，却对受害者的苦难充耳不闻。

然而，当我开始接触这些涉案当事人后，我改变了看法。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悲剧。凶手是曾经是一个积极生活的好青年。被害死者是一个和气厚道之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互不相识，没有任何仇恨，生活也都谈不上富足。

从上海杨佳案、贵州何胜凯案，再到湖南朱军案，一个个无缘无故的血案在发生，一幕幕悲剧在上演。

这些案件发生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司法机关快刀斩乱麻把这个案件处理掉，至于引起这个案件的主要原因——在前案中可能存在司法不公，从来没有公布有说服力的解释。所有的这类案件杀人动机被简单归结为“仇恨社会”，网友们则调侃地说，他们仇恨的不是社会，是公职人员，而且是与凶手接触过的、特定机关的公职人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案子都不是莫名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背后都有原因。虽然，这些原因当然不能用来对抗罪犯应受到的惩罚。

媒体不是司法机关，我们并不能下结论，比如，何胜凯的前案是否真的存在司法不公，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是司法机关应当在如此重大的案件发生后彻查此事，并公之于众，而不是提前给律师打招呼，让律师也不要在法庭上提及前案。

只有这样的反思，才是真正的反思。如果前案中相关人员真的有过错，应当追究这些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进步，血案没有使我们警醒，反而一步步倒退。民众单个个案的疑惑没有消除，司法机关人员受到莫名的攻击之后，与民众隔膜越来越深。